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年来学界对阿多诺哲学研究的推进，关于阿多诺与西方传统哲学的关系、阿多诺哲学的逻辑建构、阿多诺哲学的历史地位界定，特别是阿多诺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正逐步深化。坦率地说，早已习惯了具有精致体系和“上进”气质的“正统”辩证法的我们，初次面对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的时候，多少感觉到一些“难以接受”：一向为我们所珍视、“玩味”的辩证法，居然被阿多诺变成了一副支离破碎、衣衫不整、愤世嫉俗乃至悲观落魄的邋遢模样；一向以“扬弃”式的运动许诺给我们光明美好未来并被我们寄予厚望的辩证法，居然被阿多诺描绘成了一种前途未卜、命运渺茫的忐忑状态。或许最令我们难以接受的地方在于：“否定的辩证法”在试图向一切自称已经掌握了“永恒真理”的思想观念说“不”的同时，试图让它们重新回到和再次认识那个曾经的起点——“经验”。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是无法回避以下问题：“否定的辩证法”与传统的“辩证法”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被尊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领军人物之一的阿多诺，他的“否定的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辩证法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或许，我们在这方面沉默的原因在于，与我们自己心目中“光辉”的辩证法形象相比较，没有人愿意去承认“否定的辩证法”是一种“辩证法”。但与我们的“沉默”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一再提及并标榜自己的“辩证法”。与此同时，同样吸引人的是，我们无法否认“否定的辩证法”的积极意义：阿多诺居然能够以“否定的辩证法”尖锐地批判资本主义乃至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使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绚丽色彩并引人深思。它对“盲从”的反思，对“管控式”社会的批判，对于我们反思自身历史、重新定位对“人”的认识和进一步理解现代社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这使我们有必要去做一个历史的梳理和比较，以展现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作为“辩证法”的特点，并分析阿多诺的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在分析“否定的辩证法”利弊得失的基础上最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离马克思到底有多远？这也是本文的目的之一。
近现代西方文明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逐渐生发出来并在世界范围内扩展的现代文明。在对西方社会进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基础上，对于这种原初“生发”于西方资本主义环境中的“现代性”的解读，对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和现代世界，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这种解读的重要作用就在于，它会逐步显现出西方近现代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绝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制度设计，而且还是一种基于自身历史和传统文化“再生”的过程。之所以说它是一个“再生”的过程，是因为近现代西方文明并不仅仅是一个为理性代替神性、人权战胜神权和君权、进而通往自由、平等、博爱的过程，它并没有摆脱前现代社会的一系列痼疾。就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所力图表明的那样，它甚至连自己一向标榜的“思想的自由”都没有实现。阿多诺从意识形态上对资本主义和现代社会的分析，表明了并不存在一个文明立场上的“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直线上升的“进步”式发展序列。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现代性理解为对前现代性特别是封建性的“战胜”或排挤，而应该把二者理解为存在着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关系——资本主义文明非但没有实现它所宣扬的自由和平等，反而运用自身的思维旗帜——启蒙理性——暗暗编织了一个比前现代社会更加精细和隐秘的思想奴役之网。
启蒙理性通过自身独特的方法论重新勾画了客观世界的“量”的面貌。启蒙理性对现代文明影响的最突出之处直接表现为现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自诞生之日起，资本主义就从来没有表现出与它所宣称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立场和价值追求的契合之处。然而问题在于，为什么资本主义的野蛮行径并没有在现代文化上特别是在价值观上表现出来？这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它在意识形态的领域同样混淆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在事实判断的领域，自然科学之所以能够在现代社会兴起，即使撇开其与资本主义现实生产的互动不提，在认识论领域内其巨大说服力的发挥是因为依靠可以实现“结果重现”的科学实验。在“科学试验”中，以数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的方法成为首要前提。而这种方法的重要特点就是对量化思维方式的高扬。科学技术本身并没有意识形态的特点，但是它的思维方式在市场经济中被意识形态利用。在科学技术式的社会管理体制中，作为主体的人实际上并没有与作为对象的物在价值序列上区分开来，从而最终使主体自身全面卷入一个被“管控”的状态。正是对量的重视的思维特点与市场经济试图用货币来衡量一切对象价值的方法论不谋而合，资本主义在文化特别是意识形态上才表现出一种貌似没有立场的立场——一方面追求一种所谓的正义的宏观形象，另一方面却又承认反正义的社会现实。从这个意义上看，除了市场，资本主义本身并没有立场。正是基于服务于资本牟利的市场规则，所有企图超越市场经济的观点和主张都是“非正义”的。阿多诺哲学对启蒙理性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诟病就在于其对量化思维方式的高扬。
通过对客观世界的重新刻画，启蒙理性在认识论上重新构架了世界的“权力”系统。相比较于前现代的权力体系构架，神权和君权高于民权的传统垂直权力体系崩塌了。在阿多诺看来，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启蒙所允诺的理想社会并没有因此到来，而是代之以新的抽象平面化的权力系统。在《启蒙辩证法》关于神话和启蒙关系的分析和论述中，逐步远离马克思社会历史观的阿多诺在此表明了这样一个观点：启蒙倒退回神话。如果我们结合《否定的辩证法》，我们可以沿着阿多诺的思路对此做出如下解释：在启蒙理性依照量化的思维方式所建构的世界图示，实际上也是一种全新的权力体系。在这样一个全新的权力系统中，抽象个体在抽象层面上的自由、平等成为理想的交往原则。这些个体之所以是抽象的，本质上仍然来源于启蒙理性把个体设定为同质性的。在这种无视人的具体状态的社会中，人的自由、个性只能成为一种空谈。与此同时，阿多诺又对这种权力系统的某些方面保持一种不寻常的“回避”。虽然他批判现代世界，虽然他与霍克海默共同讨论了神话与启蒙时代的文化，但是他却始终在回避西方最大的传统文化——基督教文化，并且与犹太教保持着或多或少的关系[1]。
在重构关于世界的知识、消解前现代文化中虚构的超自然神秘主体的基础上，启蒙理性又在文化上重新建构了一个抽象的“人类”主体，并重新定位了未来社会的图景和实现路径。启蒙理性最大的问题在于，在现实的“个体”同质性的认识论系统中，其标榜的享有无条件的“自由”“平等”“公正”等近现代美好词汇所形容的权力的主体并非“现实的个人”，而是对“人类理性”的一种抽象。这种抽象，在主体的层面是无法用启蒙理性所赞赏的自然科学的方式确认的，无法通过“经验”的方式对人类主体进行实证性的确认。在此意义上，它更多的是一种价值论上的“预先”设定。在这种设定中，“人类”主体代表着现代“人类”的“总体”利益，代表着某些共同的“普世”原则，代表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相比较于前现代社会，启蒙理性所规划的现代文明不再通过对某一个具体的超自然力量或理想化的个人的依赖，来实现未来的“美好社会”。它认为，通过“理性之光”，即通过现代理性设计的种种工具，在驱散愚昧的同时，能够解决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问题，迎来一个美好社会。未来社会的图景的实现依靠的是理性通过被同质化的个人的努力。在这种意义上，对美好社会的坚信，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对理性的坚持。
在这个意义上，启蒙理性实际上建构了一种现代社会的脱离个体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在总体的意义上秉持着一种自我确信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表现为黑格尔式的外在性的“绝对精神”。但是在微观的个体领域，这种主体性表现出巨大的“同质性”，表现为一种平面式的同质抽象价值定位，或者是一种工业流水线式的个体价值定位。“否定的辩证法”从思维方式上揭露了这种弊端及其来源。它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辩证法是现实世界中一切运动、一切生命和一切活动的原则”[2]这一命题。它不仅促使我们在哲学上反思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新特征，也能够为我们对苏联教科书中的辩证法解读模式、乃至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重新反思提供有益的借鉴。它促使我们去思考——僵化的辩证法体系中的思维抽象到底是对历史的总结还是强加于历史的逻辑，促使我们去反思如何处理现代社会中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促使我们去反思传统的集体思维方式和社会体制的建构方式，等等。阿多诺之后，苏联的解体、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和倒塌，再一次把这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在此角度上，“否定的辩证法”反传统的“经验”视角作为一种全新的解读范式，的确看到了传统哲学的思维形式、乃至社会制度在理解和把握世界的过程中片面注重“虚假”主体性、并由此导致的主观建构思维方式的缺陷。
在思维方式上，无论是主体还是客体或主客体关系，我们对它们的认识是与我们的思维过程和思维框架密切相关的。因此，正确把握思维本身的特点，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概括对象，从而达到对对象的全面理解。而我们的思维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建构性思维和反思性思维的矛盾，还不可避免地形成知性思维和辩证思维的矛盾。处理不好思维中的这些关系，就不可能正确地解决思维中的抽象和具体的关系。阿多诺“经验”范式的辩证法看到了传统哲学在思维抽象方面的弊端，指出启蒙理性并未超出传统哲学的“同一性”思维方式，这是它的重要的理论贡献。
虽然阿多诺哲学并不热衷于明确讨论马克思，但是他对启蒙理性思维方式的分析无疑要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产生若干层面上的对话和交流。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中，人类思维存在着两条不同的道路：在第一条道路中，“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3]。第一条道路是人类思维对客观对象的主观把握，它必然存在着思维的片面化、静止化的运动，必然与思维的对象产生一定的差距。因为思维要进行，就必须把运动的东西静止下来，否则，思维根本没法进行。正如黑格尔在分析芝诺“阿基里斯与龟”的悖论时指出的那样：“从来造成困难的总是思维，因为思维把一个对象在实际里紧密联系着的诸环节彼此区分开来。”[4]这实际上揭示出思维在运行中的内在矛盾[5]，列宁抓住这一思想加以发挥：“如果不把不间断的东西割断，不使活生生的东西简单化、粗陋化，不加以划分，不使之僵化，那么我们就不能想象、表达、测量、描述运动。思想对运动的描述，总是粗陋化、僵化。不仅思想是这样，而且感觉也是这样；不仅对运动是这样，而且对任何概念也都是这样。”[6]
在马克思的年代，布鲁诺、费尔巴哈等人的错误不在于达到了思维的这一层面，而在于他们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例如，他们也谈论“个人”，但是他们的“个人”只是抽象的、片面的个人，这种“个人”最多也只是现实世界的某一方面的片面反映。这种关于“个人”的概念要么局限于纯粹精神的领域，要么局限于自然的领域，这样的“个人”是不完整的，对于如此抽象的“个人”的阐发无论对于现实问题的解释还是解决都于事无补。“辩证逻辑和旧的单纯形式的逻辑相反，不像后者那样只满足于把思维运动的各种形式，即各种不同的判断形式和推理形式列举出来并且毫无联系地并列起来。相反地，辩证逻辑由此及彼地推导出这些形式，不把它们并列起来，而使它们互相从属，从低级形式发展出高级形式。”[7]这两种思维方式，即形而上学与辩证法、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知性思维与理性思维，贯穿于整个思维的历史。尽管知性思维与形而上学有关，辩证思维与辩证法有关，但它们不是等同的，从更直接的意义上说，知性思维与辩证思维是思维运动中静态性与动态性的反映，这实际上是把这一矛盾上升为整个思维、全部概念、所有感觉的内在矛盾。这一矛盾根源于客观事物与思维表达的矛盾，因为思维总要表达、描述出他所面对的对象，这一基本矛盾可以转化为一系列的矛盾，比如连续性和间断性、全面性与片面性、运动性与静止性、丰富性与简单性等，它几乎是现代思维表现最为充分的一对矛盾，这导致了认识过程中的第二条道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8]。
在阿多诺那里，他的功绩在于他看到这一过程的弊端，注意到单纯的抽象思维方式对主体和客体构成的威胁，并在更广阔的社会文化建构的层面上看到启蒙理性思维方式、现代性成为资本主义现代性对人进行奴役的新工具。问题在于，阿多诺试图在第二层面上另辟蹊径，他试图在保存间接性思维的基础上实现对第一思维层面回归，在保存一般性的基础上把认识的焦点聚集在“经验”中特殊事物之上。对于这一点，马克思的论断并没有过时——“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9]。阿多诺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批判了唯心主义思维方式的这种用一般代替个别的思维方式，并在资本主义社会总体性的基础上批判了启蒙理性及其后果。然而，在思维中，如果思维没有了总体性，仅仅是一个差异性的“星丛”，那么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就缺乏一个基本的平台。可以说，历史的进步就是不断地对这个平台进行的修整乃至重建。这也是阿多诺一次次批判理性而最终却重返理性思维方式的原因。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主义在“否定的辩证法”中沦落为一种“工具性的运用”并丧失自身的价值立场。
能否仅凭思维方式中的这种弱点从根本上颠覆人类几千年来的思维方式？或者说，能否凭借这种思维方式的缺陷就由此否定人类文明的主流成果？鉴于这种思维方式，阿多诺的“经验”立场脱离了历史，由此“否定的辩证法”也就不可能超越历史。他只能在他所批判的对象中徘徊，最终对自己超历史的“经验”状态表示悲观。对此，有学者认为，“‘否定的辩证法’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的不公正判断而对形而上学发动的一次失败的攻击。因此，一方面，阿多诺对理性进行一种西西弗斯式的绝对否定；另一方面，他不断地重返理性”[10]。因为不能从逻辑上再现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不能重构资本主义社会的逻辑结构，这就注定阿多诺只能停留在他所批判的理性的范围内。更加严重的问题在于，这种超历史的观点使得“否定的辩证法”丧失了历史的根基，失去了历史的主体，它是一种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一切社会统治力量批判性的呐喊，它不能对现实的压迫因素造成任何颠覆性的破坏。由此，对理想新社会的期待就成为一种虚无缥缈的幻想。
虽然这是“不成功”的，但“否定的辩证法”也没有彻底失败。“否定的辩证法”是一种有针对性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极端的“不妥协”，也是一种针对现代启蒙理性无形暴政的无奈的“不妥协”和坚决的揭露。这种针对资本主义现代政治文化运作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分析和揭露，为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政治和文化做了必要的理论准备。它对苏联意识形态的“不合作”，也在某种层面上为我们反思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利弊得失提供了警醒。与此同时，它的经验教训再一次提醒我们：“主义”并不能脱离现实的物质生活。“否定的辩证法”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同一性”管控的各种因素的同时，逐步疏远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的分析，它在试图从人的意识上另辟蹊径的同时，没有关注到底什么是“现实的个人”。最终，它沦为一种“呐喊”式的斗争——这些哲学家们在“呐喊”之后，便把斗争的任务（思想上的）交给了听众。如果说，在《旧约》中，摩西还依靠自己的双腿去引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的话，那么，阿多诺，这位连自己引领对象都不明确的、想走出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摩西”，最终连自己的双腿都放弃了——拒斥实践的“思想中的反抗”就是他做的一切。
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次离开社会物质现实、单纯依靠思维方式的反思而发生的社会变革，但这就是阿多诺哲学的终极理想。阿多诺，这位连钢琴都弹得不敢恭维的人[11]，被后人尊称为音乐家；阿多诺，作为一个激烈批判一切暴力统治的犹太人，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取了一个典型的非犹太人的名字——“埃克哈特”[12]。如此之例甚多。正像“否定的辩证法”是矛盾的一样，阿多诺本人也是矛盾的。
一方面，阿多诺是一个勇敢的觉醒者和呐喊者，他以深刻的否定性思维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运行规则方面的同一性控制及其这种控制对每一个现实的个人的影响，发人深思。他以自己的理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传统理性哲学中，我们关于人的定义、关于世界的定义，是否太“狭窄”了？以至于这种“狭窄”非但不能实现启蒙时代人们对未来世界的设想，反而会使人类文明陷入更高层面上的困顿乃至灾难？
另一方面，在这种深思中也引出这样一个困境：我们即使在思维方式上开始觉醒，在意识形态上呐喊、反抗，然而谁会在“实践”中反抗以及怎样反抗这种“同一性”的社会现实？这是“否定的辩证法”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这是“经验”范式的辩证法，以及一切以“理想”状态的概念为基础的辩证法解读范式给我们带来的深刻警示。辩证法不仅仅需要批判，它还需要超越现实的历史根基和确保获得历史主体支持的可行性手段。对现实的历史主体来说，仅仅意识形态的批判是无法让他们生存下去的，对社会物质生活的分析和批判也同样重要。批判与超越、超越与革命，都需要对社会现实进行逻辑重构并获得社会物质生产的强力支持。这种重构是在对社会历史生产和生活的分析中、在生产力的发展中实现的，而不是单纯靠对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实现的。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们在阿多诺的哲学中体验不到欢快的精神气质，反而为深深的忧虑所袭扰。
[1] 阿多诺并非用“否定的辩证法”去对待西方文明中的一切对象，即使后期阿多诺所宣扬的那种“大拒绝”也始终坚持着一种“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态度。这里面或许有迫于当时社会生存压力的各种不得已，或者还有阿多诺本人的或隐或显的宗教情结。例如，在对待基督教和犹太教问题上，他保持了一种近乎沉默的态度。
[2] 〔德〕黑格尔：《逻辑学》，梁志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第156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18页。
[4]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第290页。
[5] 杨耕、陈志良、马俊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第176页。
[6] 《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第219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332～333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18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5页。
[10] 张亮：《“崩溃的逻辑”的历史建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第11页。
[11] 〔德〕洛伦茨·耶格尔：《阿多诺：一部政治传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178页。
[12] 〔德〕洛伦茨·耶格尔：《阿多诺：一部政治传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