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革命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人类的骄傲。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哲学革命，是同这两个伟大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他们为之奋斗终生的崇高目标是人类自身的解放。他们所创建的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自身解放的学说。他们的理论活动的出发点是“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批判，直接指向的是全部旧哲学的最高成果——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这种批判的伟大成果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把哲学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理论层面的反思跃迁到新的逻辑层次——对理论思维前提的实践论批判。
（一）传统哲学与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
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学，它所提供给人类的，首先是一种把握、理解和解释世界的理论思维方式。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旧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分别从对立的两极去思考思维与存在、精神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因而始终僵持于“本原”问题的“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并以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去说明二者的统一。
旧唯物主义以自然界为精神的本原（这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却试图简单地、直接地把精神还原为自然，用自然来解释人类的精神活动，从而把物的尺度当作人类全部行为的根据。与此相反，唯心主义则以精神为自然界的本原（这在原则上是错误的），只是从能动的观点去理解思维对存在、人对世界的关系，试图把自然还原为精神，用人类的精神活动来解释自然，从而把精神的尺度当作人类全部行为的根据。
由于旧唯物主义只是从被动的观点去理解思维对存在、人对世界的关系，取消了人及其思维的能动性，因此，它所坚持的是一种单纯的、自在的客体性原则。由于唯心主义只是从能动的观点去理解思维对存在、人对世界的关系，抽象地发展了人及其思维的能动性，因此，它所坚持的是一种单纯的、自为的主体性原则。
这样，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就不仅简单地固执于“本原”问题上的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而且造成了思维方式上的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互不相容。它们把这种本原问题上的抽象对立和思维方式上的互不相容扩展到全部哲学问题，就使它们自身成为片面地夸大两极的哲学理论，并形成了理论层面的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在新的自然科学前提（恩格斯所说的自然科学由主要是“收集”材料的科学发展成主要是“整理”材料的科学）和新的社会历史背景（恩格斯称德国古典哲学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下，试图克服本原问题上的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扬弃思维方式上的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互不相容，以新的思维方式去开拓新的哲学道路。这种探索的积极成果就是自觉形态的辩证法理论。
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康德试图以一种折中、调和的方式来消解这种对立。他既把“自然本体”（康德所说的“物自体”或“自在之物”）作为认识的对象性前提和理性的消极界限而承诺下来，又把“精神本体”（康德所说的“先验形式”和“先验范畴”）作为认识的主体性根据和理性的积极界限而承诺下来。然而，康德这样做的结果，却使思维与存在、主观逻辑与客观逻辑以更为尖锐的形式对立起来——人类思维把握存在的逻辑，它只有主观逻辑的意义，而没有客观逻辑的意义；它只能构成人所理解的世界，而不能表述世界的本来面目。
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试图以概念作为客观主观化和主观客观化的中介环节，以概念自身的“生成”和“外化”来实现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真与善的统一，但他却把这种“统一”变成了神秘的“无人身的理性”的自我运动和自我认识。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虽然包含着把实践活动作为自然与精神、客观与主观相统一的中介的“天才猜测”，但从本质上说，黑格尔是以最彻底的唯心主义方式来回答理论思维的前提问题——“要证明的东西已经默默地包含在前提里面了”[1]。
包括德国古典哲学在内的整个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两极对立的，又是两极相通的。在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中，全部的传统哲学——旧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总是力图获得一种绝对的、确定的、终极的、不容置疑和不可变易的真理性的认识。它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是绝对的真？什么是至上的善？什么是最高的美？这在致知取向上，就是固执于对绝对之真的追求；在价值取向上，就是执着于对至上之善的向往；在审美取向上，就是沉湎于对最高之美的幻想。而从根本的思维方式上看，则是把世界分裂为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非此即彼的、抽象对立的、超历史的存在。因此，从最深层的本质上看（而不是从某些理论内容上看），全部的传统哲学都没有达到彻底的辩证法理论，都没有为人类提供彻底的辩证法的理论思维方式。
（二）马克思的哲学论纲与“实践的转向”
马克思写于1845年春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被恩格斯称为包含天才世界观萌芽的第一个宝贵文件。它凝聚着马克思对全部哲学史的高度概括性总结，熔铸着马克思对哲学本身的深切反思，表达了马克思对全部旧哲学的根本性批评，显露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标志性特征——“实践的转向”。
马克思的这个哲学论纲是从批判全部旧哲学——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出发的。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因此，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2]
在这段简洁精辟的文字中，马克思既尖锐地指出了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又深刻地揭露了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的本质。而这二者的共同之处，则在于它们都不懂得“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意义。
对于旧唯物主义的批判，马克思突出强调的是它“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事物、现实、感性，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
很明显，在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总体评价中，包含着两个方面或两个层次的意思。第一方面或第一层次，马克思并不否认旧唯物主义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事物的积极意义，恰好相反，马克思在他的全部著作中都首先是坚定不移地承认外部自然界对人及其思维的“优先地位”，承认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及其思想路线，并一再声明他自己是“唯物主义者”。第二方面或第二层次，马克思则批评旧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事物、现实、感性，而“没有”从实践的方面去理解。正是在这第二方面或第二层次，马克思展开了对旧唯物主义的批评，并在这种批评中提出了新的理论思维方式。
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曾经分别地考察和批判了费尔巴哈以前的“纯粹的”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的“直观的”唯物主义。所谓“纯粹的”唯物主义即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批评的“客体”形式的唯物主义。它在对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解中，仅仅看到人和自然都服从于同样的规律，而没有从人的方面去理解人对世界、思维对存在的关系，因此马克思说它变得“敌视人”了。所谓“直观的”唯物主义即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很大优点：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但是，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3]。这就是说，虽然费尔巴哈的“直观的”唯物主义从人出发来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这是他优越于“纯粹的”唯物主义的地方），但他只是把人看成“感性的对象”，而没有从“感性的活动”出发去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这表明他同“纯粹的”唯物主义一样同属于旧唯物主义范畴）。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4]这段话是意味深长的。它对于理解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对于理解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批评，对于理解马克思的“实践的转向”，是非常重要的。
费尔巴哈从人出发去理解人和世界的关系，但他却不理解“人”以及人和世界的“关系”。
关于怎样理解“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费尔巴哈没有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因此他不得不：（1）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2）因此，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5]很明显，在费尔巴哈对“人”的这种理解中，“人”已经变成孤立的人类个体，变成了抽象的“类”的共同性，也就是完全抛开了人与世界的“关系”。
但是，这并不是说费尔巴哈不去考察人与世界的“关系”，也不是说费尔巴哈离开人与世界的“关系”去看待人。恰恰相反，费尔巴哈在他的哲学著作中反复地谈到了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在于：费尔巴哈所理解的“关系”不是人与世界的现实关系，而是他所说的感性直观的“关系”；不是人在“感性的活动”中所建立的世界对人的“为我关系”，而是人对世界的“直观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费尔巴哈完全抛开了人与世界的“关系”。
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这当然不是说动物不同其他事物发生“联系”。如果没有各种动物不同的生存环境，哪里有各种动物的存在呢？马克思所强调指出的是，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而真正作为“关系”而存在的关系，只能是以“我”的存在为前提的“为我关系”。正因为费尔巴哈不是从“为我关系”去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因此，费尔巴哈所说的人与世界的关系并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费尔巴哈所说的“人”也不是作为现实的人而存在的。
“为我关系”是人与世界的关系，确切地说，是人在自己的“感性活动”中所建立的主体对客体的改造关系。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人要使世界满足自己的需要，又必须使自己顺应世界的规律；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人既要给自己构成关于世界的客观图画，确信自己的现实性和世界的非现实性，又要以世界自己的规律来规定人的活动，把现实的世界变成人所要求的现实。“感性活动”是“为我关系”的实质内容。离开人的“感性活动”就没有“为我关系”，那样，人与世界的关系就会像动物对世界的关系一样，不是作为“关系”而存在。
马克思所说的“感性活动”就是人的实践活动，马克思所说的“为我关系”就是人与世界的实践关系。实践活动是人的存在方式，也是人与世界的现实“关系”。旧唯物主义离开人的存在方式和人与世界的关系，“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事物、现实、感性，因而无法正确地回答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对于唯心主义的批判，马克思突出强调的是它“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并且进一步指出，它“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
在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的总体评价中，也包含着两个方面或两个层次的意思。第一方面或第一层次，在与旧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事物、现实、感性相对比的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唯心主义“发展了能动的方面”，即从人的感觉（如贝克莱）或思维（如黑格尔）出发去看待思维对存在的关系。第二方面或第二层次，马克思尖锐地指出，唯心主义不仅是“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而且它只能是“抽象地”发展能动的方面，因为它作为唯心主义哲学“当然”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正是在这第二方面或第二层次，马克思展开了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并在这种批判（以及对旧唯物主义的批判）中，提出了新的理论思维方式，实现了哲学史上的革命性的“实践的转向”。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6]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先是把“精神”同它的物质外壳——“语言”——联系起来，之后又把“精神”和“语言”同人的存在方式——实践活动——联系起来，并由此而提出“为我关系”问题。这就是说，“为我关系”，即人与世界的现实“关系”，只能是人对世界的实践关系，而绝不是唯心主义所理解的“精神”对世界的关系。正因为唯心主义离开人的实践活动去看待“为我关系”，才把人对世界、思维对存在的关系说成是“精神”创造世界的关系。也正因如此，唯心主义只能是“抽象地”发展能动的方面。
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能动的方面，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7]
这是对唯心主义的何等深刻的揭露！这是对唯心主义之所以能够“抽象地”发展精神的能动性的何等深刻的揭露！社会分工所造成的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离，使“精神”可以“不用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而唯心主义却把这种“想象”当作了精神对世界的“现实”。因此，唯心主义只能是“抽象地”发展精神的能动性。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克思在指出唯心主义“发展了能动的方面”时，用词是含义深刻的。他说，结果“竟”是这样，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这就是说，本来应当是唯物主义发展人的能动的方面，但结果“竟”是唯心主义发展了能动的方面。因此，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哲学任务是：改造旧唯物主义，创建新唯物主义。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从下述几个方面明确地区分了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直接的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1）费尔巴哈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新唯物主义则致力于在实践中使世俗基础革命化；
（2）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新唯物主义则把“感性”理解为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
（3）费尔巴哈把人看作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新唯物主义则把“人”理解为属于一定社会形式的、进行实践活动的人；
（4）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
（5）包括旧唯物主义在内的全部旧哲学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新唯物主义的历史使命则是改变世界。
以上的对比可以使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从实践的观点去理解人及其与世界的关系，并通过人的实践现实地改变世界，是马克思的哲学论纲的精髓，也是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实践的转向”。
正是这个“实践的转向”使辩证法获得了“合理的形式”：它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它的否定的理解，对它的必然灭亡的理解；它对每一个已经生成的形态，都是在运动的流中，从它的暂时经过的方面去理解；它不会屈服在任何事物面前，就它的本质说，它就是批判的、革命的。
（三）“辩证思维”与“实证科学”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不是抽象的教条，它对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不是空泛的议论。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和他所开拓的新的哲学道路，是“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8]。在与“蹩脚的时髦哲学”相对比的意义上，恩格斯还提出，这种新哲学是“某种以认识思维的历史及其成就为基础的理论思维形式”[9]。这种“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理论思维”，就是“辩证思维”。
马克思主义哲学“利用辩证思维”去概括科学成果，其目的是通过这种概括而丰富和发展“辩证思维”。作为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辩证思维，既是哲学概括科学成果的前提条件，又是对科学成果进行哲学概括的结晶。唯物辩证法以实证科学的历史成果为内容，从而不断深入地具体地揭示理论思维前提的内在矛盾，并在更深刻的层次上回答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为了理解“辩证思维”与“实证科学”的关系，并深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革命的理解，有必要论及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以及传统哲学、现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这种关系的不同理解。
哲学和科学是一种“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的关系。古代哲学认为，哲学和科学的共同对象就是“世界本身”，而二者的区别则在于，作为最高智慧的哲学探究世界的本原、原理和原因，作为一般智慧的其他学问则是解释世界的各种具体现象。近代哲学认为，哲学和科学统一于“人类意识”，而二者的区别则在于，哲学作为最高层次的科学，它提供作为绝对真理的意识原理或一般逻辑，而其他科学则是对意识原理或一般逻辑的运用与证明。现代西方哲学则主要是把哲学和科学对立起来，或者认为哲学是科学的逻辑（科学主义思潮），或者认为哲学是科学无法解决的人学（人本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出发去理解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是由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所创建的全部科学共同实现的。任何一门科学，都把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当作“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而去致力于从各种不同的领域、各个不同的角度去揭示世界的运动规律。与此相反，哲学在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则愈来愈自觉地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当作自己的基本问题，专门研究理论思维的这个“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
这样，作为科学形态的哲学，它所研究的就既不是独立于思维之外的存在（像古代哲学那样），也不是脱离开存在的思维（像近代哲学那样），而是从总体上把整个世界（自然的、社会的和精神的世界）作为思维的对立面，专门研究思维与存在的对立统一关系，揭示思维自觉反映存在运动的规律。
哲学以全部科学共同的根本矛盾——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自己的基本问题，这就不仅把哲学与实证科学确切地区别开来，而且真正把二者内在地统一起来。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它就不是哲学中的“一个”问题（无论把“这个问题”说得多么重要），而是对全部哲学问题的本质抽象（正如把全部数学问题都抽象为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问题一样），一切问题只有提升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它才是哲学问题；否则，就是实证科学问题。
同时，由于思维自觉反映存在运动的规律，就体现在人类思维的历史过程中，特别是集中地体现在人类认识世界所获得的科学成果以及获得这些成果的理论活动之中，所以，哲学又必须以实证科学为基础，通过对实证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来实现自身的发展。这样，哲学才能凝聚着、积淀着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所创建的全部科学反映世界的认识成果，科学地而不是幻想地展现出思维反映存在运动的规律，也就是思维和存在所服从的同一规律。
哲学与实证科学的这种对立统一关系表明，哲学的对象和性质取决于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对实证科学依赖的深刻性，二是对哲学基本问题解决的自觉性。
当科学尚在哲学母体的怀抱中，哲学基本问题还处在朦胧状态的时候，哲学必然以“整个世界”为对象，具有“知识总汇”的性质；当科学成长起来，纷纷从哲学母体中独立出去，哲学基本问题处于明朗状态的时候，哲学必然转向对人类认识的反省，以“人类意识”为对象，试图为科学提供认识的根据，从而具有“科学的科学”的性质；只有当哲学既完全地、彻底地依赖于实证科学，又自觉地、科学地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时候，哲学才能成为哲学科学，才能科学地解决自己的对象问题。
哲学要完全地、彻底地依赖于实证科学，其前提是实证科学自身必须发达到足以揭示世界普遍联系的程度。从19世纪初开始，自然科学已由主要是“收集材料”的科学和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发展为“整理材料”的科学和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伟大整体的联系的科学。恩格斯说，由于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达尔文生物进化论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说明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说明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10]。在这种科学背景下，那种“用观念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的“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排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倒退”[11]。恩格斯还指出，由于马克思的历史观终结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所以，“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是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要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12]。
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的革命变革，首先就是以19世纪科学的巨大发展为背景，由传统哲学的在头脑中制造联系而转变为从科学成果中概括和总结现实的联系。实证科学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的研究客体。
现代哲学对世界各环节的规定性和必然性及其辩证联系和辩证发展的认识，为实现思维把握和解释世界的全体自由性提供了极为坚实的基础，开拓了空前广阔的前景。在现代科学的背景下，还企图超越科学对世界必然性的认识而让哲学直接地去研究“整个世界”，那就不仅是对哲学的历史和科学的现实的无知，而且是一种更加明显的、不可接受的倒退。
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证科学为直接的研究客体，既不是把实证科学成果汇集起来去充当包罗万象的知识总汇，也不是一般地研究科学本身的问题去充当关于科学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包括关于科学的科学哲学，但只是它的一个部门哲学），而是从实证科学的成果中概括和总结出思维反映存在运动的规律，科学地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因此，不能简单地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就是实证科学。
任何一门实证科学，都不仅是以自己所提供的关于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去指导人类扩展和深化对世界的改造，而且历史地扩展和深化了人类用以反映世界的认识系统，历史地提供和更新了人类用以把握世界的概念之网，历史地改善和变革了人类用以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从而历史地表现着思维向客体接近的规律。思维规律与存在规律的统一，是人类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科学进步的中介而实现的。这就是实证科学自身所具有的巨大的认识论意义。
科学的历史发展为人类提供不断增加的认识成分，哲学理论的现实内容来源于科学。哲学是通过对认识史的总结而深化用以概括科学成果的辩证思维方式，同时运用辩证思维去概括和总结实证科学自身所具有的认识论意义，自觉地使之升华为思维反映存在运动的规律。
坚定地并且日趋全面地以实证科学为基础，用科学成果来深化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质；自觉地并且日益深化地解决哲学的基本问题，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辩证思维去概括科学成果、促进科学的发展，这又保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性质。这种科学性质与哲学性质的统一，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哲学科学；这种哲学科学的对象，就是凝聚在整个人类认识史和全部实证科学之中的思维自觉反映存在运动的规律。
一般地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整个世界”为对象，不仅无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现实基础——实证科学，而且混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所研究的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笼统地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为对象，那就丢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类认识史上所实现的革命变革而与传统哲学相混同；而简单地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证科学”为对象，则会脱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性质而与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相并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质和哲学性质辩证地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