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人（《光明日报》记者梁枢）语：
中国哲学界对马克思的“重读”，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再认识提供了波澜壮阔的思想舞台。参加本次访谈的五位学者，既是这场“重读”的主要参与者，也是见这次“重读”的证人。近年来，他们都有新的关于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著述问世，如孙正聿的《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俞吾金的《意识形态论》、杨耕的《为马克思辩护》、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衣俊卿的《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等。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版，以及它们在学界所产生的广泛影响，似可表明这样一个事实：伴随着中国社会全面进步，我们对马克思哲学长达二十年的“重读”也在逐渐走入成熟期。为这次访谈所设计的三个论题，虽不可能完整地展示五位学者在“重读”过程中所取得的思想成果，但应该能够显示他们在一些焦点问题上达到了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深度。
马克思哲学的主题：是人还是物
杨耕（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马克思所面对的是一个由资本关系所造成的人的生存状态全面异化的社会。在马克思看来，哲学的迫切任务就是揭露这种异化及其根源。然而，传统哲学包括近代唯物主义无法完成这一任务，这是因为，传统哲学中的存在是脱离了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的抽象存在、“抽象物质”，从这样的抽象本体出发，人们无法认识和把握现实。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一开始就对传统哲学包括近代唯物主义持一种批判态度，并把哲学关注的中心从超验世界转向“感性世界”，从整个世界转向人类世界，从宇宙本体转向人的生存本体，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异化形式给予深刻批判，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给予深切关注。对于马克思哲学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消除人的生存状态的异化形式，“确立有个性的个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样，马克思的哲学就在哲学史上实现了哲学主题的根本转换，实现了对人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的统一。在我看来，这是全部哲学史上对人的生存和价值最激动人心的关怀。
毫无疑问，马克思是个唯物主义者，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不是从“抽象物质”出发，以一种超时空的方式抽象地谈论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而是从人的实践出发去理解和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去理解和把握人本身，并确认人的实践所引起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构成了现存世界的基础和人的生存的本体。这是一种动态的、不断发展、不断生成着的本体，它使存在成为一种现实社会的存在，成为现实的人的存在。这样，马克思的哲学便开辟了一条从本体论认识现实的道路，并成为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和人类解放的“头脑”。
俞吾金（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在马克思的哲学中，人和物是不可分割地统一在一起的。实际上，只有把人和物统一起来，才算真正地把握了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何以言之呢？一方面，马克思认为，人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得解决吃、喝、住、穿的问题，为此，就不得不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并不得不与各种物打交道。在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这里所谓按需分配，就是对人类劳动的产物进行分配。这里，我们不但遭遇到了物，而且物的重要性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表现出来。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当作为产品的物无限丰富、充分涌流，以至于达到按需分配的程度时，共产主义的理想才可能化为现实。我们能说马克思只重视人不重视物吗？显然不能。
同时，马克思在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拜物教现象时，坚决反对人们把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割裂开来，强调要从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中洞察到人与人之间的真实的社会关系。即使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普遍物化的现象时，马克思也从历史评价的角度指出了这种现象的积极的方面，即没有普遍的物化和异化，也不可能有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我们能说马克思只重视物不重视人吗？显然不能。
综上所述，在研究马克思哲学时，决不应该把人与物的关系割裂开来并对立起来。否则，我们做得越多，离开真理也就越远。
张一兵（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谈及这个话题，我依旧要先突显“清理场地”的问题。所谓“清理场地”或“正本清源”，反映在方法论上，就是必须真实地回到文本之中，面对思想家本身。对马克思而言，就是在寻找到一以贯之的问题在他那里的终结之处，凭借对他第一手文本的解读和深入的思考，了解马克思在特定历史语境中提问以及思想的成因，并通过社会学上的所谓“田野式”方法路径的布展，进而通达一种具有鲜明的个体特征的我们自己的哲学之思。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与农业文明相比，工业文明是完全异质的社会生活层面的发生，它将人从对土地的依附中解脱出来。可这种解放在另一方面又使人与物的关系从人与外部物质（自然）世界的关系转变成为经济世界中人与经济力量的关系，特别是，市场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以“物与物的关系”的形式体现出来的颠倒事态。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这种直观中，这就是形形色色的拜物教。马克思的哲学关注是以批判的现象学，透过物象重新把握人的历史性存在，特别是人的现实关系存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对马克思来说个人的全面自由解放才是他自始至终所关注的对象，而“物”（象）不过是借以达及这一对象的入口和手段而已。
马克思哲学在当代西方：终结了，还是“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
衣俊卿（黑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真正能够代表每一时代的哲学更多地表现为理性的反思、理性的批判、文化精神的生成和重建，表现为对原有的哲学体系和教条的不断超越。在这种意义上，哲学理性和哲学反思应当是最活跃的生命之流，它不断地批判人类业已生成的文化构造，不断捕捉、预见、引导新文化精神的生成，为人的存在提供新的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撑和精神启蒙；不断地通过现实的文化批判而成为社会运行的内在的自我批判和清醒的自我意识。
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哲学作为关于人的存在的本质性的、批判性的文化精神已经成为当今人类不可或缺的意义和价值内核。其当代意义和生命力在于：它不是一种外在的理论工具，而是作为一种关于人的生存的本质性的文化精神内化到现实的历史进程之中，不仅对19世纪以来人类历史进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而且一直影响并将继续深刻影响人类的精神状况。这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文化批判精神对存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思潮的影响可以清楚地看到。
张一兵：真实的情况是，只要作为马克思批判对象的经济制度及其不合理、不公正的特性在西方社会仍然存在，那么，马克思的哲学所具有的方法论和批判性就仍然有其不能被否认的积极意义。并且，马克思的哲学在历史辩证法中所体现出来的历史意识也是种种其他学说所不能企及的。
杨耕：看一种学说或体系是否过时，归根到底，是看它是否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它所提出的根本问题在现时代是否还存在。仅仅从时间的远近来判明一种思想是否过时是一种理论近视。由于深刻地把握了物化社会的本质和人的异化的根源，由于基本观点契合着当代西方社会的重大问题，所以，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又超越了19世纪，不仅没有“终结”，相反，依然是当代“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
马克思哲学在当代中国：离我们近了还是远了
孙正聿（吉林大学哲学系教授）：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思考马克思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存在方式。在我看来，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当代中国的解放思想的进程中，马克思的哲学不仅作为哲学“学说”而被重新阐扬，作为哲学“学术”而被切实研究，而且作为哲学“学养”而被人民接受。作为“学说”“学术”和“学养”的马克思哲学，成为日益亲近我们的哲学。
改革开放以前，马克思的哲学长期以来只是被当作“学说”而存在，并且只是把这个“学说”作为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而存在，至于这个“学说”的“旨趣”和“特质”则被淡化了。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哲学的“旨趣”与“特质”，日益受到人们强烈的关注，并且日益形成一种普遍的共识，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是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也就是关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这个学说既是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的承诺，又是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过程的揭示，也是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标准的确立。因此，这个学说为人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永不枯竭的理论资源，并且日益亲近把“发展”作为“硬道理”的当代中国人。
马克思的哲学“学说”又是作为人类文明的伟大的“学术”成果而存在的，并因而构成后人研究的对象。曾经有人诘难：“回到马克思”，难道我们“离开”马克思了吗？“重读马克思”，难道我们“误读”马克思了吗？其实，“回到”与“重读”，都是凸显了把马克思的“学说”作为“学术”对象来研究的理论态度，正是在把马克思哲学作为“学术”对象的“重读”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回到”了关于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马克思哲学，而且马克思的哲学经过切实的“学术”研究而亲近越来越多的当代中国人。
贺麟先生说，“哲学是一种学养。哲学的探究是一种以学术培养品格，以真理指导行为的努力。”作为“学养”的马克思哲学，它是把人的全面发展的哲学理念实现为每个人的自觉追求。这样的哲学“学养”与当代中国人是最为亲近的。
衣俊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中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和意义的更好发挥做出了贡献。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有一丝担忧。目前课堂上、书本里、会议中、报刊上无所不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述不时透露出某种形式化、表面化的倾向。
如果我们“得言忘意”，不顾时代的转换而简单地固守马克思哲学现成的结论和命题，那我们实际上是在亲手“抛弃”马克思哲学这一当代最重要的人类精神遗产。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和生命力就在于它不受这些具体层面限制的深层内核，即关于人的实践本质和超越本性的最深刻的阐发。
或许，当我们“得意忘言”，不再固守马克思哲学的一些具体结论、一些具体论述、一些具体话语时，马克思哲学的生命力将得到空前的展示，将真正与我们同行，与人类同行，成为我们的精神世界和价值世界的本质性维度和内核，并发扬光大。
张一兵：我坚定地认为，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在史无前例地接近马克思及其哲学方法论。当下正在建构之中的市场经济体系，是马克思一生都极其关注的。市场中的经济关系以及以交换为中心人转化成为物的现象，是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所赖以建立和剖析的切入口。这也就为我们真正理解他的批判性和其全部方法论提供了完整真实的社会经济语境。马克思曾说：“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的确如此。在过去落后的自然经济中，马克思的经济学所面对的李嘉图式的大工业生产对我们而言几乎成了无法企及也不可理解的“另类”世界；而越接近现代性，越接近工业化，我们事实上也就越接近了马克思的言说语境和思路。这是今天中国学问中的最大真实。
杨耕：马克思的哲学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资本批判的过程中产生的，是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形成的。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只要资本仍然具有支配一切的权力，马克思就不会“死去”，仍然“活着”。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拓展与深化，一个“鲜活”的马克思正在向我们走来，马克思不是离我们越来越远了，而是越来越近了。一句话，今天马克思仍然“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