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范式的辩证法解读: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研究

第二节 打破必然性:“崩溃的逻辑”背后的“差异性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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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打破传统哲学——包括辩证法哲学——的目的论归宿,破除其对“必然性”概念的迷信,阿多诺展开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激烈批判。在批判传统哲学的目的论情结同化了概念与概念所表达之物之间的差异性因素这个层面上,否定的辩证法被形容为“崩溃的逻辑”。然而,从理论的立足点来看,阿多诺则是把辩证法从抽象的思维领域拉回了他所理解的充分容纳了主体与客体自由关系的“经验”领域。阿多诺对传统形而上学认识论的批判,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就是概念与非概念之物的辩证关系,“这也是阿多诺解读形而上学历史的最基本的立足点”[1]。作为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起点概念的“经验”,却是“否定的辩证法”的底层理论视域[2]。只有在阿多诺的“经验”视域中,我们才能梳理出阿多诺的差异性逻辑。我们知道,“经验”概念既涉及主体,也涉及客体,所以这是一个主观性和客观**叉的领域。相比较于传统的辩证法哲学,阿多诺更加强调“经验”思维方式的非绝对性、开放性。因此,阿多诺的“崩溃的逻辑”的背后,仍然是一种理论建构——概念与概念所表达之物之间不可通约的“差异性逻辑”的展现。

一、逻辑:图示还是方法?

从思维逻辑的对象上来看,无论是形式逻辑还是辩证逻辑,都面临着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对待经验世界,如何处理“一般、普遍/个别、特殊”的关系问题,这种思考的结果造成了一幅“世界图示”,它反过来又指导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

形式逻辑作为一种固定性视角的思维方式,力图在对作为命题内容的现实经验世界的逻辑分析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命题推理中求得普适性的命题形式,而辩证逻辑则是用发展变化的总体性眼光来看待世界及其发展变化。从本性来说,辩证逻辑并不主张为世界制定一个超验的、普遍的、强制性的图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3]。在此,虽然哲学有唯物与唯心之分,辩证法也有唯物与唯心之分,但是与唯心主义片面尊崇抽象理性、追求抽象本质而忽视经验因素不同,辩证思维仍然试图在经验个别与一般抽象之间取得一个合理的平衡点,并寻找一个理论上的历史立足点。正是在这一点上,众多唯心主义的哲学世界观才与自身所采用的辩证逻辑思维形式中的经验性内容产生了理论上的矛盾。

传统的辩证逻辑力图在对具体的经验事物的分析中把握事物发展和变化的规律,形成一幅动态的、开张的“世界图示”,在这种图示中,贯穿着规律的指导和决定作用。当然,在不同形式的辩证法中,“经验”有着不同的“解释”,“规律”也有着不同的表现。但无可置疑的是,“经验”因素在辩证思维的批判性、革命性精神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辩证逻辑认为,正是这种经验视角的存在,才能使逻辑切入现实,才能解释事物发展变化的动力。然而,在西方传统的总体性哲学中,经验因素往往最终被抽象总体性的逻辑图示所统摄或同化。在抽象总体性的辩证法解读范式中,辩证法往往成了一个空洞的、强制的框架,一个消融一切差异性的洪流,最终丧失了它的革命性和批判性,成了附庸风雅的工具——“变戏法”。

一方面,哲学的图示反映了哲学对待本体论和认识论及其相互关系的态度;另一方面,它反映着哲学对待“经验”[4]世界的态度,反映着人类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经验世界特别是人类自身的程度。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关系,归根到底,就是历史与逻辑的关系。从逻辑上说,从抽象的概念出发,把世界的本原[5]归结为某一个固定的概念或某一个具体的经验事物,是比较容易形成一个解释世界、描述人类历史的图示的。因为这是一种超历史的解释模式,任何具体的社会现实如果与其不符,就会被当作个别性的例外因素被忽视乃至被抽象扭曲。然而,如果立足于人类社会的具体发展过程,用辩证的思维来实现本体论与认识论、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需要对人类历史有一个科学合理的理解,需要找到一个贯穿人类社会历史的理论立足点,需要正确地对待人类历史中的经验性因素,特别是现实的个人及其周围的感性世界。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克服理性的“自负”,达到本体论与认识论、历史与逻辑的双向统一。

在经验世界中,每一个人、每一个事物都有自己存在的特点和意义,而每一个人、每一个事物都是整个世界的一分子。如何理解和对待“经验个别”与“抽象一般”的关系,反映出了如何理解和对待人类个体与人类社会、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反映出了特定的时代精神。特别是在现代性哲学的视野中,关于哲学体系乃至未来社会的抽象理性设计,更是反映出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前途的理解,以及对个人价值的理解和尊重程度。也正是在这种现代性的理性设计和经验现实的矛盾之处或不重合之处,“否定的辩证法”才能展开对现代性的批判。

任何哲学都在对现实世界的图示分析中隐藏着对未来世界的设计与规划,即哲学的最高理想,辩证哲学也不例外。辩证哲学的起点,是立足于人类社会历史,还是“纯粹”的自然物,抑或一般性的抽象概念,直接关系到特定哲学的最高理想,也反映着不同的时代精神。

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中,从一般抽象概念出发的体系哲学往往最终泯灭了作为差异性、个别性的经验因素的地位和作用,使其最终服从于僵化的“世界图示”的逻辑运动,从而使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精神被窒息。辩证法的革命性、批判性精神的本质,在认识论上恰恰是要求打破僵化的思维形式,破除片面的、抽象的、固定的哲学体系,正确地看待一般抽象性概念,同时用发展变化的眼光和逻辑来对待差异性、个别性的经验因素,最终赋予经验世界以合理的历史存在形态。

在形式逻辑中,矛盾被认为是荒谬的,矛盾没有中间立场,它不可调和,也不应该存在。因此,在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中,世界表现为一个整体上一成不变的总体性图示。在这种图示中,整个世界都要遵循带有神秘色彩的本原、必然性或者目的的指挥,最终形成一个强制性的逻辑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中,由主体的抽象思维所建构起来的概念实现了对作为差异性因素的经验客体的阉割和统摄,从而形成第一哲学的幻想——对本原或者本体论的追求。与之相对比,辩证逻辑,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它承认矛盾,并且承认矛盾的积极作用。黑格尔认为,正是由于概念内部以及概念间的矛盾和对立,才推动了世界的发展进步。需要指出的是,在黑格尔哲学中,“矛盾”和“对立”是在不同意义上被使用的。“对立”是外在的两个事物之间的关系,而矛盾是内在的,矛盾是自己与自己的对立,是一般的对立所不能概括的。因此,矛盾是对立的极端状态,是一个事物的自相冲突、自我否定。也就是说,在黑格尔的逻辑体系中,“对立的统一性是表面的,而矛盾的同一性在事物的内部,是最终起作用的”[6]。因此,矛盾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成为事物“自我运动”的最终原因。

由于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立场,使得他对“客观性”的理解适得其反。黑格尔认为,只有自身没有界限的事物才能称作是客观的,而经验世界中的事物无疑都是有限的,所以它们是配不上客观性这个美名的。只有精神领域的最高的真理、纯粹的思维才是自因的、不受限制的,才是“客观”的。“逻辑学”就是研究这种“客观”的理念的科学,自然哲学成为研究理念的外化的科学,精神哲学则是研究理念由外化而恢复到自身的科学。后两者就成为“应用逻辑学”。理性在此以自负的态度宣布自身已经包含了整个世界。

在阿多诺看来,一方面,矛盾的思想被黑格尔改造成了维护他的绝对精神体系的强制性工具。在这种“精神”的客观性中,在这种抽象主体的绝对统治中,矛盾是“总体同一化的一个运载工具”[7],是强制性的世界图示中的一个秘密警察。另一方面,阿多诺又认为,“矛盾”也是打破黑格尔辩证法哲学强制性思想体系的一个理论契机,当然,这是借助于“经验”来实现的——尽管在黑格尔哲学中矛盾曾一度扮演了同一性同谋的角色,但是黑格尔哲学中的经验实质最终将使矛盾变成“同一化的不可能的推理法”。在此基础上,阿多诺认为,“辩证认识的任务并不像它的对手喜欢指责它的那样是自上而下地解释矛盾,是靠解决矛盾来进步——尽管黑格尔的逻辑经常以这种方式演进;相反,辩证认识是追求思想和事物的不相称性以及在事物中去经验这种不相称性”[8]。

简言之,对于阿多诺来说,“经验”才是打破体系、挽救思想的最终依靠力量。阿多诺对辩证逻辑中的矛盾有着自己特殊的理解。阿多诺也承认矛盾的存在,但是他反对把矛盾绝对化、普遍化的做法,拒不承认矛盾是解释世界的总体性图示。他把矛盾更多地理解为差异性——“总体矛盾表现出来的仅仅是总体同一性的谎言。矛盾就是非同一性,它与非同一性服从同样的规律”[9]。这来源于阿多诺反对将逻辑——无论是形式逻辑还是辩证逻辑——作为世界图示的看法。

阿多诺把普遍化了的、总体性的矛盾原则上升为意识形态的高度来批判——“因为用统治原则来衡量,任何不服从统一的原则的东西,不是表现一些不同的逻辑形式,或者是不同的原则,而是表现为对逻辑的侵犯”[10]。阿多诺认为黑格尔哲学“对立”意义上的矛盾,不是内在性的矛盾,而是与经验世界的主体、客体以及主客体关系之间的客观差异性“经验”状态相吻合的。这种差异性,在阿多诺看来是不可以用主观的抽象概念、特别是强制性地逻辑图示加以还原的。这样,差异性的关系中,就不存在一个统摄矛盾双方的逻辑上的抽象必然性因素。因此,对立统一规律在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中就成为差异性的规律,成为黑格尔意义上的“对立”规律。这就是阿多诺所理解的“事物的辩证法”。

在这个意义上,由于祛除了传统辩证法矛盾观中的“事物自己与自己相对立”的因素,阿多诺由此否定了辩证法中存在的内在一致性因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多诺不但反对将“矛盾”普遍化的做法,而且把黑格尔辩证法中肯定性的“否定之否定”变为否定性的“否定之否定”。他认为,在任何一种否定中都不存在一个目的,其上也不存在一个总体性的图示。这种否定性的“否定之否定”,在阿多诺看来是必需的。因为这是辩证法的“经验”实质所要求的,是差异性因素对同一性思维方式的破除,这才是辩证法的力量所在[11]。

在这样的逻辑思维中,贯穿于黑格尔辩证法乃至所有哲学的辩证法体系中的作为同一性世界图示背后的“必然性”逻辑就被打破了,同时这也意味着传统理性哲学所致力于建构同一性哲学体系的崩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多诺的绝对的否定被称为“崩溃的逻辑”。因此,逻辑,在阿多诺看来,不是一个强制性的世界图示,而是对经验世界不可还原的差异性因素的一种“模仿”,在这种“模仿”中不存在一个前后一致的强制性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逻辑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图示。这就是阿多诺所理解的“作为方法的辩证法”[12]。

二、否定的辩证法的第一层意义:“崩溃的逻辑”

阿多诺认为,传统哲学之所以在认识论问题上陷入失败的境地,就在于它不是从“经验”性的、差异性的“事物的辩证法”出发,而是用“作为方法的辩证法”去强制“事物的辩证法”,试图去建立一个逻辑上的强制性世界图示。在这个意义上,阿多诺展开了对传统形而上学总体性思维方式的批判,他力图祛除传统形而上学思维中一切逻辑上强制的同一性因素,展现事物真正“经验”性的差异状态,即“事物的辩证法”。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否定的辩证法表现为“崩溃的逻辑”。

首先,这种绝对否定同一性与连续性的逻辑意味着传统哲学主观建构思维方式在逻辑上的不可能。传统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理性建构思维方式,预设了世界的抽象的本体,并由此出发推演出整个世界的体系,“普遍矛盾”就成为这个体系的总体面貌。而在阿多诺的“崩溃的逻辑”的思维方式下,他把否定理解为绝对的、祛除了同一性与内在连续性的否定,把辩证法的起点概念理解为经验世界的客观的、不可还原的差异性存在物。这样,在“经验”世界的发展过程中,就不存在一个绝对的“本原”,不存在一个贯穿始终的连续的“必然性”,更不存在一个解释世界的强制图示。在阿多诺的理解中,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一切事物在否定的逻辑中都丧失了本来的面目,不存在历史的传承性。所谓的历史的传承性只不过是同一性思维方式产生的“幻相”而已。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多诺拒斥传统哲学的本体论,认为本体论哲学意味着一种抽象的“同一性”思维的统治。

同时,这种绝对的否定的逻辑,不仅意味着主观建构思维方式中对本原追求的虚幻性,而且还意味着,主体完全把握客体的不可能性。在阿多诺看来,主体与客体的差异是绝对的、不可还原的。因此,主体不可能完全克服主客体之间差异,在概念上完全把握作为概念所表达之物的客体。传统哲学根据必然性概念把经验世界乃至背后的理念世界作为一个总体去把握,体系的各个部分作为一个有机体为最高的理想服务。阿多诺认为,如今这种希望只是一种幻想。在阿多诺看来,没有了必然性的世界,是“无意识的现实”[13],是不能预设一个总体性逻辑图示的。这种预设的理论图示只不过是思想奴役的另一个代名词——“一个在客观上被总体性所设定的世界将不会解放人类意识,将不断把人类意识拴在它本想逃脱的地方”[14]。哲学,特别是逻辑,只能作为一种认识论上的方法来“模仿”这种无意识的现实,只能立足于主客体之间的差异性的互动来解释这种无意识的现实,而无法“规划”这种现实。

其次,在认识论传统上,这种绝对的否定的逻辑意味着对一切崇拜“必然性”旗号的体系和原则的思维方式的反对,特别是对科学思维方式的反对。在哲学领域内,它表现为对传统哲学的“同一性”逻辑及其思维方式的激烈批判。在社会领域内,它表现为对一切同一性社会标准的批判。在科学的领域内,它表现为对启蒙理性的反对。

阿多诺认为,“自笛卡尔的松果腺和斯宾诺莎的公理和定义以来,各种体系的赘生物已经充斥了笛卡尔随后演绎地推演出来的整个理性主义”[15]。这种理性主义的体系试图把自己描绘成法定的东西,以此获得比自在存在物更高的客观性。这种图示不断升华,最后在认识论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在康德哲学中,它表现为道德法则威严的不可抗拒性。在阿多诺看来,这最明显地表现在费希特的“自我”哲学中——费希特把“非我”及一切最终在“自我”看来属于自然的东西都看作是劣等的。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阿多诺强调对商品交换原则的批判,认为商品交换原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同一性逻辑——“在商品交换原则的形式中,资产阶级的理性真正接近于它自身与之可以通约的体系”[16]。这种虚假的体系在阿多诺看来已经蔓延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全面地控制了现实的人的思维方式。

为此,在音乐领域,阿多诺反对以基督教为背景的西方传统音乐,主张“无调性音乐”;在文化领域,阿多诺进行了文化工业批判,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的商业化运作是对个人的一种新的控制,是对文化差异性的一种扼杀。在科学技术领域,阿多诺则直接把自己的“经验”立场与科学对立了起来。在他看来,科学的精神与“经验”的立场也是不相容的,科学理所当然的是一种严密的理论体系。经验对科学来说不过是一种假设的“立场”,是一种功利主义的态度。在阿多诺看来,“经验以毁灭这种立场为生,直到立场浸没在经验之中才会有哲学”[17]。

总之,“崩溃的逻辑”意味着阿多诺对一切“元”理论思维方式的批判。阿多诺拒不设定一种综合其他一切东西的、成为其他一切理论中心的哲学和社会学元理论,他认为,“如果社会被视作一个封闭的体系,被视作一个相应地不与主体和解的体系。那么只要主体依然是主体,对主体来说,社会就成了太令人不快之物”[18]。在阿多诺那里,社会“理应”是一种“自由自在”无“统治”关系的差异性的主客体关系,正是因为现实社会和自己的“经验”理想的巨大差别,阿多诺才开展了激烈的、全面的批判——“所谓批判,甚至意味着削减这种作为总体的辩证范畴的无时间的有效性,不管它们现在作为对幼稚的经验主义的矫正物是多么必然。其实,抛弃作为对社会现实恰如其分反映的特殊范畴是否定的辩证法的最终希望”[19]。

三、否定的辩证法的第二层意义:“差异的逻辑”

否定的辩证法的这种“崩溃的逻辑”,是基于阿多诺的“经验”定位下的主体与客体的差异性的辩证关系而阐发的。因此,基于这种目的,“崩溃的逻辑”并不是“解构”意义上的,它同样隐含着一个哲学上的“根”——这就是阿多诺对自己理想的“经验”概念的描述。

在前文我们就已经指出,有学者认为“经验”概念是“物化”概念的反概念。这个观点是深刻的。“物化”概念的典型特点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的物化,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阿多诺的“经验”概念描述的是祛除了强制性社会统治关系的理想社会。这里指的强制性的社会统治关系,在阿多诺看来,既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交换原则,也包括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模式的高压政治,甚至包括一切“统治”关系。因此,这种绝对的否定的逻辑,其背后表现出的是对个体价值的肯定,他强调个体的存在、个体的特点以及个体的价值不能被社会中的强制体系所吞噬。

在哲学上,阿多诺认为,传统哲学由于理性建构和目的论的思维方式,使得现实的主体被抽象成了纯粹理性思维的主体,主体的差异被抹杀了。在现实经验世界中,丰富多彩的客体,则被传统的理性哲学忽视、被片面概念化并最终服从于理性建构的哲学体系;在现实的压迫性的社会制度下,个体的价值则被压迫性的“统治”关系,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扼杀了。

为此,“阿多诺经常直言不讳地宣传个体化的个人主义价值”[20]。需要指出的是,阿多诺宣扬“个人主义价值”并不意味着它鼓吹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因为在阿多诺的视角下,这种“自由主义”只是市场经济的自由主义,它非但没有摆脱同一性的“商品交换原则”,恰恰相反,它正是以这种“商品交换原则”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个体化的个人主义价值”反映了阿多诺这种理想的经验状态,这其实是一种充分理解和保障个体性权利的理想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一切对个体的强制性同一状态和“统治”关系都被祛除了。可以说,绝对的否定,是对高举“必然性”“规律性”旗号的社会强制关系的决不妥协的、绝对否定的态度,而在这种态度背后,其实描述的是一个力图真实展现并充分尊重个体差异性的社会。它力求打破传统哲学的同一性逻辑,把哲学和社会的抽象同一化的原则还原为经验的、差异性的世界,使主体和客体得到解放,从而建立理想的主客体关系。

阿多诺的绝对的否定的逻辑,从对西方哲学的主观逻辑建构的思维传统的反对和批判的角度来说,是一种“崩溃的逻辑”,它涉及对传统理性哲学以必然性为线索建立的哲学体系的批判和解构[21];而在更加深层、更加积极的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差异性的逻辑,是一种描述阿多诺理想的“经验”世界的特点的逻辑。这才是我们更需要发掘的。

在崩溃的逻辑中,一切固定的、必然的东西、一切同一化的因素,都被消除掉了。绝对的差异性成为阿多诺的“经验”世界的特点,一切都围绕着当前的具体特点开始。在维护差异性方面,否定的辩证法做到了极致。但是,在这种极端差异性面前,如何实现主体对客体的把握?如何实现二者的统一?同时,这种绝对的否定如何面对人所具有的抽象思维能力?绝对的否定虽然批判了目的论的主观建构的思维方式,但是并不能因此就否定理性抽象思维方式本身的合法性。其实,阿多诺也没有这种意图。在此,阿多诺提出了一种基于差异性的逻辑,也就是新的把握客体的理性思维方式,即“星丛”[22]理论。

[1] 谢永康:《形而上学的批判与拯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第53页。

[2] 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以一种全面否定性的面目出现,在表面上看,它囊括了整个哲学,从古希腊一直到解构主义之前的现代哲学。这只是一个表层的视域。阿多诺深层的理论视域植根于他“经验”的概念。

[3] 《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第22页。

[4] “经验”世界在哲学史上并不能一概等同于“现实世界”。在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哲学中,“经验”并不等同于“现实”。

[5] “本原哲学”一直是阿多诺哲学所要批判的重点之一。阿多诺认为,黑格尔哲学的思辨辩证法达到了形而上学的系统性与历史性的顶点。哲学自发轫以来,就在致力于建构“存在”的稳固的根基,似乎从这一基础出发,思维才能将个别存在物那据说是紊乱的杂多性归结到借助理性才可以识别的原则上来。这样,“理性”就成了还原主义哲学心目中的万物的本原,而事物反而成了分有“理性”原则的不完全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否定的”辩证法就表现为对这种唯心主义哲学理性原则的特定的否定,它在认识论上要求将作为概念对象的特殊事物、非同一物从其概念的普遍性、同一性的隶属关系中解放出来,其途径就是理性思维方式的自我批判。

[6] 邓晓芒:《邓晓芒讲黑格尔》,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29页。

[7] Adorno: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lated by E.B.Ashton,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3:153.

[8] Adorno: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lated by E.B.Ashton,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3:53.

[9] Adorno: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lated by E.B.Ashton,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3:6.

[10] Adorno: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lated by E.B.Ashton,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3:48.

[11] Adorno: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lated by E.B.Ashton,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3:160.

[12] Adorno: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lated by E.B.Ashton,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3:48.

[13] 〔日〕细见和之:《阿多诺:非同一性哲学》,谢海静、李浩原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52~54页。

[14] Adorno: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lated by E.B.Ashton,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3:17.

[15] Adorno: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lated by E.B.Ashton,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3:22.

[16] Adorno: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lated by E.B.Ashton,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3:23.

[17] Adorno: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lated by E.B.Ashton,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3:30.

[18] Adorno: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lated by EB.Ashton,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3:24.

[19] 〔美〕马丁·杰:《阿多诺》,瞿铁鹏、张赛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149页。

[20] 〔美〕马丁·杰:《阿多诺》,瞿铁鹏、张赛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23页。

[21] 由于受到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争论的强烈吸引,对阿多诺的解构主义解读模式弱化了阿多诺所具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质。这样的一个单纯的视角,割裂了阿多诺反体系的形式与反资本主义的体制之间的内在同一性,片面强调了他与尼采的关系,刻意把他打扮成反宏大叙事、反体系、反同一性和反理性的后现代资产者(张亮:《“崩溃的逻辑”的历史建构》,第49页)。

[22] 阿多诺的“星丛”概念与本雅明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也可以被译为“布置关联”,或者更直接地译为“星座”。它本是本雅明在《德国悲剧根源》一书的“认识论批判的序说”中提出来的。在德语的日常用法中,“星丛”的意思一般为“状况”。本雅明以这个词的原义为基础,在说明理念与事物的关系中,赋予了独特的意义。本雅明说:“理念相对于事物的关系,等同于星座相对于星星的关系”,“各种各样的理念是永远的星丛”。转引自《阿多诺:非同一性哲学》(细见和之),第33~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