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问题本身迫使胡塞尔逾越历史的变化而朝向使其得以可能的历史的先天。但是，一方面，作为一种历史文化事实，任何一门科学及其真理都以历史的先天为前提；另一方面，历史的先天却是一种理念化的成就，无疑也是一种历史文化事实。因此，产生历史的先天的理念化反过来又以历史的先天为前提，这二者之间应如何调解呢？（VI，363）
对此，胡塞尔诉诸先验主体性的自身思义。在他看来，历史的先天不是一个超世界的观念领域，而是位于先验主体性自身反思的经验领域，亦即最终明见性的领域。考虑到那些经验的历史科学，他把历史的先天规定为由前科学的历史经验之可能性条件和经验的历史科学之可能性条件构成的全体，因为“一切通常意义上的历史性的问题提法和指明，都已经以作为普遍的问题视域的历史为前提了”（VI，382）。然而，这种可通过回返最终明见性而被经验到的历史的先天是何种先天呢？对此，胡塞尔的回答是，它是进行最终构造的主体性的时间结构。这种主体性总在历史的当下将自身构造成时间性的东西，亦即“赫拉克利特之流”本身。在他看来，历史的世界视域总是作为蕴含在各个当下视域中的时间视域（Zeithorizont）被意识到，具有可揭示的本质结构。这是一种原则性的结构，一种从已显露的结构出发仍可更多地被摆明的结构（VI，378-380）。由于对具体的历史性的事实性的探究和规定都建基于这种作为原则性的结构的历史的先天，胡塞尔认为，一切真正的问题都只有诉诸历史的先天才能得到理解，它是“一切可设想的理解问题的普遍源泉”。显然，历史的先天“要求一种完全无条件的、超越一切历史事实性的明见性，真正绝然的明见性”，这与历史主义宣称一切真理都具有相对性的立场是截然对立的（VI，381）。正是基于历史的先天的立场，胡塞尔甚至在探讨历史性问题的《危机》语境中也能尖锐地批评历史主义的悖谬性：“我们首先还不需要对历史主义提出的事实进行某种批判的考察，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即关于它们的事实性的断言已经以历史的先天为前提了，如果这种断言应具有某种意义的话。”（VI，383）
鉴于历史的先天存在这种历史的当下的视域性，胡塞尔认为，只能以一种视域解释（Horizontauslegung）的方式获得历史世界的普遍先天。在他看来，“无论我们何时进行思考，我们都以一种明见性发现，我们有能力进行反思，能够朝视域望去，并且能够通过解释深入视域之中。但是我们有能力，并且我们自己也知道有能力，完全自由地在思想和想象中改变我们人的历史此在，以及改变在这里作为其生活世界被解释的东西。正是在这种自由改变当中，在对生活世界的可以想象到的可能性的熟悉当中，以绝然的明见性出现了一种贯穿于一切变体的本质普遍的持存者……作为总是被蕴含在流动的、活的视域中的本质。”（VI，383）这种“本质普遍的持存者”就是历史的先天。它们是拥有一个历史世界的可能性条件。作为这种可能性条件，它们不仅属于世界构造的成就，而且也属于先验主体性之时间性的自身构造的成就。这种历史的先天不同于客观的—逻辑的先天。后者是一种历史地生成的先天，因而是处于相对性之中的先天；而历史的先天是指历史世界的不变样式，它构成一切相对的先天的绝然的前提。
但问题是，既然胡塞尔认为，历史的先天是一种理念化的成就，那么这个“赫拉克利特之流”如何才能不被凝固成关于这个流的理念，而是仍被把握为流动本身呢？
作为拥有一个历史世界的可能性条件，历史的先天和其他所有先天一样，也是一种理念化成就。但是，由于这种理念化采取的是先验主体性自身思义的形式，因此，它是一种先行筹划。这种先行筹划不是完结性的筹划，而是必然在对其占有中被逾越。胡塞尔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认识到，先验的意识生活是一种连续不断的生成，是一个绝不会中断的历史，而“历史是越来越高级的意义构成物的一种完全为一个内在的目的论所统治的逐级的构造”（XI，219）。在他看来，先验的意识生活不是由一个固着了的世界整体来标识，它作为意向的生活总是超越自身。鉴于对先验的意识生活的目的论的理解，胡塞尔对意向性概念做了原则性修正，将其规定为先验意识生活的一种原本欲。在他看来，历史及其目的论开始于一种空乏的原意向（Urintention），从这种原意向产生了向一个尚不确定的开放视域的迈进，而这个视域只有在生成中才能逐步得到充实。作为对先验意识生活之新视域的开启，这种充实所实现的可能性不是一个自在地存在的固定不变的可能性。在历史的目的论的发展中，只有原意向所预示的目的指向（Zielrichtung）是确定的，但它却指向开放的未来。这意味着，先验主体性不断进行构造的意识生活绝不会被一种固定的、可被对象化的先天所限定，而是始终保持开放。因此，先验主体性不能以理论的—对象化的方式把握自身及其基础，只能在其自由的实行过程中认识自身历史的先天，亦即那种为其生活样式奠基并使之得以可能的东西。它以目的论的方式展开自身的先天可能性不是自在的可能性，而是通过其先验的意识生活的成就被构造出来的可能性。因此，尽管历史的先天是一种不变的样式，但却不能以对象化的反思方式把握，也不会被对象化的把握所穷尽。它本身是“赫拉克利特之流”，将在总是超越自身的意向性的构造成就中持续向前伸展。
最终，历史的先天在先验目的论的维度上呈现其介于历史主义与客观主义之间的本质形态，这种“之间”形态正凸显了现象学本身奇崛的哲学立场。
在我们这个历史时代，人们已愈益感受到历史相对主义的冲击，同时仍执拗地寻求人类精神的确定性，以此作为心灵栖居的家园。一方面，人们主张各民族文化存在的相对合理性，倡导价值多元；另一方面，人们也在艰难地探索普适价值的可能性。人类精神始终挣扎于历史主义与客观主义的二元张力之中。然而，尽管历史的现实无疑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多元的世界，尽管我们不能无视价值多元的存在和冲突的事实，我们却始终不甘心放弃对普遍价值的追寻。我们都追求公平，谋求正义，追寻道德的良序，希望实现政治的大同和文化信仰的宽容。尽管这也许永远无法实现，甚至我们知道这也许永远无法实现。但是，我们绝不会有丝毫的放弃。这是人类理性必须面对的现实。胡塞尔借助生活世界问题所开显的历史现象学向度，恰恰向我们展示了人类理性的这种悖论性精神境遇。同时，他试图在先验的目的论维度上调解历史主义与客观主义之间二元对立的努力，也为我们时代的哲学思考提供了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