美国经济学家纳克斯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一书中提出了“贫困恶性循环论”的观点。纳克斯认为，资本稀缺是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发展中国家在宏观经济中存在着供给和需求两个循环。从供给方面看，低收入意味着低储蓄能力，低储蓄能力导致资本形成不足，资本形成不足使生产率难以提高，低生产率又造成低收入，这样周而复始，完成一个循环。从需求方面看，低收入意味着低购买力，低购买力使投资引诱不足，投资引诱不足使生产率难以提高，低生产率又造成低收入，这样周而复始又完成了一个循环。两个循环互相影响，使经济情况无法好转，经济增长难以出现。
从纳克斯的分析看，如果收入水平高，储蓄能力强，投资规模大，产业的发展会迅速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进而进入一个更高的循环。另一方面，收入水平高也会扩大消费需求。因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突破低储蓄率，通过国家集中财力或者借助外力加大投资是打破上述恶性循环的关键。
“贫困恶性循环论”在帮助我们认识贫困形成的机制上，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单纯从经济上分析贫困机制是片面的。实际上，贫困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有形贫困与无形贫困的结合体。文化贫困主要表现在文化结构、内容、形式的“贫瘠”，文化意识的保守及价值观与思维方式的陈旧落后等方面。贵州喀斯特少数民族地区除了最典型的酒文化现象，很少有现代文化的影子。这些隐性因素的存在，使当地人在环境恶劣和人口增长的双重压力下，为了生存需要而采取原始、盲目的经济开发行为，导致人地关系恶化。也正是因为这种缺乏经济支撑的文化态势和缺乏文化基石的经济择向二者的恶性互动，加剧、加深了这类地区深层次的贫困，且积重难返。只有通过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道德修养，倡导新型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使人们树立协调共生的人地观，才能推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经济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文化进步，保证了人地关系的良性发展。贵州喀斯特山区扶贫的实践证明，即使在自然条件极端恶劣，资本供给极端贫乏，当地居民购买力极为低下的喀斯特山区，只要进行适当引导，在提高当地人的消费意识、劳动意识、财富意识以及提供示范样板的基础上，贫困地区完全可以突破贫困的恶性循环。例如，贵州花江峡谷区，区内喀斯特发育复杂，环境封闭，耕地地块小，地表水严重缺乏，人口压力重，少数民族人口多，资源开发强度高，环境退化十分严重，是贵州省内生存环境极端恶劣的贫困地区之一，在传统农业生产模式与脆弱的喀斯特峡谷生态环境的双重影响下，贫困问题十分突出。199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651元，人均粮食仅有181kg，且以玉米、红薯等粗粮为主，尚不能满足农户的基本生存需求。1993年以来，依靠政府扶贫，首先在查尔岩村和云洞湾村部分农户中实施花椒种植项目，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情况下，许多农户在政府几乎没有扶持的情况下，自动购置花椒苗、砂仁苗等进行大量种植，发展特色农业。到2000年，除水淹坝、板围、孔落箐三个村尚未摆脱贫困外，其余各村均已脱贫。云洞湾、查尔岩年收入超过5万元的农户已不在少数。不仅如此，各村还充分利用本地优势发展特色农业，使该区农户贫困状况迅速得到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也得到了提高。另外，农户对改变家乡穷山恶水的自信心明显增强，农户在食品消费方面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以吃玉米饭为主转变为以吃稻米饭为主，家庭食品消费中食用油的消费明显增加，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水土流失也得到了有效遏制。可见，提供资本的初始供给与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在突破贫困的恶性循环中是同等重要的。
贵州开发较晚，新中国成立前几乎没有工业，农业在相当长时期内处于自给半自给的小农经济状态。交通闭塞，文化教育发展滞后，缺乏“中心城市—城镇—乡村”完整的城乡联系条件，使贵州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处于一种边缘状态，而这种边缘性加剧了小农经济的封闭性，造成了贫困人口思想保守，观念陈旧，劳动力素质低下。社会经济发展滞后和人口素质低下的叠加，进一步加剧了贫困。
从贵州实际情况看，形成贫困的主要原因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地处偏远，交通、通信状况都很差
喀斯特环境的破碎性和封闭性使贵州喀斯特贫困区封闭性极强。地理区位偏僻，信息十分闭塞，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社会、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这是形成喀斯特区域贫困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紫云县处于贵州南部喀斯特最发育的典型地区，喀斯特环境的破碎性和封闭性使紫云贫困区域封闭性极强。尤其是麻山极贫区域，处于边远之地，地理区位的偏僻以及交通、通信的极不发达，使其经济、社会、文化都极为落后。
二、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极度脆弱
贵州贫困区一般喀斯特发育典型，封闭性强，土层瘠薄，水土流失严重，旱涝灾害频繁，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尤其是峰丛洼地等喀斯特环境类型，往往分布集中，发育典型，土层瘠薄，植被破坏严重，地表水源缺乏，旱涝灾害频繁，生存环境极端恶劣。由于人均耕地面积小，农民为了生存而大量砍伐，使喀斯特贫困区水土流失不断加剧，土层越来越薄。生态平衡严重失调，自然灾害频繁，河道及水库淤积严重，地面水源日渐枯竭。
三、资源条件差，人口环境容量低，人地矛盾突出
人口多，自然资源贫乏，可垦荒地以坡度较大的林牧地为主，可垦耕地十分有限，是典型的资源约束型地区。根据杨文禄等人的研究，花江示范区耕地的人口承载量最大为4358人，而目前示范区人口总量为6595人，人地矛盾十分突出。现有耕地土多田少且坡耕地多，中低产田比例大，地块小，地埂大，土层薄，肥力差，不仅产量低，而且水土流失严重，抗灾能力极弱，不能长期耕种。这是喀斯特生态环境恶劣区区域贫困得以形成的自然基础。
四、社会经济结构单一，功能脆弱，人口素质低下
贫困区经济结构一般以农业为主，农业中又以种植业尤其是粮食为主。例如，花江地区2001年全区农民总收入886万余元，其中第一产业收入为528万余元，种粮收入145万余元。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经济落后，后续支柱产业少，农产品精、深加工滞后，农产品生产被排斥在加工之外，处于初级农产品市场状态，直接影响到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这种单一的经济结构，生产水平低下，每遇天灾则生计难保，这在喀斯特峰丛洼地极贫区表现得极为典型。“贫穷—愚昧—高人口增长率—贫穷”的恶性循环是贫困地区普遍存在的现象，高出生率、高文盲率、地方病高发病率是喀斯特贫困区社会经济结构的重要特征之一。同时，喀斯特贫困区人才奇缺，加上封闭、落后、保守的思想观念，这使贫困区域社会发展程度很低，社会资源严重短缺。农民的经济活动大多局限在家庭形式上，社会关系和组织以血缘为主，活动空间狭小，人与人的结合方式以情感为主要纽带，所以社会结构简单，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大多停留在封闭的自然经济阶段，生产方式落后，产业结构单一，基础产业薄弱，基础设施落后，“造血”功能十分微弱。这是喀斯特贫困区域贫困的根本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喀斯特地区的区域贫困，实际上是贫困区内人在素质方面的贫困。
综上所述，贵州区域贫困有其自身的自然、历史与社会原因。喀斯特环境的地表破碎，山高谷深，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繁，生态系统失调，生活和生产条件较差，自然经济形成了比较封闭的人文社会环境。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原来单一的经济结构和初始而低值的产品，经济效益十分低下，而要改变这种状况，既没有适宜的自然环境又没有良好的社会人文环境，从而使这些地区的经济贫困表现出明显的“马太效应”。贫困是一个综合因素作用的产物，是一个由“陷阱（思维陷阱、视野陷阱、产业陷阱、资源陷阱）—隔离（地域隔离、手段隔离、观念隔离）—均衡（分配均衡、权力均衡、能力均衡）所构成的一个低层次的、低效率的、无序的、稳定的区域经济社会体系”。应该说，喀斯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是由长期劣势自然条件形成的失衡的生态系统，长期的自然经济形成的封闭的人文社会环境和长期的单一经济结构形成的脆弱、低值的经济态势共同组合的一个区域封闭、主体薄弱、供体贫瘠、载体超负的地理综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