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的今天，全球范围内不同类型国家为何共同关注国家治理现代化？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如果说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那么可以说，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都是为了解决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的各种不同类型的问题。就中国来说，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现实的角度，也无论是从理论的角度还是从实践的角度，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具体来说，有如下几个原因。
第一，从理论上讲，如何治理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至今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纵观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怎样治理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性质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社会，以往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并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经历全面治理社会主义的实践，许多设想是预测性的。而且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里，政治意义的国家将会灭亡，国家的阶级职能和政治职能也将随之消失，自由人的联合体将只剩下社会管理职能。1871年建立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尝试，但其实践范围比较小、存续时间比较短，没有遇到后来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大范围、全局性、长时间的矛盾和问题。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就逝世了，尽管他生前已经看到社会主义实践产生的问题超出了预计，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政策举措，但没有来得及深入探索和实践。列宁逝世之后的苏联在治理国家的问题上，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最终没有探索出治理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确方法。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以后，对于治理国家，虽有成功的经验，但也发生了严重的挫折。总之，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始终未能解决好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个问题。中国作为现存的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时候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正是要着力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方式，实现社会主义国家良性运行。
第二，从国家治理的历史经验讲，国家治理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古往今来，大多数国家社会动**、政权更迭，原因最终归结为没有形成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取得民族独立之后，由于没有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因而没能有效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日积月累、积重难返，最后出现了严重政治后果。世界银行之所以使用“治理”这个概念，主要是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乱象，着力解决发展中国家的治理问题。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虽然原因极为复杂，但未形成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是其重要原因。进入21世纪，世界银行等机构在言论和责任、政治稳定、政府效能、管制质量、法律、控制腐败这六个治理领域建立一套指标体系，旨在为全球的资金流动和跨国公司的投资提供参考。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防止重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老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要防止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悲剧的重演，就必须着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第三，从现实国情看，如何治理中国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但并非强国。如何治理人口众多的大国，是一个亟须解决的重大实践课题。二是中国是一个快速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和发展任务的艰巨性，决定了国家治理的复杂性。当代中国正在实现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从乡村社会到城市社会、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伦理社会到法理社会、从人治社会到法治社会、从计划经济社会到市场经济社会、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转型。在转型过程中，社会中不同的利益群体已经形成，各种利益冲突日益明显，社会不公平现象突出，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不稳定因素急速增多，维护稳定的代价不堪重负，党和政府公信力严重流失，现存的许多体制机制阻碍了社会进步，凡此种种，都意味着我们在国家治理体制和能力方面，正面临诸多新的严峻挑战。
第四，从中国未来发展看，国家治理现代化事关中国现代化的前途命运。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1]为何邓小平要强调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什么是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为什么邓小平同志要强调“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才行？现在离30年不远了，到了最紧要关头和最后期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相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要求，相比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相比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我们的制度还没有达到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要求，有些方面甚至成为制约我们发展和稳定的重要因素。
总之，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话语，也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问题。中国现在特别强调要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也是为了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拿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