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决天赋自由观所面临的困境，阿多诺把“经验”的差异性视角引入自由观中。他这样做的目的有三个：第一，颠覆传统哲学对“自由原型”的幻想；第二，自由的基础不是“自由意志”，而是现实和意志的双重不自由，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能唤起主体的反抗意识；第三，通过强调“客体的优先性”摆脱传统哲学中主体“同一”客体的状况，“一旦思想超越思想在抵抗中受到的束缚的限制，思想就有了自由”[1]。这预示着一种主客体之间进而主体间的“差异性”存在状态。
一、现实的“不自由”
从总体上看，阿多诺乃至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更多的是在给西方社会“诊脉”而不是“治疗”。在“否定的辩证法”的差异性的逻辑视野中，这种“诊断”得出了多重悲观的结果。首先，与马克思哲学的总体观点一样，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否定的辩证法”并没有直接否认马克思所指出的西方社会生产中的剥削性社会关系，虽然阿多诺在绝大多数时候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尽力避免直接触及这一问题。其次，在给现代资本主义会诊的过程中，阿多诺的方法不仅不同于马克思，而且也愈发迥异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肇事者——卢卡奇。他不再立足于现实的“阶级”的社会群体划分方法，而是力图从思想文化上对他所认为的“资本主义问题”进行寻根究底式的剖析。再次，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对苏联抱有或多或少的同情不同，阿多诺也对苏联保持着自觉的距离（这种态度与他对纳粹文化的反思有着很大的关系），从而使他的政治立场更加模糊。最后，阿多诺通过“否定的辩证法”实际上传达出了这样的信息：这个世界，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在，在当时已有的解决模式中，无论是西方的模式还是苏联的模式，其现实性都是不自由的，前景都是悲观的。
在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理性批判》中，他们开门见山地对“进步”和现代启蒙进行了关系论述：“就进步思想的最一般意义而言，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独立自主。但是，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2]在此，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实际上把“现代”与“进步”进行了区分。在传统辩证法关于“发展”的观点中（不仅是黑格尔哲学，甚至是马克思哲学），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扬弃必然伴随着某种程度上的“进步”。也正是在这种“进步”中，才有了黑格尔的“密涅瓦的猫头鹰”[3]和马克思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4]的观点。然而，如果把《启蒙理性批判》与《否定的辩证法》做一个纵向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阿多诺在思维方式上始终秉持着一种“否定的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如果在思维的起点上不尊重“经验”的状态，那么所谓的人类文明的“进步”便是不可能的。
相对于“机械”式地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通行模式来说，阿多诺对现代问题的这种反思是难能可贵的，虽然他的观点存在众多可商榷之处。阿多诺关于“进步”的这种反思在当时的社会状态下开启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域：撇开公认的资本主义时代存在的问题，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我们如何反思和对待资本主义文明？在马克思本人的观点中，无产阶级也存在着一个自身消亡的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阶级社会的消亡。如果这一过程能够顺利实现，那么这种阶级的消亡并不仅仅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更替，更是一种人类文明的自我洗礼。在这种“洗礼”的过程中，其中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从思维方式、价值定位上显示出“新”社会和“旧”社会的最根本的差异？
显然，苏联的尝试并不能让阿多诺满意。这种不满意态度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虽然阿多诺在不同的著作中，用“否定的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结合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对“个人崇拜”进行了深度批判，但是在这种批判中，我们很难在“方法论”上明确区分纳粹和苏联的个人崇拜的根本区别。从这个意义来看，“否定的辩证法”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实际上对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进行了反思。
问题在于，在这种反思的背后，是什么原因使阿多诺及其“否定的辩证法”对集体和群众运动采取了极端不信任的态度？是什么原因使“否定的辩证法”把“新”社会的希望寄托于差异性的“个体”？
从“否定的辩证法”的立场来看，如果我们深究，就会发现，“否定的辩证法”之所以在苏联与“马克思”的问题上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根源于阿多诺对马克思哲学“工具性”使用的态度。我们之所以称之为“工具性”使用，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概念、方法是在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背景下被使用的。这就意味着，在“否定的辩证法”中，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乃至其他一切哲学，都是在一种“拿来主义”的意义上被使用的——维护主客体之间不可“同一”的差异性。在这种理论立场的指导下，“否定的辩证法”中的马克思主义成分可以指责商品社会的文化工业，其弗洛伊德主义的成分又可以指责马克思主义成分。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阿多诺首先发出警告：“产生法西斯主义的客观社会条件还依然存在。”[5]但是他认为，1945年马克思主义在“斯大林政权领域得以实施后，后果却是灾难性的。谁若不对斯大林的威胁进行抵抗，‘那完全就是在重复张伯伦的姑息主义政策，就是犯罪’”[6]。在“否定的辩证法”的思维方式中，任何形式的带有一定程度上普遍性的社会联合，都是违背主客体差异性的不可容忍的政策。正是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定位中，阿多诺认为“真正的革命实践不可能在当今现实中实现”[7]。于是，为了寻找这种差异性保存状态的领域，“否定的辩证法”自然地把自己的中心偏向了文学和艺术领域。
上述结论的得出，并不是“否定的辩证法”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中发现了苏联模式的内在问题，而是从理想的经验“模型”的立场上，从外部施加的对苏联问题的指责。面对这种指责，一方面，我们要承认，它意识到了苏联存在着问题；另一方面，它所意识到的问题永远也不可能得到解决，除非苏联解体。因为它得以提出问题的手段本身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是弗洛伊德式的。正如在阿多诺起了骨干作用的“权利主义人格”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权威型人格的人心中，一方面积蓄着‘受压抑的怒气’，另一方面，由于不能得到自身发展，他们又倾向于‘认同压制他们的权威，并将自己受压抑的暴力本能施放出去，通常会施加到较弱小的人身上。”[8]它虽然能够分析社会心理，但却忽视了经济问题的“归根结底”意义上的决定作用。
从“否定的辩证法”的视角来看，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理性批判》所针对的并不仅仅是启蒙理性，也不仅仅是现代社会，从更大的方面来看，启蒙理性所批判的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整个思维建构。只有立足于这一点，我们才能更深入地理解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那句名言——“启蒙倒退成神话”[9]。启蒙理性虽然打破了神学世界观，勾画了一个充满自由允诺的理性世界，但是，这个世界是以人对自然新的奴役为基础的，即工具理性的猖獗，它并没有克服人类文明发端阶段的“痼疾”。相反，在工具理性的泛滥下，人类控制的欲望得到了无限提升，最终给自己编织了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的现代“神话”。工具理性一旦征服了自然界，就必然要向人类社会生活领域扩展。阿多诺认为这就是不自由的文化或思想根源，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不自由是在唯心主义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中培养出来的。在工具理性中，被祛魅的客体失去了朦胧的巫术与神话所赋予它的丰富性和生产性——“物质便摆脱了任何统治或固有权势的幻觉，摆脱了潜在属性的幻觉，而最终得到控制”[10]。在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下，为了达到组织、控制客体的目的，主体同时也必须主动地压抑、控制自身的客体性。主体所创造的抽象同一性力量获得了强大生命力，最终连主体自身都被吞没了，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宿命。
在此基础上，阿多诺认为，自由并不存在正面意义上的历史原型，它的历史原型不是肯定性的，而是否定性的。如果说，自由是缺陷性社会中人们的超越性诉求，那么在阿多诺看来，这种诉求本身也是“不自由”的——“一切哲学，甚至向往自由的哲学，都在它的一般因素中不可分割地携带着不自由，正是在不自由中社会延长着自己的存在”[11]，自由的观念来自现实的不自由，来自自由的否定性方面。启蒙理性的肯定的自由观非但没有促进现实的自由，反而成了压迫的同谋。在这种思维方式下，无论是主体还是客体，最终都被不平等的主客体关系所衍生出来的强大的抽象同一性所遮蔽，甚至丧失对自身真实面貌的思考的能力。
二、客体优先
在这种“不自由”的状态中，主体及其传统理性思维方式都处于一种“迷失”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从认识论上看，要唤起主体的觉醒，实现主体的自由，只能把目光转向“客体”。为此，阿多诺提出了新的主客体关系原则——“客体优先”[12]以及“主体—客体”概念。他认为，“正是通过客体的优先性辩证法才变成唯物主义的”[13]。
为了摆脱抽象同一性的主客体关系，就必须要抛弃传统主体性哲学思维方式，首先在认识论上建立一种开放的主客体关系。在此问题上，阿多诺并没有像哈贝马斯那样直接转向某种层面上的主体间的交往，而是经由“客体优先”原则，通过在认识论上正确处理主客体关系，通过主体的认识论上的“自立”去通达一种承认主体缺陷基础上的有限“自由”。
“客体优先”并不意味着无视主体的存在，而是意味着要同时尊重主体和客体自身的“差异性”并使之保存下来。因此“客体优先”实际上是“差异性优先”。正是在“差异性优先”的中介下，传统哲学的“主体/客体”二元对立模式所造成的主客体的分裂才有可能被弥补。阿多诺的“客体优先”通过“差异性”保持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内在的相互贯通，坚持主体本身所具有的客体性。在这种视角中，主体永远都不会是纯粹的、抽象的、思维主体，它是在其自身的具有差异性的客体性中得到构建的，并称为自己独特的“自身”的，而不是单纯地由“意识”构建而成的——“毋宁说，客体的优先性意味着，正如客体也是一个主体一样，主体在一种更为极端的意义上是一个客体——它本身就是一种性质不同的客体：因为只有经由意识才能认识主体，此外别无他途，而通过意识来认识的东西必定是某种东西——中介指向被中介的事物”[14]。
“主体—客体”概念在阿多诺的哲学中非常重要，它是主客体间以及主体间、客体间关系的基础和中介，“我们只有经由客体和客体性才能接近主体性”[15]。主体作为“主体—客体”的产物，兼具有“客体性”与“主体性”。只有在对象的客体性和主体的客体性得到充分尊重的前提下，主体间的相互承认才能够成立，客体和主体的真实面貌才可能被真正显现出来，才有可能实现一种认识论特别是意识形态上的“袪魅”，才有可能谈及“自由”——不仅是个人的自由，更是社会领域内的自由。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主体和客体才有了保存自身差异性或者说个性的“自由”，而不是受到外来强制性力量的“统摄”——无论这种强力是来自现实还是文化。
“客体优先”并不是胡塞尔哲学意义上的“悬置”，并不是追求一种“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更不是要否认主体及主体性存在的合法性，而是要重新理解、重新定位和重新构建主体性，实现相对于传统哲学的“辩证优先”。当阿多诺宣称“客体优先”是第二次哥白尼革命的时候，他并不是指康德哲学中表象背后神秘的“自在之物”，而是指差异性逻辑中贯穿着主体性的客体——“如果人们想触及客体……那么其主观属性或性质就不应该被抹杀，因为这种做法恰恰与客体优先背道而驰”[16]。在此，阿多诺强调客体的辩证优先，是主体性与客体性相互交叉的客体，“客体的优先性意味着不存在作为主体的抽象对立面的客体”。同样，更不存在纯粹的主体：没有客体，就无所谓主体[17]，“即使在认识论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也有赖于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他者之间的和平的实现”[18]。
在这个基础上，阿多诺试图兼顾“自由”概念的两个领域。他不仅反对对客体的压抑，同样也反对对主体的压抑——反对压抑就是保护差异。在这种意义上，保护差异的“自由”不仅包括社会关系层面先验主体的自由，也包括个体领域经验主体的自由。阿多诺所坚持的对主体的先验与经验二分立场，使自由的问题不再局限于孤立的个人，不再局限于抽象的精神，而是扩展到社会性层面。在此，从思维方式和社会文化上分析，传统唯心主义哲学恰恰是没有看到主体的这种社会性的先验成分，没有看到先验性是对经验性的抽象总结，而是使先验成分与经验性彼此隔绝了，“使个体脱离了社会，这种探询就会成为绝对的、纯自在存在的谬误”[19]。
阿多诺提出的“客体优先”并不仅仅把客体当成是主体的认识对象，同时也要求主体与客体或者其他主体和平共处、真实再现。作为某种未知的东西，客体（或其他主体）既不是让主体感到恐惧的东西，也不是启蒙理性中那种有待主体去征服、控制的对象。主体所要做的，就是去意识、经验、领会客体，要求主体与主体之间达成一种在差异中求共识的“自由”。由于主体内在具有客体性，阿多诺理论中的主客体关系就不仅仅是人类主体与自然客体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关系到人类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样一来，“客体优先”的原则就潜在地意味着对其他主体的尊重。
与哈贝马斯致力于达成共识的主体间性不同，阿多诺的“客体优先”追求的是主体间的相互尊重、相互承认。就是说，主体之间能否达成共识，并不是最重要的，也不是所要追求的，重要的是主体之间在保持差异性的基础上和平共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在于人与人之间以及人类与他者之间实现和平。和平是一种不带统治的差异性状态，彼此有着自己独特的参与方式”[20]。
这是一种主体之间全新的“交往自由”。阿多诺并没有使用“交往自由”这一术语。但这一术语的确能够很好地说明阿多诺心目中理想的“主体—客体”“主体—主体”之间的关系。主体尊重客体，再现客体，实现认识论上的自由；主体尊重主体，平等交往，实现社会意义上的自由。自由理论，显现出了阿多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不带暴力地沉思，即真理的一切快乐的源泉，要求沉思的人不将客体吸入他那里：保持距离的邻近”[21]。
阿多诺指出，一个真正得到解放的社会将“在差异的调和中实现普遍性”，在这种社会里，“人们可以毫无恐惧地保持差异”[22]。在这个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人类与周围环境之间的一切差异、区别、距离乃至矛盾都应被看作是正常的和必要的，都应当得到捍卫甚至颂扬。这与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中的经验立场是一致的。
“否定的辩证法”追求的“客体优先”，实际上预示着阿多诺独特的自由观。一方面这种自由并不是西方现代标榜个体主义的抽象自由观，因为“否定的辩证法”乃至整个阿多诺哲学并不存在现代资本主义自由观中的抽象的“个体”，相反，他认为真正的个体应该是差异性的、不应被社会强制同一的，真正的个体应当有权利使自身的差异性和他者的差异性得到尊重和保护；另一方面这种自由也不完全同于马克思哲学所主张的解放了的社会关系中全面发展意义上的自由，因为它更强调这种自由当下被实现的“正当性”。也正是在这种不同中，“否定的辩证法”中的自由观具有了矛盾的色彩，当它不能被实现时，阿多诺最终选择了极端性的音乐不可交流的立场，使自己的自由观最终具有了资产阶级原子式自由观的色彩，但是他提出的问题仍然值得我们深思：现代文化中的“个性”是否意味着自由？发展和进步是否与“自由”是同步的？虽然阿多诺个人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但是问题本身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三、主体性的削弱
“客体优先”与削弱主体性是同步进行的——“哲学中，我们真正追求的是将自己沉浸于与哲学相异的事物之中，而不是将那些事物置放于预设的范畴之中。我们希望尽可能地贴近异质物……我们的目标就是彻底的自我放弃”[23]。这并不意味着消灭主体本身，并不意味着主体要受制于客体性。在阿多诺看来，彻底消灭主体意味着“倒退到野蛮状态”[24]。然而，“客体优先”的原则必然导致一个问题，即主体的地位问题。
如果将客体与主体的地位简单颠倒，也不能实现主体的自由。毋宁说，在“否定的辩证法”中，“客体优先”原则只是一种途径或方法，它通过克服传统认识论中抽象的理性主体（相对于现实的、活生生的个人来说，这种被冠之以“绝对精神”“思维”等称号的“主体”实际上只是一种“主体性”）对客体概念的抽象建构，达到对客体的真实认识——真正地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构建符合客体真实面貌的“客体性”。这并不是要简单地颠倒主客体的秩序而使客体凌驾于主体之上，而是要这两者处于平等的地位。因此，削弱主体性原有的至高无上的主宰地位，其目的是要构建一种与全新的客体和平共处的全新的主体，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全新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只有在平等的主客体关系中，才能真正实现主体的自由。
在阿多诺看来，“自由”的基础首先在于客体面目的真实再现，意味着传统哲学、传统社会加之于客体的抽象理性思维方式的破灭。这样，主体的自由在根本上取决于客体在人类认识论框架中能否得到解放。在以往历史中，同一性的抽象理性思维方式使客体概念遭到了扭曲、改造和限制，这种变了形的认识融入历史、社会与知识的发展过程中，反过来又使主体自身在这种扭曲的主客体关系中受到压制，导致了对“必然性”或“规律”的误解。因此，在“否定的辩证法”的立场中，“自由”的实现，必须实现对传统哲学的虚假主体性的削弱。只有这样，才能为重现真实的主体创造条件，才能真正实现主体的自由。主体越是不那么坚持自己作为主体的权利，它就越能够认识自己，越能够意识到一种真正的自由应该意味着什么。这种自由不是主体任意统治和摆布客体的自由，而是一种摆脱了理性的狂妄和自负的自由。
削弱主体，针对的是启蒙社会以来的抽象理性，而不是主体本身。对于辩证思维而言，我们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主体性”[25]。阿多诺要“利用主体的力量来突破建构性主体性的谬误”[26]。“客体优先”原则最终所要成就的，是一种全新的主客体关系。在《主体与客体》一文中，阿多诺将认识客体真实状态的过程描述为“主体撕裂其在客体周围所编织的帷幔的行为”。只有当主体“无畏地消极……将自己托交给它自己去经验”[27]时，客体才能够被真实地认识。关键的因素是主体要转而反对自己的思维方式：“主体撕裂自己在客体周围编织的帷幔”，而这一关键的因素要求主体在传统理性思维方式面前无限的消极，要求主体去中心化，顺从自身经验，意识到客体的相对优先性。
[1] Adorno：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lated by E.B.Ashton，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3：17.
[2] 〔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页。
[3]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第14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3页。
[5] 〔瑞士〕埃米尔·瓦尔特-布什：《法兰克福学派史——评判理论与政治》，郭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221页。
[6] 〔瑞士〕埃米尔·瓦尔特-布什：《法兰克福学派史——评判理论与政治》，郭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222页。
[7] 〔瑞士〕埃米尔·瓦尔特-布什：《法兰克福学派史——评判理论与政治》，郭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221页。
[8] 〔瑞士〕埃米尔·瓦尔特-布什：《法兰克福学派史——评判理论与政治》，郭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222页。
[9] 〔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3页。
[10] 〔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4页。
[11] Adorno：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lated by E.B.Ashton，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3：48.
[12] 阿多诺的“客体优先”并不是仅仅针对黑格尔哲学和康德哲学，在现代，它也指向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阿多诺看来，萨特的选择的绝对自由本身就是一种主观的虚幻，是根据唯心主义的主体自由行动的范畴组织起来的。
[13] Adorno：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lated by E.B.Ashton，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3：192.
[14] Adorno：Subject and Object//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New York，Urizen Books,1978：502.
[15] Adorno：Subject and Object//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New York，Urizen Books,1978：167.
[16] Adorno：Subject and Object//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New York，Urizen Books,1978：502.
[17] Adorno：Subject and Object//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New York，Urizen Books,1978：508.
[18] Adorno：Subject and Object//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New York，Urizen Books,1978：500.
[19] Adorno：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lated by E.B.Ashton，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3：212.
[20] Adorno：Subject and Object//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New York，Urizen Books,1978：500.
[21] Adorno：Minima Moralia ，London，Verso，1978：89～90.
[22] Adorno：Minima Moralia ，London，Verso，1978：103.
[23] Adorno：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lated by E.B.Ashton，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3：13.
[24] Adorno：Subject and Object//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New York，Urizen Books,1978：499.
[25] Adorno：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lated by E.B.Ashton，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3：40.
[26] Adorno：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lated by E.B.Ashton，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3：20.
[27] Adorno：Subject and Object//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New York，Urizen Books,1978：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