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关于发生现象学的研究对于整体地理解和把握胡塞尔思想的本质形态和最终的哲学旨归至关重要，但是，它在胡塞尔现象学的总体研究中所占份额较小。这不仅缘于这一问题域本身的复杂性关联，还在于胡塞尔本人未能充分阐明发生现象学的观念和方法，未能足够清晰地揭示发生现象学的问题域的维度和层次结构。本书着重讨论胡塞尔后期思想中的“被动发生”（passive Genesis）问题，借以澄清其先验现象学观念论的本质形态。与之相关，我们需要预先讨论这样两个问题：（1）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的关系问题；（2）发生现象学的观念和方法问题。由于对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关系问题的探讨必然会展现发生现象学观念和方法问题的探讨方向，因此，我们主要就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的关系问题和“被动发生”问题这两个方面谈一谈国内外发生现象学的研究状况。
首先，就国内研究而言，最早触及发生现象学问题的是罗克汀先生[1]，稍后有倪梁康、张祥龙和汪文圣等先生。[2]2004年以后，国内学者关于胡塞尔发生现象学的探讨渐趋系统和深入。专著方面有方向红的《生成与解构——德里达早期现象学批判疏论》、朱刚的《本原与延异：德里达对本原形而上学的解构》和王恒的《时间性：自身与他者——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列维纳斯》。《生成与解构——德里达早期现象学批判疏论》用较大篇幅讨论了发生问题，尤其可参见该书第一部分“生成与差异”。但是，该书是在胡塞尔与德里达的争论中给出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的观点的，没有正面对发生现象学的观念和方法进行系统的阐释和论证。《本原与延异：德里达对本原形而上学的解构》从德里达与胡塞尔的论争中凸显出胡塞尔发生现象学的“起源”观念。《时间性：自身与他者——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列维纳斯》第一章第四节“时间意识：被动综合与反思”较为深入地探讨了胡塞尔的“被动发生”问题。此外，王庆丰的《德里达发生现象学研究》和钱捷的《超绝发生学原理（第一卷）》，也从不同侧面触及了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问题。
论文方面主要有倪梁康、张廷国、钱捷、方向红、马迎辉、张浩军、王庆丰等人的相关研究。张廷国2004年发表的《简析胡塞尔的“前谓词经验”理论》一文在“前谓词经验”的标题下探讨了胡塞尔的“被动发生”问题。钱捷2006年发表的《〈几何学的起源〉和发生现象学》一文从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的视角比较性地探讨了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先生自2008年以后发表了关于胡塞尔发生现象学的系列论文，深入和系统地探讨了发生现象学的核心观念和问题，引领了国内胡塞尔发生现象学研究的发展。其中，主要有《历史现象学与历史主义》《历史现象学的基本问题——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中的历史哲学思想》《赖耶缘起与意识发生——唯识学与现象学在纵—横意向性研究方面的比较与互补》《思考“自我”的两种方式——对胡塞尔1920年前后所撰三篇文字的重新解读》《“自我”发生的三个阶段——对胡塞尔1920年前后所撰三篇文字的重新解读》《纵意向性：时间、发生、历史——胡塞尔对它们之间内在关联的理解》《纵横意向——关于胡塞尔一生从自然、逻辑之维到精神、历史之维的思想道路的再反思》《现象学的历史与发生向度——胡塞尔与狄尔泰的思想因缘》《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历史问题——历史哲学的现象学—存在论向度》等。倪梁康先生的系列论文立足于时间、发生和历史这三个发生现象学的核心问题，从三者的内在关联出发，深入揭示了胡塞尔发生现象学的观念和问题维度。方向红的论文《静止的流动，间断的同一——基于胡塞尔时间手稿对意识之谜的辨析》和《自我的本己性质及其发展阶段——一个来自胡塞尔时间现象学手稿的视角》，从时间构造的角度探讨了自我的发生问题。马迎辉的论文《胡塞尔的双重意向性与〈观念〉》和《意向与时间化——胡塞尔时间构造中的发生问题》，借双重意向性和时间化问题探讨了发生与时间性的关系。张浩军的论文《论胡塞尔的“被动性”概念》《知觉的主动性与主动综合——对胡塞尔判断发生学的一个考察》和《从主动综合到被动综合——胡塞尔对康德“综合”理论的批评与发展》，探讨了主动发生（aktive Genesis）、被动发生问题及二者的关系。王庆丰的论文《回问与发生现象学的方法》和《现象学的发生概念——从胡塞尔到德里达》，从发生性回问的方法论层面揭示了胡塞尔发生现象学的观念。此外，朱刚的《理念、历史与交互意向性——试论胡塞尔的历史现象学》一文探讨主体间性与历史性（Geschichtlichkeit）的关系问题，陈伟《作为意识发生法则的动机引发——兼论胡塞尔超越论现象学的非笛卡尔式道路》一文探讨了意识发生的规则，李婉莉的《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及其对梅洛-庞蒂的启示》一文揭示了胡塞尔发生现象学的思想效应，栾林的《从静态现象学到发生现象学——理解胡塞尔现象学发展的一条线索》一文探讨了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的内在关联。
毋庸置疑，上述相关研究均在不同程度上触及了胡塞尔发生现象学的核心观念和问题，并且做了有益的探讨。综括起来，这些学者所聚焦的主要问题有：（1）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的关系问题，如倪梁康和马迎辉关于纵—横意向性问题的探讨；（2）意识和自我的发生问题，如倪梁康和方向红的相关研究；（3）发生与历史性的关系问题；（4）发生与时间性的关系问题，如倪梁康和马迎辉的相关探讨；（5）历史现象学问题，如倪梁康和朱刚的相关研究；（6）主动发生与被动发生的关系问题，如张浩军的相关探讨；（7）发生现象学的方法问题，如汪文圣和王庆丰的相关研究；（8）发生的规则问题，如陈伟的相关探讨；（9）被动发生问题，如张廷国和张浩军的相关研究。
这些探讨角度各异，涉及胡塞尔发生现象学研究的主要方面。但是，一方面，这些研究缺乏从观念到问题再到方法的系统研究；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缺乏系统性，它们未能深入揭示发生现象学问题域的总体维度和层次结构，以至于无法界定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无法真正澄清发生现象学的观念和方法，进而揭示发生现象学的可能限度。
其次，国外关于胡塞尔发生现象学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有如下著作。20世纪30年代有芬克的《现象学研究（1930—1939）》。20世纪50年代有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胡塞尔哲学中的发生问题》[3]、布兰德（Gerd Brand）的《世界、自我和时间》、迪麦尔（Alwin Diemer）的《胡塞尔：一种系统阐述他的现象学的尝试》和冯克（Gerhard Funke）的《论先验现象学》。20世纪60年代有兰德格雷贝的《现象学之路》、黑尔德的《活的当下》和耿宁的《胡塞尔与康德》。20世纪70年代有阿古雷（Antonio Aguire）的《发生现象学与还原》、索科罗夫斯基（Robert Sokolowski）的《胡塞尔构造概念的形成》、费恩（Hubert Fein）的《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发生与有效性》、霍伦斯坦的《联想现象学》、阿尔麦达（G.A.de Almeida）的《胡塞尔发生现象学中的意义与内容》和卡尔（David Carr）的《现象学与历史问题》。20世纪80年代有墨菲的《休谟与胡塞尔》、山口一郎（Yamaguchi，Ichiro）的《胡塞尔的被动综合与主体间性》、斯特洛克的《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和耿宁（与马尔巴赫、贝耐特合著）的《胡塞尔现象学导论》。20世纪90年代有李南麟的《胡塞尔的本能现象学》、斯泰因伯克的《家乡与来世》和库恩（Rolf Kuhn）的《胡塞尔的被动性概念》。2000年以来有威尔顿（Donn Welton）的《别样的胡塞尔》、窦瑙霍（Janet Donohoe）的《胡塞尔论伦理学与主体间性：从静态现象学到发生现象学》和蒙塔古瓦（K.S.Montagova）的《意识和认识的先验发生》等。另外还有一些讨论发生现象学问题的重要著作和论文在这里无法一一列出，我们会在后面的具体论述中涉及它们。
诚然，上述这些研究涉及胡塞尔发生现象学问题的方方面面，但与本书探讨的论题相关，我们重点就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的关系问题、发生现象学的观念和方法以及“被动发生”问题缕述如下。
一、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的关系问题
尽管胡塞尔后期转向发生现象学研究这一事实已得到确认，而且人们对“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共同构成先验现象学的完整系统”这一说法也几无异议[4]，但是，在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的关系问题上，论者之间却存在很大分歧。他们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并且都能从胡塞尔的著作中找到根据。具体来说，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1.补充说
这种观点认为，静态现象学以区域存在论的结构为引导线索，在意向行为与意向相关项的相关性中描述内在体验复合体的构造，借此达到对普遍的意识结构的构造性分析，但这种构造性分析仍停留于“现成的对象性”和“现成的统觉系统”的层次上；发生现象学则进一步探究这种静态意义上的构造的发生，亦即探究“现成的统觉系统”和“现成的对象性”的发生或起源，或者说，探究“现成的统觉系统”的历史和“现成的对象性”的历史。因此，在他们看来，发生现象学是静态现象学的必要补充，尽管静态的分析作为意识结构的描述方法始终是现象学的首要任务。这种观点以耿宁为代表，另外还有阿尔麦达、山口一郎和窦瑙霍等人。[5]当然，这些现象学专家的观点也存在某种区别。例如，在坚持这种补充说的基础上，山口一郎认为，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的关系应被看作一种在“之”字形的前进步骤中相互补充的关系，阿尔麦达则用意识流横剖面与纵剖面的关系来说明静态分析与发生性分析的关系。
2.基本步骤说
这种观点认为，静态现象学只是发生现象学的基本步骤和预备阶段，不能代表一种独立的现象学观念，它是发生现象学的一部分。这种观点以芬克为代表。
在其著名的论战文章《当代批评中的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中，芬克将现象学还原的实行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通过现象学还原达到一个临时性的先验主体性层次，亦即通过消除世间性的自身统觉（Selbstapperzeption）而使先验生活（transzendentale Leben）脱客体化（entobjektiviert）和脱世间化（entverweltlichet），并由此进入先验的信仰生活。对于先验的信仰生活来说，这种对世间性自身统觉的受缚状态（Befangenheit）是一种有效性相关项。在此阶段，这种有效性相关项还是不确定的。第二阶段是通过对这种不确定的有效性相关项之内在特征的探究揭示出先验信仰生活之深层的构造层次。在芬克看来，尽管在现象学还原第一阶段只能达到这种具有其不确定的有效性相关项的临时性的先验主体性层次是必然的，并且保持这种有效性相关项的不确定性也是必要的，因为借此我们可以获得先验生活之统摄性关联的全域，但现象学在本质上是“构造现象学”，因为现象学的真正论题既不是单纯的世界，也不是单纯与其相对的先验主体性，而是“世界在先验主体性的构造中的生成”。[6]随着现象学还原的进一步实行，那个临时性的先验主体性层次必然为高层次的现象学所克服，成为先验生活之自身构造性的一个层次。因此，尽管现象学还原第二阶段的构造性分析必须以第一阶段所揭示的先验主体的世界拥有（Welthabe）为基础，但第一阶段所完成的、对于先验生活的意向分析成果只能被看作“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7]在此我们看到，尽管芬克只字未提“发生”“发生现象学”“发生性的分析”和“发生性的构造”（genetische Konstitution）这些概念，但其对于现象学还原两阶段关系的论述所涉及的正是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的关系问题。这里的“还原第一阶段”的论题对应“静态现象学”的论题，而“还原第二阶段”的论题，亦即“构造现象学”的论题，对应发生现象学的论题。因此，在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的关系问题上，芬克明确坚持这种基本步骤说。持这种观点的现象学家还有克赖斯格斯（Ulrich Claesges）和斯特洛克等。[8]
3.重构或再结晶说
这种观点认为，静态现象学不能单纯被看作发生现象学的一个“基本步骤”或层次，发生现象学也不能单纯被看作静态现象学的一个必要“补充”。毋宁说，发生现象学的开显将会形成对静态现象学的“重构或再结晶”。这种观点以威尔顿为代表。在《别样的胡塞尔》中，威尔顿系统论述了这种“重构或再结晶”的观点。[9]在他看来，发生性分析从静态分析的结果出发，亦即探究静态的构造（statische Konstitution）的发生或起源，而一旦静态现象学本身成为发生现象学研究的引导线索，一种特有的“重构或再结晶”就成为必然。因为从发生性分析的观点来看，由于静态分析排除了发生问题，因而分析对象是一种从时间性中抽离出来的、“现成的”抽象物，是发生预先规定了静态的构造或静态现象。因此，为了达到对静态的构造或静态现象的具体把握，我们必须翻转引导线索的方向，从发生性的观点出发重新制定或修正以前静态分析的结果。持这种观点的还有霍伦斯坦、卡尔和斯泰因伯克等人。[10]
4.双重面孔说
这种观点认为，静态现象学和发生现象学代表两种独立的先验现象学观念，二者不能彼此还原。它们之间的差别表现在对构造之可能性条件的研究所选取的不同方向或采取的不同立场上。静态现象学的任务旨在揭示主观的有效性奠基，发生现象学的任务则是揭示发生性奠基，它们共同构成了先验现象学的完整形态，因而可以被称为“现象学的双重面孔”。持这种观点的有黑尔德、李南麟等。[11]
二、发生现象学的观念、方法和“被动发生”问题
从总体上说，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被划分为“主动发生”的问题域和“被动发生”的问题域，其中“被动发生”的问题域构成发生现象学的基层和核心，也是检验发生现象学的观念之成败的试金石。“被动发生”的标题下存在各种不同的问题维度和问题层次，如联想（Assoziation）、时间性（Zeitlichkeit）、触发（Affektion）、动机引发（Motivation）、原素（Hyle）、身体性（Leiblichkeit）等。下面是一些简略的介绍，涉及迄今为止在国际现象学界具有重要影响的关于被动发生问题的专论。
1.霍伦斯坦论联想现象学
在《联想现象学》中，霍伦斯坦详细论述了被动发生之基本原则的结构和功能。据他考察，只是从1917—1918年胡塞尔转向现象学的发生问题以后，联想论题才真正得以先验地展开，而胡塞尔也正是从这一时期起将目光延伸到被动性（Passivit?t）现象。因此，他认为，发生、联想和被动性在胡塞尔那里是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标签。霍伦斯坦的探讨从联想的形式出发。他认为，联想不仅在当下、过去和未来的内容性关联中起作用，而且参与了当下的构造，而那种在当下、过去和未来之内容性关联中起作用的联想的唤起（Weckung）正是以这种当下的构造为基点。据此，他区分了两种形式的联想，亦即原联想（Urassoziation）和通常意义上的联想。原联想包括触发性的联想和前触发性的联想；通常意义上的联想包括再造性的联想和预期性的联想。
与此相应，他对被动性现象做了区分。在他看来，被动性现象是没有自我参与（Ichbeteiligung）的意识现象，而它又可以区分出两个层次：原被动性（Urpassivit?t）层次和第二性的（sekund?re）被动性层次。原被动性现象是意识发生的最低层次。作为一种潜在的、一同起作用的过程，它伴随不同层次的主动意识成就一同进行，构成一切主动性（Aktivit?t）成就的前提。而第二性的被动性现象以主动性成就为前提，是主动性成就的积淀物，但又构成新的主动性成就的前提。在对联想的形式和被动性现象的层次做了这样的区分后，霍伦斯坦分别一般性地考察了联想在时间构造（Zeitkonstitution）、空间构造（Raumkonstitution）或动感构造（kin?sthetische Konstitution）、触发、共现（Appr?sentation）、接受性（Rezeptivit?t）、变式（Modalisierung）、认同（Identifizierung）、积淀（Sedimentierung）和习性化（Habitualisierung）等现象中的作用，借此确立了联想在被动性经验和接受性经验之构造中的地位。
据此，他又在分别考察了时间构造与联想性的综合、联想性的综合与对象的综合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几种联想性的综合的功能形式：融合（Verschmelzung）、统觉（Apperzeption）、共现、动机引发和被动综合（passive Synthese）。霍伦斯坦的研究表明，在发生现象学中，联想既是一种发生性的综合，又是一种被动的综合，可以将其看作被动发生最重要的构造形式。被动性现象正是借助于内时间意识中联想的综合作用而发生的，因此，联想与内时间意识的综合不仅被看作被动发生之最重要的功能形态，而且被看作被动发生的最普遍的原则。[12]
2.李南麟论本能现象学
在《胡塞尔的本能现象学》中，李南麟探讨了意识之被动发生的最低层次，亦即本能意向性（Instinktintentionalit?t）问题。他首先从“在胡塞尔那里本能现象学究竟如何可能被理解为一门先验理论”这一问题出发，考察了先验现象学本身及其基本概念——如意向性（Intentionalit?t）、内在、超越、原素、意向相关项、起源、奠基（Fundierung）、先验性（Transzendentalit?t）、先验观念论（transzendentale Idealismus）和先验主体性等——的歧义性特征。他认为，先验现象学的这种歧义性特征既非胡塞尔本人表述上的疏忽，也非后人阐释上的差误，而是一种本质的歧义性。它在“实事本身”方面有其根据，因为随着现象学分析的深入，“实事本身”将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这是从头开始的（anfangenden）先验现象学的宿命。
在他看来，本能现象学之所以可以被看作一门先验理论。正是由于随着现象学分析的深入，先验主体性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先验主体性的这种歧义性恰恰构成了先验现象学之根本歧义性的最终根源”。因此，先验现象学论题本身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现在，“由现象学分析的深化所开显的先验主体性概念与本能概念产生了一种可理解的含义统一性”。因此，先验现象学澄清先验主体性的任务必然转向系统地分析本能的结构。李南麟的研究表明，为了对本能的结构进行系统分析，胡塞尔必须严格区分两种完全不同的构造现象学的观念，亦即静态现象学和发生现象学，尤其要明确制定出发生现象学的观念和方法。因为在整个先验现象学系统中，发生现象学不仅是系统展开本能现象学的操作平台，而且本能现象学是发生现象学的“原始部分”（Urstück），其任务就是揭示发生性的构造的最低层。他认为，本能现象学的发展不仅符合发生现象学的内在逻辑，而且发生现象学的最终形态由本能现象学规定。因此，本能现象学同时也体现了胡塞尔彻底澄清其发生现象学观念的企图。[13]
3.山口一郎论被动综合与主体间性
在《胡塞尔的被动综合与主体间性》中，山口一郎系统地考察了胡塞尔的被动综合问题及其对于解决主体间性问题的意义。他认为，“交织起来的、具体的预先被给予性”的直观问题是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其后期对于主体间性问题的探讨正是从原则上澄清这种“业已交织在具体的预先被给予性中的主体间关联域”。但是，尽管胡塞尔对此有清楚的认识并且对这种“业已交织在具体的预先被给予性中的主体间性关联”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却并未将此深入的分析引向系统的结论。例如，《危机》中关于陌生主体之构造的描述仍停留于抽象的原真领域的层次，亦即停留于对那个绝对的、匿名的先验自我进行先验唯我论的自身时间化（Selbstzeitigung）和自身展显的分析层次上。在山口一郎看来，为了澄清这种“业已交织在具体的预先被给予性中的主体间性关联”，我们必须通过对世界具体化之被动综合的深入分析对之进行系统的建构，借此方能在这种系统的建构中探求主体间性的原则性根据。因为只有借助于对被动的、联想的综合的分析，才能澄清这种被动的、主体间的本欲意向性（Triebintentionalit?t）的作用机制或规则性，亦即原初的、原联想的、主体间的本欲意向性，内部身体性和外部身体性那种被动的、触发的、联想的统一化和陌生身体性之结对感知等的作用机制或规则性。
这些规则性克服了高级的、自身意识的自我主动性之个体性的唯一性而建立起被动的主体间性。当然，这种被动的主体间性不是主动的主体间性的独立基础，而是从一开始就受到高级的、社会的自我共同体的作用和影响。因此，系统的主体间性理论正是建立在被动的主体间性与主动的主体间性之交互奠基的基础之上，而这在胡塞尔关于主动性和被动性之等级性的思想那里有其根据。山口一郎还具体地将被动综合划分成“天生的本欲意向性”“感知领域的原联想”“触发”“接受”“素朴的把握”“展显”（Explikation）和“关联”（Relation）七个层次。他认为，“天生的本欲意向性”是一种最原初的被动综合，亦即原触发的或原联想的被动综合，它处于现象学整个构造系统的最低层。通过对“天生的本欲意向性”的发生性分析，我们可以追溯到“前存在”和“作为前构造者的前主体性”。由此，我们不仅可以澄清个体主体性本身的起源，而且可以通过在这种原触发的或原联想的被动综合层次上所发生的联想—结对的综合澄清主体间的同源性（Gleichursprünglichkeit）。在山口一郎看来，只有这种同源性才是胡塞尔整个主体间性理论建构的原根据。[14]
4.阿古雷论未分化的、非时间的开端
在《发生现象学与还原》中，阿古雷的研究论题旨在处理“通达还原的途径”的问题域。“现象学还原”在胡塞尔那里标识着超出生命和科学的自然实证领域的先验性转变方法，而其“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的理想正是建立在对此方法的思义之上。因为哲学的思义者借此方法才能获得绝对的确然性，亦即彻底排除所有的认识前提，从而达到绝对科学所要求的“无前提性”。因此，对此方法的思义标明了胡塞尔现象学的旨归：“由一种真正方法的力量而来的真正生成的真正开端（Anfang）。”（VII，142）阿古雷认为，尽管现象学还原的途径在胡塞尔那里不止一条，比如除了笛卡尔式的途径以外，还有心理学的途径、生活世界的途径等，但是，所有这些途径都包含这样一个基本思想：试图借助一种对经验着世界的意识的批判论证悬搁或还原的动机，悬搁或还原是作为其必然性结果而从这种批判中产生的。也就是说，所有的还原途径都必然以这种动机引发性的批判为基础。
在此基础上，阿古雷试图确立这样一个观点：悬搁或还原是经验批判的结果，而这种批判恰恰是先验观念论本身的建构。因此，悬搁或还原是先验观念论的结果。但问题是，这种作为还原之动机引发的先验观念论本身就应是现象学的自身思义（Selbstbesinnung）。据此，这种自身思义就处于一种悖论境地：为了能够成为现象学的，这种先验观念论恰恰需要现象学还原，而它本身却应是还原的引发动机。也就是说，它以其想要论证的东西为前提。为了解决这一悖论，阿古雷区分了单纯方法性的还原和先验现象学或哲学的还原。
单纯方法性的还原使我们的目光从对世间之物的唯一的指向性中解放出来，转向我们的体验。它把这种体验看作显现（Erscheinung），亦即看作现实性之自身给予的（selbstgebende）场所。但是，这种单纯方法性的还原中已存在一个原则性的决断：仅将对象或世界一般看作经验的经验物。这种原则性的决断的合法性何在？阿古雷认为，其合法性在于一个基本的明察：“世界存在，但它的存在在于我的陈述。”这里所表达的是一种怀疑的意识，它使所有的存在物都与现时经验着的主体相关。因此，先验现象学的自身思义之内在的、系统的开端在于怀疑。在阿古雷看来，这种开端的悬搁，亦即单纯方法性的悬搁，是一种怀疑的悬搁。它不触及存在之物的客体性，也不对存在和存在者的意义做陈述。但是，它使思义者看到了意识与现实性之普遍的相关性。因而，不是绝对的对象或世界而是其对于意识的相关性方式，不是存在者而是显现，将成为这种思义的开端。
阿古雷由此推进到其研究的中心论题：作为严格科学的现象学建立在这样一种可能性的基础上，即在严格排除存在现实性的情况下，只将显现，亦即现实性之意识的方式论题化。显现作为原素之立义的产物，与立义、原素一同构成意识的实项（reelle）要素，体验在其活的实行中就由这些要素组成。但是，在体验中，意识超出实项要素而朝向被意指的对象。它是关于某物的意识，意向对象不可分割地属于这种经验性的生活。阿古雷认为，胡塞尔的立义—原素或统觉—原素图式尽管遭受多方诟病，却是构成整个先验现象学学说或先验现象学观念论的支柱。因为，胡塞尔自始至终都将意识看作被统摄地构造着的意识。换句话说，他总是将世界规定为原功能性的主体性的普遍的统觉。在静态的意向分析中，统觉与原素的区别只是暂时的，其最终意义只有通过对内时间意识的分析才能得到理解。而当这种统觉—原素图式获得一种时间性的—历史性的意义时，静态现象学就过渡到发生现象学。只有发生现象学才能完成先验现象学的观念论，才能兑现彻底的经验批判。
根据阿古雷的观点，现象学要想澄清存在和存在者的最终意义，就必须从静态现象学过渡到发生现象学。这种过渡是现象学思义逐步深化的过程，直至内时间意识。其出发点是静态现象学所获得的作为意向意指物的对象。通过对其经验的视域结构的揭示，经验着世界的生活的各种不同的层级和结构逐渐显露出来。它揭示自身是一个“无限的生活关联域”（Lebenszusammenhang），一切对象性都以严格的动机引发的方式产生于其中。从发生现象学的观点看，现实的经验物是统觉的产物，亦即被统摄、被经验为某物，而这个某物总是隶属于某种预先熟悉的经验类型。这种预先熟悉的经验类型是源于经验历史的习性获得物。统觉把当下的被给予物转载到其历史之上，这种经验的历史以历史地获得的视域形态规定着先验主体性的当下生活。因此，统觉是生成于现时经验中的、先验主体性的发生性的—历史性的状态。当现象学的思义深入这种发生性的—历史性的层级时，所有的现实性就揭示自身是某个绝对的、未分化的开端之发生性分化的结果。与原功能性的（urfungierende）主体性的非历史性不同，所有存在者和全部现实性都是统摄性的构成物，因而完全是历史的产物。由此，阿古雷站在发生现象学的立场上做出了论证：先验主体性的充分展显就是先验观念论，它作为经验的批判将动机引发先验现象学还原。而由于先验观念论显露了一切存在者普遍的历史性，亦即其统摄性的状态，因此，还原就是回溯到纯粹的现象。这种纯粹的现象是一种无视域的和无统摄的显现，亦即未分化的、非时间的开端。[15]
5.阿尔麦达论开端与起源
在《胡塞尔发生现象学中的意义与内容》中，阿尔麦达从胡塞尔的代现理论（Repr?sentationstheorie）或立义（Auffassung）—内容（Inhalt）图式切入，以静态现象学向发生现象学的发展所面临的理论困境为线索，通过对静态的构造与发生性的构造之本质区别的阐明，揭示出立义—内容图式在发生现象学中所必然导致的“最初的开端”和“无穷回退”的悖论。借此，他阐明了发生现象学的本质：关于构造过程之世界起源的探究。
代现理论是胡塞尔早期现象学研究最重要的理论假设之一。尽管随着先验主体性和先验构造的揭示，代现理论呈现出某种新的意义，但是，其主导思想始终未变：在意识的体验流中，认识对象由直观内容展示自身，直观内容只有借助于主观实行的立义综合才能成为对象的展示性内容。由于被给予内容只能被看作对象的展示性内容，而立义自身带有某种意义，它赋予被给予内容灵魂，并借此赋予其对象关涉性（Gegenstandsbezogenheit）。因此，意义和内容是认识意向性的两个基本原则，它们在立义综合中彼此中介。阿尔麦达的分析表明，在静态现象学的范围内，代现理论或立义—内容图式不会招致明显的理论疑难。但是，当现象学开始通过一种发生性的分析将意向过程本身论题化时，一旦问题涉及被动综合中被给予内容或感觉素材（Empfindungsdaten）的构造和主动综合（aktive Synthese）中意义的制作，就必须放弃这种解释图式。
阿尔麦达认为，首先，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的决定性区别在于对先验主体性之存在方式的不同理解。在静态现象学中，自我本身只具有一种逻辑意义，它是意识行为的一种意义结构，一个本身空乏的关系极。而在发生现象学中，自我是一个主动制作性的主体和习性的基底，因而是一个历史的、生成性的自我。这个自我不是源于构造，而是源于生活。其次，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的区别在于构造概念的本质规定的差异。在静态现象学中，构造仅仅意味着意向活动的杂多与意向相关项的杂多之间的相关性，或自我的行为与对象之间功能性的相关性，因而仅仅考虑到意义给予（Sinngebung）本身。而在发生现象学中，构造则意味着意义给予本身之可能性的创立。在静态现象学的范围内，由于构造意义和内容之主体性的规则性还不是主体之具体的制作权能（Erzeugungsverm?gen），而只是逻辑的可能性条件，因此，意义的先天性和内容的预先被给予性尚不构成明显的理论疑难。而在发生现象学中，意向性被理解为一种主动的制作过程，意义和内容本身被看作具体主体的成就，因而意义和内容的构造问题就成了论题。这种发生性的构造问题域的展开，必然导致一种悖论性的结果。
在阿尔麦达看来，与静态现象学将最初的综合要素仅仅看作立义综合之结构性的奠基层次（Fundierungsschicht）不同，从发生性分析的立场出发，还必须探求一个时间上的最初之物。于是，意向过程的开端问题，亦即原统觉问题就产生了。在这种原统觉中，某物第一次获得被给予性，因此需要探究：构造性综合中的立义内容和立义意义是如何被构造出来的？对此，似乎存在二者择一的回答，即要么接受“无穷回退”，要么承认存在“最初的开端”。按照第一种回答，所有综合的构造要素本身都是在先前的综合中被构造出来的，结果导致构造过程的无穷回退。按照第二种回答，存在最终的构造要素，即感觉素材和原初的对象意义。它们直接作为最终的和不可逾越的可理解性的视域存在于那里，亦即作为知性的事实性先天存在。但是，阿尔麦达认为，事实上，现象学中不存在这种二者择一的回答。就“无穷回退”而言，构造过程本身的无穷回退意味着构造最终是无根基的；就“最初的开端”而言，如果构造过程中存在一个纯粹意识事实方面的“最初的开端”，那么构造过程也是无根基的。因为虽然它似乎有一个最终的基础，但是，这与构造意向性的观念相悖。构造意向性意味着，对于主体来说，只有通过主体的构造力而生成的东西才是存在的。因此，这种纯粹的意识事实是一种非理性的被给予性。
阿尔麦达认为，这种“无穷回退”和“最初的开端”的两难抉择潜存于代现理论中。只要现象学仅限于对意向性做静态的描述，这种理论疑难就是潜在的；而当胡塞尔对意向性做发生性的分析时，它就会凸显出来。在静态现象学中，意向描述处理的是意向过程的共时性问题，没有将意向过程本身论题化。它仅揭示各种综合或意义给予的层级建构，因此，行为意向的分析——它将意向活动的功能和原素的或意向相关项的杂多作为论题——恰好适合于解析这种多层次的综合或意义给予。但是，在意向过程之发生问题的探讨中，这种行为意向的分析不仅不合适，而且清晰地凸显出理论上两难抉择的困境。在阿尔麦达看来，只有以行为意向的分析处理发生问题时，才会产生这种两难抉择的困境。因为从行为意向性（Aktintentionalit?t）的立场出发，我们必须把所有综合的成就都看作某个现时的实行行为的结果，因而必须解析这种在时间进程中现时进行的综合。而这意味着，要么承认存在“最初的开端”（在它那里尚未有综合被实行），陷入非理性的开端的疑难；要么接受“无穷回退”，而这不仅与行为意向性分析所要求的开端的观念相悖，而且意味着构造过程本身是无根基的。阿尔麦达指出，行为意向性的发生性分析从一开始就未切中发生现象学的本质，而且必然导致这种两难困境。在他看来，视域意向性（Horizontintentionalit?t）的发生性分析则能够避免这种两难抉择。因为它不再寻求最初的意义给予，而是力图指明，一切事实的意义给予都从对世界的原亲熟状态（Urbekanntsein）中获得其意义和其被给予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各个经验行为在自身中内在地拥有作为经验视域（Erfahrunghorizont）的世界，它构成各个经验行为的视域，也只有从这个视域出发，我们才能理解各个被经验之物。因此，对被奠基的对象性之发生关联的揭示表明，构成最终层次的不是感性的个体，而是作为视域整体的世界。
根据阿尔麦达的论述，世界现象必然在行为意向的分析视野之外。因为行为意向的分析指向对象之物的明见性，并把对象之物看作意义要素和内容要素之综合的产物。但是，发生性的分析表明，立义内容和立义意义不是封闭的统一性，它们具有视域般的整体性特征。也就是说，意义和内容自身含有一个非封闭的综合。通过对某个统摄性功能之被给予内容的解析，我们不是回返到那种从虚无中生成的基本要素，而是回返到在感觉的时间过程中时间结构的整体。同样，通过对谓词判断之意义复合体的解析，我们不是回返到最终的意义统一性，而是回返到作为无所不包的理解视域（Verstehenshorizont）的世界。阿尔麦达认为，作为视域的世界是无限的、可能的经验统一性，这种经验统一性具有观念的本质。它既是一个综合的、历史的生成过程，又是一种观念性的存在。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目的论的经验统一性。作为综合地生成着的经验统一性，世界是内容规定之被给予性的游戏空间；而作为观念存在着的经验统一性，世界是被给予物之意义规定的游戏空间。因此，意义构造和内容构造的最终基础是作为目的论的经验统一性的世界。对意义蕴含或意义历史的揭示并不回溯到原统觉或原被给予性，而是回溯到作为一个无限的和观念的综合的经验视域之开放整体的世界。
根据阿尔麦达的分析，一方面，只有从世界经验的视域性出发，亦即只有通过对视域意向性的揭示，我们才能理解被动综合之具体的可能性：存在某类综合。它总已被完成，但却没有被现时地实行。被动综合的“被动性”与对感性素材的“接受性”无关，而与一个目的论的经验统一性的观念相关。只有这个观念能开启世界经验之无限进程的视域。另一方面，对于世界经验的被动综合之本质的明察能使我们理解，为何构造过程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开端，但却有一个出自世界的起源。世界总以构造生活之活的当下的视域的方式存在于那里。阿尔麦达的分析表明，发生问题不是关于行为意向过程的开端问题，而是关于构造过程的世界起源问题。因为作为经验视域，世界是一切意义性（Sinnhaftigkeit）的基础和一切能被给予物（Gegebenseink?nnens）的游戏空间。因此，真正的发生问题是世界与被给予物、世界与意义之间的起源关系问题。[16]
6.兰德格雷贝论被动构造
在《事实性与个体化》中，兰德格雷贝清晰地勾勒出被动构造（passive Konstitution）的问题维度和关联，及其在胡塞尔先验现象学中的地位。他认为，胡塞尔的构造概念的含义摇摆于“意义赋形”（Sinnbildung）与“创造”（Kreation）之间。构造概念的这种歧义性导致其后期“先验生活”这一核心概念的晦暗不明，而只有澄清“先验生活”概念，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先验主体性。因此，被动构造或被动综合问题对于正确理解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构造概念的这种歧义性并不存在于胡塞尔对主动构造（aktive Konstitution）或主动综合现象的分析中，而仅仅与被动构造或被动综合相关。
兰德格雷贝首先区分了第二性的被动性和原被动性。由于第二性的被动性是自我主动构造的获得物，本质上属于作为意义赋形的构造，因而他把问题限制在对原被动性或被动的前构造（Vorkonstitution）的探讨上，旨在澄清这种被动的前构造的本质及其具体的问题。
首先，兰德格雷贝探讨了被动的前构造与现象学反思的关系。在胡塞尔那里，原被动性的最低层是指时间意识的综合。在时间意识的综合中，自我将自身构造成时间性之物，并且意识到自身是一个意识流。自我在时间性中的自身构造（Selbstkonstitution）问题是其后期现象学反思的重要论题。他认为，作为意识流而贯穿先验的内时间的普遍的意识生活是一种被奠基的意向成就。只有通过对这种意向成就的分析，现象学还原才能揭示一切经验之最终的可能化根据（Erm?glichungsgrund）。而这种最终的基础层次，就是“原始地流动着的活的当下”或“在其持存着—流动着的生活中自身当下地流动着的绝对自我（absolute Ich）”。这个最终的功能性自我（fungierende Ich）是一切构造成就的源泉（Urquelle）。它构成一切超越之物的绝对基础，因而可以称之为“原现象（Urph?nomen）”，任何其他可以被称为现象的东西都起源于它。但问题是，我们应如何对待这种“原现象”，亦即如何确定最终的功能性自我的活动方式呢？
在兰德格雷贝看来，胡塞尔对此的回答似乎完全自相矛盾。一方面，他认为，最终的功能性自我之流动的时间化（Zeitigung）不是源于自我的作为（Tun），也就是说，被动的前构造的成就不是自我的成就。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时间性在所有方式上都是自我的成就。因此，问题在于，我们应如何确定最终的功能性自我的流动（Str?men）与自我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胡塞尔对此所做的悖论性的解释：“这个流动总是预先存在，而自我也预先存在。”
兰德格雷贝认为，关键是我们应如何理解胡塞尔在此所谈论的自我和自我的成就。根据胡塞尔的观点，一方面，原初的自我不是源于经验，而是源于生活。这种生活不是为自我而存在的，而是其本身就是这个原初的自我。另一方面，不能在主动的成就意义上理解此处所说的自我成就，因为“在这个原始被动的流动中，某种匿名的存在意义（Seinssinn）通过前时间化（Vorzeitigung）而使自身被时间化”。而只有通过事后的现象学反思，我们才能揭示这种匿名的存在意义及其前时间化过程。兰德格雷贝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活的当下这种匿名的存在意义，亦即“原现象”，不可能是一种自为的现象。因为只有当它成为反思的对象并因而被存在者化时，才能成为一种自为的现象。但是，反思指向的是业已完成了的活动，它是对这种活动的事后察觉。经过反思行为的中介，这种活动变样了。因此，在兰德格雷贝看来，反思不可能捕获这种活动本身，而现象学反思正是在“原现象”的认识中碰到了自身权能性的界限。
其次，兰德格雷贝分析了身体性之被动的前构造功能，并探讨了身体性与先验主体性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尽管“原现象”之构造过程的深层维度不能被现象学反思捕获，但是，为了澄清胡塞尔的先验主体性概念，我们必须追问：如果这种预先被动地被构造起来的存在意义是一种绝对的匿名性，而这种绝对的匿名性逃逸所有统摄性的对象化或意义给予，那么构造概念还能在意义赋形的意义上被理解吗？或者，我们必须把这种原始被动的流动理解为创造吗？而创造又意味着什么？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进一步思考：什么属于这种原流动的（urstr?mende）事件（Geschehen），在其中主体性本身通过时间化被构造出来？在他看来，这种东西就是功能性的身体性。身体性不仅是被构造起来的，而且也是构造性的。因此，首要的问题是：功能性的身体性在何种程度上属于作为先验主体性成就的被动的原构造（Urkonstitution），而这种先验主体性最基本的成就是其时间性的自身构造的综合？这种时间性的自身构造与身体性之间的关系如何？
按照兰德格雷贝的分析，时间赋形（Zeitbildung）之构造成就的概念只是纯粹的功能—形式概念，其构造成就的实行需要某种被给予性内容。但是，这种被给予性内容并非《讲座》中那种与原印象（Urimpression）的意识相关的原素素材（hyletische Daten）和《观念I》中那种作为无形式的材料的原素。尽管胡塞尔本人在后期关于发生性的构造的思考中已明确放弃了这种原素概念，比如在《现象学的心理学》中说“构造感觉素材的内时间意识”，在《沉思》中提及“提供一切材料的被动综合”，但是，他未能从中引出系统的结论。他没有对这种构造原素素材的成就做出明确的现象学分析。兰德格雷贝认为，只有通过动感意识（kin?sthetische Bewu?tsein）的分析，才能澄清原素素材的产生。因此，应当把时间意识的被动综合与动感的综合联系起来思考。因为如果没有印象就没有构造着时间的成就，如果没有动感就没有印象。在他看来，一切触发原初都是作为“我”的身体器官的感觉器官的触发，而一切动感运动都是感觉器官之触发的可能性条件。原素产生于动感过程，没有这种动感过程就没有活的流动着的当下。因此，身体性不仅是被构造之物，而且是构造性的。它是一个相应于各个感性领域的权能性系统，因而属于先验主体性。根据发生现象学的观点，身体在发生上首先是作为可支配物被获得的，因而对于“支配身体”的“能意识”（K?nnensbewu?tsein）在发生上先于发展了的“自我意识”（Ichbewu?tsein），对于“我的”（mein）的发现先于对于“自我”的发现。这表明，自我的自发性尚处于一种隐蔽状态，但却以隐蔽的方式起作用。兰德格雷贝认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胡塞尔那个悖论性的解释：“这个流动总是预先存在，而自我也预先存在。”
最后，兰德格雷贝对先验主体性之原流动的事件做出了本质规定。在《观念II》中，胡塞尔业已在自我的自发性意义上谈论在身体性中显现的先验主体性的“自然方面”（Naturseite），亦即作为构造性的先验主体性本身之被动的结构要素的“自然的基础”。但问题是，如果不是把自然看作与其自身相对的他物，而是看作其自身的一个“自然方面”，那么我们要如何理解先验主体性，进而又如何理解它的构造成就呢？兰德格雷贝认为，“先验主体性的自然方面”意味着，我们只是在它与身体性的—动感的构造成就相关的意义上认识自然的。除了在身体性的事件中显现的东西以外，我们对它不可能再有任何认识，而且我们一切关于这种身体性事件的认识最终都回涉到这种事件本身。因此，身体体验（Leiberlebnisse），亦即对支配身体的能意识不仅是构造性的，而且这种原流动的事件逃逸反思的指明。它超越了内在与外在、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形式与材料的对立，超越了一切属于反思概念的东西。就其本身是无基础的基础，亦即被看作绝对的基础而言，它是创造性的过程。兰德格雷贝的分析表明，这种原流动（Urstr?men）是一种绝对的事实性，它超越了一般与特殊、本质与事实之间的对立，而且由于自我与这种原流动以同样的方式预先存在，因此，自我也是绝对的事实性。[17]
毋庸讳言，上述研究通过对静态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的关系和被动发生问题的探讨，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胡塞尔发生现象学的观念，澄清了发生现象学的问题维度和层级结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发生现象学的方法论困境和发生现象学的可能限度。但是，从总体看来，这些相关研究仍缺乏对胡塞尔发生现象学的系统展示。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学者聚焦于特定角度和问题；另一方面则在于胡塞尔有关发生现象学研究的许多重要手稿仍在整理出版阶段。例如，2014年出版的《胡塞尔考评版全集》第42卷，即《现象学的界限问题》，尚未进入上述学者的研究视野。因此，进一步整理和出版胡塞尔的相关研究手稿是深入研究和完整把握胡塞尔发生现象学的必要准备和基础。
[1] 参见罗克汀：《现象学理论体系剖析——现象学横向研究》，第七章，广州，广州文化出版社，1990；《从现象学到存在主义的演变——现象学纵向研究》，第六章，广州，广州文化出版社，1990。在第一部书中，尽管作者区分出静态现象学和发生现象学，并对发生现象学做了明确的界定，但这一含糊的界定尚不能使我们将其与静态现象学明确地区分开来，而且作者未就二者的关系做任何说明。第二部书中则有两点令人不解：（1）作者在第三节“构成现象学”中未能划分“静态构成”和“发生构成”；（2）在第五节“单子论的自我学的现象学与相互主观性的现象学”中丝毫未论及“发生”问题，反倒是在第四节“形相现象学”中论及“发生”问题。
[2] 倪梁康先生的专著《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尽管不是系统讨论发生现象学的著作，但其对发生现象学相关概念做了明确的阐释，而且涉及发生现象学的主要概念。对此，可参见该书之“发生现象学”“发生性”“活的当下”“原素” “本欲”“本能”“积淀”“触发”“考古学”“目的论”“前自我”“时间化”等条目。张祥龙先生的专著《朝向事情本身——现象学导论七讲》在第四章“发生现象学一瞥”中有对胡塞尔发生现象学的宏观把握。汪文圣先生在专著《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第七章到第九章和《现象学与科学哲学》的第二章中对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3] 这部著作原本是德里达1954年的硕士答辩论文，法文版迟至1990年才得以出版。
[4] 在这里，斯泰因伯克是个例外。他在《家乡与来世——胡塞尔之后的世代性现象学》一书中探讨了作为世代现象学问题的世代问题。他认为，探讨世代问题的世代现象学是现象学的第三个维度，而这一维度既超出了静态现象学的范围，也超出了发生现象学的范围。参见Steinbock，A.J.：Home and Beyond：Generative Phenomenology after Husserl，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5，pp.3-4。
[5] 参见Kern，I.：Husserl und Kant：eine Untersuchung über Husserls Verh?ltnis zu Kant und zum Neukantianisum，Den Haag，Martinus Nijhoff，1964，S.351-353；Almeida，G.A.de.：Sinn und Inhalt in der Genetischen Ph?nomenologie E.Husserls，Den Haag，Martinus Nijhoff，1972，S.7-8；Yamaguchi，I.：Passive Synthesis und Intersubjektivit?t bei Edmund Husserl，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82，S.11-14；Donohoe，J.：Husserl on Ethics and Intersubjectivity：From Static to Genetic Phenomenology，New York，Humanity Books，2004，pp.11-12，20-21。
[6] 参见Fink，E.：Studien zur Ph?nomenologie：1930—1939，Den Haag，Martinus Nijhoff，1966，S.139。
[7] 参见Fink，E.：Studien zur Ph?nomenologie：1930—1939，Den Haag，Martinus Nijhoff，1966，S.142-143。
[8] 参见Claesges，U.：Edmund Husserls Theorie der Raumkonstitution，Den Haag，Martinus Nijhoff，1964，S.34；Str?ker，E.：Husserls Transzendental Ph?nomenologie，Frankfurt am Main，1987，S.156-169。
[9] 参见Welton，D.：The Other Husserl：The Horizons of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0，pp.235-236，251-255。
[10] 参见Holenstein，E.：Ph?nomenologie der Assoziation：Zur Struktur und Funktion eines Grundprinzips der passiven Genesis bei E.Husserl，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72，S.26-29；Carr，D.：Phenomenology and the Problem of History：A Study of Husserl's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4，pp.77-80；Steinbock，A.J.：Home and Beyond：Generative Phenomenology after Husserl，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5，pp.4-8，37-48。
[11] 参见Held，K.：Lebendige Gegenwart：Die Frage Nach der Seinsweise des Transzendentalen Ich bei Edmund Husserl，Entwickelt am Leitfaden der Zeitproblematik，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66，S.11；Claesges，U.，Held，K.（Hrsg.）：Perspektiven Transzendental Ph?nomenologischer Forschung， Den Haag，Martinus Nijhoff，1972，S.23-24；Lee，N.-I.：Edmund Husserls Ph?nomenologie der Instinkte，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3，S.3-28。
[12] 参见Holenstein，E.：Ph?nomenologie der Assoziation：Zur Struktur und Funktion eines Grundprinzips der Passiven Genesis bei E.Husserl，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72。
[13] 参见Lee，N.-I.：Edmund Husserls Ph?nomenologie der Instinkte，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3。
[14] 参见Yamaguchi，I.：Passive Synthesis und Intersubjektivit?t bei Edmund Husserl，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82。
[15] 参见Aguire，A.：Genetische Ph?nomenologie und Reduktion：Zur Letztbegründung der Wissenschaft aus der radikalen Skepsis im Denken E.Husserls，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70。
[16] 参见Almeida，G.A.de.：Sinn und Inhalt in der Genetischen Ph?nomenologie E.Husserls，Den Haag，Martinus Nijhoff，1972。
[17] 参见Landgrebe，L.：Faktizit?t und Individuation：Studien zu den Grundfragen der Ph?nomenologie，Hamburg，Meiner，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