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常把西方近代哲学称作哲学发展史中的“认识论转向”。那么，这种“转向”的根本标志和实质内容是什么？能否把这种“转向”仅仅解释为近代哲学“侧重于”认识论研究？
近代以前的哲学是从对象世界自在的矛盾去寻求和说明世界的“本体”，因而是一种“纯朴的”本体论追究的辩证法。近代哲学则愈来愈明确地自觉到：凡属对象在人类思维中的规定性，都是人的思维关于对象的规定；这些规定是否合理，不仅需要考察关于对象的思维内容，而且必须探究形成思维内容的思维形式。这样，近代哲学就在哲学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上发生了重大变革：没有认识论的本体论为无效。这才是“认识论转向”的真正内涵。
“认识论转向”要求哲学从人的思维对存在的关系去思考理论思维的前提问题，因此，近代哲学所研究的主要“矛盾”是：自然世界与人类意识、意识内容与意识形式、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对象意识与自我意识、外延逻辑与内涵逻辑、感觉对象与理性直观、知觉与表象、知识与信仰、自由与必然，等等。近代哲学的德国古典哲学阶段，则进一步地研究了自在之物与为我之物、自我与非我、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理论理念与实践理念、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思维规律与存在规律等更深层次的“矛盾”。
这种对理论思维前提的自觉的认识论反省，“十分清楚”地提出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并使之获得了“完全的意义”。它把辩证法的理论思维前提批判提升到自觉的认识论反省的新阶段。这种以认识论反省为出发点、以认识论的内在矛盾为内容的辩证法理论，就是“认识论反省的辩证法”。
因此，所谓“认识论转向”，它的根本标志是从认识论上自觉地反省理论思维前提的内在矛盾，它的实质内容就是认识论反省的辩证法。这种认识论反省的辩证法，不是自发地而是自觉地实现了辩证法的批判本性。
西方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认识论反省的辩证法”，是西方近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它反映了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及近代工业和近代实验科学发展的要求。这种要求的实质是弘扬人的理性权威，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同时，西方近代哲学又是以西方近代的社会变革以及近代工业和近代实验科学的发展为前提的，而绝非是纯粹思辨的产物。它以理性思辨的形式恢复了古希腊哲学的探索精神，并以新的时代内容实现了理论思维前提批判的层次跃迁。
（一）上帝本体论的理性批判
古希腊哲学是素朴的，也是充满生机的。它的根本特征，恰如列宁对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的评论，是“寻求”、“探索”、“在每一步上所提出的正是关于辩证法的问题”[14]。然而，这种充满生机的寻求和探索，在“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15]，“却被变成僵死的经院哲学，它的一切探求、动摇和提问题的方法都被抛弃”[16]。
辩证法理论被扼杀的根源，从哲学自身发展的历史与逻辑上说，是由于把批判性的本体论探索即揭示本体论的内在矛盾，变成了对“本体”的非批判信仰。当着哲学家把“本原”、“本体”、“共相”、“理念”、“形式”等范畴从与其相对待的“万物”、“变体”、“个体”、“事物”、“质料”等范畴的关系中独立出来，并予以凝固化和绝对化，这便演化为西方中世纪哲学的“上帝本体论”。
西方近代哲学的根本任务，借用费尔巴哈的论断，就是“将上帝现实化和人化”、“将神学转变为人本学”[17]，即把异化给上帝的人的本质力量和主体地位归还给人。
在西方近代哲学的上帝本体论批判中，哲学世界观的内在矛盾便相应地转化成上帝与自然、上帝与理性、上帝与人的矛盾。揭示、展开、论证和深化这些矛盾，构成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上帝自然化（物质化）、上帝理性化（精神化）、上帝人本化（自然化与理性化之人化统一）的发展进程。
上帝作为创造宇宙的造物主，它创造了自然，也创造了精神。一种合乎逻辑的推理是：能够创造自然和精神的上帝，它自身就应该具有自然的属性和精神的属性。近代哲学的上帝本体论批判，首先紧紧地抓住了上帝与其两种属性的内在矛盾，把上帝自然化和精神化，取消了上帝的彼岸性和神圣性，肯定了自然和精神的实在性，并从而肯定了人的自然欲求和理性思维的合理性。
在近代哲学的上帝本体论批判中，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它把异在的、人格化的上帝变成了纯粹的精神性存在，从而使精神本身成为哲学批判性反思的对象。
上帝并不在人的心灵之外，而是个人的心灵深处所固有的。这样，上帝就变成“它如何在我的心中被认可、被证实；我判断、认识我认为真的东西是不是真理，这件事必须向我自己心中显示出来。真理在我的精神里面是怎么样的，真理就是怎么样的；反之，我的精神只有当真理存于其中而它自己也这样存在于内容之中时，才是正当地和真理发生了接触”[18]。由此黑格尔认为：“成为宗教改革的原则的，是精神深入自身这个环节、自由这个环节、回归于自己这个环节；自由正意味着：在某一特定的内容中自己对自己发生关系，——精神的生命，就在于在显得是他物的东西里面回归于自身中。”[19]
勒内·笛卡尔的“哲学沉思”以“怀疑”为出发点，就是对精神活动本身的反省。在他看来，“怀疑”的目的，就是在可以被怀疑的观念和知识中找出一个不可怀疑的、确定性的存在。为此，首先不能把我认为是真的观念和知识视为真的；然后对这些不能确定其为真的观念和知识予以分解；最后达到某种不可怀疑的、清楚明白的存在。这就是笛卡尔所理解的哲学据以为出发点的确定性。
路德的宗教改革告诉人们，上帝作为精神性的存在而存在于人的精神活动之中。笛卡尔由此认为，上帝的存在必以人的精神活动为前提。不是由上帝的存在而推论出人的精神活动，恰好相反，应该由人的精神活动而推论出上帝的存在。我在怀疑，没有我便不存在怀疑，因此我是不可怀疑的存在。“那么我究竟是什么呢？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什么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呢？那就是说，一个在怀疑，在领会，在肯定，在否定，在愿意，在不愿意，也在想像，在感觉的东西。”[20]
我即我思。由我思而推论出我的思想的存在，由我的思想存在而推论出上帝作为精神性的存在。这就显示了笛卡尔上帝本体论批判的革命意义：过去，自我屈从上帝，理性屈从信仰；现在，认识的秩序发生了逆转，哲学的探索不是先上帝而后自我，而是先自我而后上帝，不是先信仰而后理性，而是先理性而后信仰。这样，笛卡尔就打破了经院哲学对理性的禁锢，提高了自我在宇宙中的地位，高扬了人及其理性的主观能动性。[21]
作为近代唯物论和近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的弗兰西斯·培根，则从剖析“成见”入手来弘扬理性的批判精神。他提出，由于人的心灵被“成见”或“偏见”缠住，因而是一面给出虚假反映的“魔镜”。他把人的成见或偏见概括为四种“假相”：倾向于只看到和相信所赞同的东西的“种族假相”；由于个人的偏爱所造成的“洞穴假相”；围绕语词和名称的争论而造成的“市场假相”；由于采纳特殊的思想体系，特别是忠于特定的哲学或神学体系而造成的“剧场假相”。他认为，哲学家和科学家都必须首先从心灵中清除掉这四种“假相”，才能进行真正的哲学思考和科学研究。
（二）科学方法与科学前提批判
笛卡尔和培根所弘扬的理性精神，是近代的科学精神的哲学表达。在这种科学精神的哲学表达中，一方面要求哲学家运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哲学，另一方面则要求哲学家把科学理论提升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批判地反思科学理论的前提。运用科学方法进行哲学研究和从哲学层面反思科学前提，是认识论反省的辩证法的重要特征之一。
反映和表达近代实验科学的基本要求和基本精神的培根坚持认为，一切科学知识都必须从不带偏见的观察开始，他卓有成效地概括总结了近代实验科学的始于观察和实验，经过归纳而达到某种普遍性认识的科学方法，并特别地探索了思维的归纳过程，提出了一种迥异于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的归纳逻辑。这种以近代实验科学为基础的归纳逻辑，一方面表现为对传统的演绎逻辑的前提批判（探寻这种前提所以成立的根据），另一方面则又构成更深层次的形式逻辑前提批判的对象（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对归纳主义的批判）。
培根不仅强调不带偏见的观察和思维的归纳作用，而且站在哲学的立场上反省科学的观察方法和归纳方法。他形象地把单纯的经验主义者比作蚂蚁，把先验的理性主义者比作蜘蛛，而把正确的科学家比作蜜蜂，从而要求把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不带偏见的观察和合乎逻辑的推理结合起来。他说：“实验家像蚂蚁：它们只知采集和利用；推理家犹如蜘蛛，用它们自己的物质编织蜘蛛网。但蜜蜂走中间路线：它从花园和田野里的花朵采集原料，但用它自己的力量来变革和处理这原料。”[22]
与培根精心地探索实验科学的方法不同，笛卡尔认为数学是唯一使他感到满意的学科，因为数学的证明具有最严谨的逻辑性和最明晰的确定性。在笛卡尔看来，数学应当成为哲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典范，因为数学具有从最简单的观念开始，然后从它们出发进行严谨推理的独特优点。笛卡尔正是以数学的严谨逻辑去“怀疑”和“澄清”人们的观念，从而高扬了理性的批判，确立了理性的权威。
笛卡尔及其后的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等17世纪的哲学大家，都以数学为楷模，试图从某种直觉地把握到的最高确定性出发，通过严格的推论方法而构筑理性的永恒真理的王国。18世纪哲学则以自然科学为样板，在一种比较朴素的意义上去看待理性。
恩斯特·卡西尔提出，18世纪哲学是在这种意义上来理解理性的，即不是把理性看作知识、原理和真理的容器，而是把理性视为一种能力、一种力量，这种能力和力量只有通过它的作用和效力才能被充分理解。[23]
那么，理性最重要的作用和效力是什么呢？在18世纪哲学看来，就是它的分析和综合的功能。理性把一切经验材料分解为最简单的观念，把一切传统观念分解为最基本的成分，进而批判地反省这些最简单的观念和最基本的成分，从而使人的全部知识和信仰都成为批判考察的对象。
（三）对象、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
以近代实验科学为基础的近代哲学，它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思维怎样才能正确地反映思维对象的本质和规律的问题，也就是思想的客观性问题。因此，正如黑格尔所说，近代哲学的原则并不是“淳朴的思维”，并不是“如实地思维各个对象”，而是“思维那个对于这些对象的思维和理解”。[24]
思维把自己关于对象的思维和理解当作对象，这样的思维当然就不是“淳朴的”。它是对认识的认识，对思想的思想。在这种哲学思考中，包含着最基本的三者关系：对象—对象意识—自我意识。
实际上，笛卡尔的“我思”或“自我”，就已经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精神活动，而且是自我对意识本身的意识即“自我意识”。就是说，笛卡尔的“我思”具有双重性：关于对象的意识和关于对象意识的意识。在“我思”的双重性中，对象变成意识中的存在，这就是意识界的存在或对象意识；对象意识又成为思维反省的对象，这种关于对象意识的意识就是思维的反省活动或自我意识。
在意识对象（意识外的存在）、对象意识（意识界的存在）、自我意识（关于对象意识的意识）这三者关系中，自我意识是作为觉其所觉、知其所知、想其所想的反省意识而存在的。
正是由于近代哲学自觉到了关于对象意识的自我意识，而不仅仅是自觉到了意识对象与对象意识的关系，它才能够“十分清楚”地提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并使之获得“完全的意义”。也正因如此，近代哲学才能把形式逻辑前提、常识前提、科学前提和哲学前提自觉地作为自己批判反省的对象。这就是对理论思维前提的认识论反省。
在意识对象、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的三者关系中，蕴含着对象与经验、经验与知觉、知觉与表象、表象与思维、思维与想象、想象与情感、情感与意志、意志与自我等极为复杂而丰富的矛盾关系。近代哲学通过认识论反省而揭示出隐含于理论思维前提之中的这些矛盾关系，就在认识论的层次上发展了辩证法的批判本性，并使辩证法理论转换为新的形态。
哲学思维在自己的反思活动中去考察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就转化为思维内部的矛盾。
近代哲学对这种矛盾的揭露，首先是以批判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论”来实现的。笛卡尔的“我思”，在其直接性上，是以个人的独立判断去代替信仰的权威；在其间接性上，则蕴含着以超越个人理性的普遍理性去代替上帝的普遍性。那么，这种普遍理性是如何形成的？笛卡尔从“我思”出发去推论上帝及其两种属性的存在，精神也就成为被审察的对象即客体。那么，人的精神活动为什么能够实现与存在的统一？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显露了笛卡尔哲学的简单性和独断性。由于无法解释自我观念及由此而来的种种观念的来源，笛卡尔提出了他的“天赋观念说”。这个学说在整个17世纪哲学中占有统治地位，而没有得到真正的批判。从某种直觉地把握到的最高确定性（自我、实体、单子等）出发，通过自我演绎而构成哲学的逻辑体系，是17世纪哲学的共同出发点。
在17世纪的形而上哲学体系中，斯宾诺莎的“实体”学说是特别令人感兴趣的。他认为实体的属性是思维和广延（自然）。这样，他就扬弃了两个极端（思维和广延）的独立性，把两个极端变成了实体的对立面的统一。
在斯宾诺莎看来，人的思维作为实体的思维属性的一种样态，它应该具有实体的观念，以及由实体的观念而来的关于思维和广延两种属性及其各种样态的观念。这些“真观念”不是来源于感觉和经验，而是来自“天赋的理智”对事物本质的直观把握。在这种直观把握中，人们既不断地形成关于事物本质的真观念，又不断地对这些真观念进行再认识，这就是他所说的“反思的知识”。在这种反思的知识中，越是推演到后来的真观念，越是处在理智的更高层次上。这样，斯宾诺莎哲学就蕴含了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雏形——思维在自己的建构与反思的对立统一中实现自身的发展。
与17世纪以演绎和证明的方法来构造形而上体系不同，18世纪哲学从一种比较朴素的意义来看待理性。它不是把理性看作先于一切经验的“天赋观念”的总和，而是把理性看作一种后天获得物。因此，它从理性的经验来源上反省人的认识。
有两类经验：外在的、物质的经验，以及内在的经验——思维规律和思维形式。英国经验论者洛克开启了这样一条道路，即从分析“外在的、物质的经验”而反省思维形式在观念形成中的作用，从而说明理性的能力和力量。18世纪的法国哲学沿着这条道路而创建了近代的成熟形态的唯物主义理论；贝克莱、休谟则把这条道路引向唯心主义的经验论，并以彻底的经验论而使洛克开启的这条道路告终。
洛克否认天赋观念的实在性，突出感性在认识中的作用。他明确地说：“人心中没有天赋的原则。”[25]他从感官活动所产生的感觉出发，分析简单观念到复杂观念的形成过程，探讨人的各种观念和人的认识能力的真的程度，研究知识的本质和分类以及人类的知识所能达到的界限，思考如何合理地对待知识与信仰的关系。
但是，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中，不仅需要从“外在的、物质的经验”即思想的内容方面去揭示它的丰富性和矛盾性，而且需要从“内在的经验”即思想的形式方面去探索它的丰富性和矛盾性。由于洛克把观念混同于感觉，而不理解观念的本质是意义的觉知，取消了思维的能动性，因而无法达到对“内在经验”的反思。
观念作为主客统一的意义觉知即是真理问题。黑格尔说，关于真理的科学——哲学——是对认识的认识、对思想的思想。这就是反思。真正达到反思的认识，那是德国古典哲学才实现的。
但是，从笛卡尔的先怀疑而后确定、先理性而后信仰、先自我而后上帝，到18世纪哲学从认识论上对人类观念的反省，已经比较系统地考察了物质世界与人类意识、广延与思维、实体与属性、属性与样态、意识内容与意识形式、对象意识与自我意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外延逻辑与内涵逻辑、知识与信仰等一系列具有哲学世界观意义的矛盾，在一定的程度上实现了本体论、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统一，从而使辩证法理论跃迁到自觉的形态。
（四）近代哲学的辩证法的不彻底性
西方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以及在这个“转向”的进程中所形成的自觉形态的辩证法理论，把理论思维前提的内在矛盾明确地展开为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多侧面、多层次的矛盾。但是，近代哲学并没有合理地解决这些问题。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近代哲学中集中地表现为“理性”与“实体”的关系。如果不是拘泥于哲学家自己的某些自相矛盾的论述（这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可以发现，近代哲学对于“理性”和“实体”及其二者关系，提出了两种对立的理解方式。
其一，实体即自然，理性（思维）只是实体（自然）的一种基本属性。人作为理性动物，通过理性活动（包括感性直观和理性分析）认识实体，从而实现理性与实体的统一。这就是强调人及其理性对自然的依赖性（或者说自然对人及其理性的本原性）的近代唯物论思想。
其二，实体即理性，理性（思维）的规律就是自然（存在）的规律。理性作为自为的能动性主体，它通过自我认识和自我反观而实现思维与存在的统一。这就是强调人及其理性对自然的超越性（或者说自然对人及其理性的被动性）的近代唯心论思想。
由于上述两种理解方式的对立，近代的唯物论哲学和唯心论哲学，都试图以还原论的方式去解决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问题。这样，近代哲学在批判上帝本体论、将上帝现实化和人化的过程中，就形成了两种近代意义的本体论——物质（自然）本体论和精神（理性）本体论。
它们分别从对立的两极（自然或理性）去理解理论思维的前提问题，而没有找到物质与精神、自然与理性、自然对人的本原性和人对自然的超越性对立统一的真实中介和现实基础。
由此便造成了整个西方近代哲学在“本体”问题上的自然本体与理性本体的抽象对立，以及在思维方式上的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互不相容。
这种本体论的抽象对立和思维方式上的互不相容导致对立的双方各把自己所承诺的本体视为不容置疑的人类安身立命之本。这样，近代哲学的认识论反省就以非批判的本体论信仰而终结，自觉形态的辩证法理论也最终陷入了非批判的形而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