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在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于中国社会的过程中，创制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并由此赢得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辉煌胜利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这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继十月革命后在东方世界所取得的最重大的成果，是世界社会主义史上最重大的历史性事件。革命与改革作为发生在现、当代中国大地上的两个伟大事件，不仅深刻地改变了现、当代中国历史的面貌和中国人民的命运，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和人类文明的格局。
1.毛泽东思想与中国革命：阶级观点与阶级分析方法的魅力和力量
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的深远而重大的意义在于，在它与中国革命实践的联姻中诞生了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实践意义，在于在它的引领和指导下赢得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从而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复兴奠基了基本历史前提。
马克思的实践批判和行动哲学，特别是作为这一哲学之核心内容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经过列宁十月革命的成功运用这一历史性中介，而为中国寻求救国救民之真理的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李泽厚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一开始就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指导革命和当前行动的指南而被接受、理解和运用；在中国，唯物史观之所以能够代替进化论，原因在于：第一，它更为具体地解释了人类历史，它以经济发展作为基础来解释社会存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观念体系以至民俗风情，同中国一直存在的经世致用的重视功利的实用理性的文化心理结构相一致；第二，中国社会思想中一直存在着社会主义的传统，对社会主义大同世界的追求也一直是近现代志士仁人进行实践斗争的一种巨大动力。因此由空想社会主义到唯物史观的科学社会主义，在思想进程上也有顺水推舟易于接受的便利。[1]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异常鲜明的阶级性格和实践特征，与近现代中国政治舞台上曾经流行而未获成功的各种资产阶级学说相比，就更加适合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作为中国共产党人之卓越代表的毛泽东，无疑受到了中国悠久的伦理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而中国文化从根本特征、价值理念上讲是整体主义、集体主义的。[2]这样，毛泽东及其中国产党人接受其根本特征为整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波普尔语）就势所必然。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特别是其中的阶级斗争学说；列宁的殖民地理论和革命战略学说，特别是他对马克思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有力阐释和成功运用，为正在进行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接受，成为他们进行革命战争、谋求人民解放、挽救民族危亡的理论武器。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巴勒克拉夫才有根据地写道：“有人认为，‘共产主义者们在亚洲具备一种伟大的品德；他们并不害怕大规模的、简单的和激烈的行动’……这个判断是相当充分的。对于西方复杂精致的经济来说，大规模地采取行动可能会带来无法挽回的灾害，但是在亚洲它们却能够给亿万人民带来直接的利益。亚洲人和非洲人眼里所看到的共产主义的突出的吸引力之一，就是它给不发达国家的人民提供了一幅发展的蓝图。”[3]“共产主义给那些西方干涉所导致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秩序原则。”[4]“历史地看，列宁和毛泽东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为正在崛起的人民提供了一种选择，而西方的自由经济制度和与之相伴随的社会政治制度是无法轻而易举地适合这种情况的。它并不是唯一可以想到的、可供选择的制度，但是它确是它们的形势所要求的具有活力、综合性和情感吸引力的唯一一种制度。”[5]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力量和魅力，恰恰在于它能够提供解释和推翻这种水深火热之社会制度的理论根据，从而展示了任何其他的理论学说所根本不具有的情感的伦理主义的吸引力。
毛泽东之所以成功地领导了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次革命，建立了使中华民族赢得独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社会由传统到现代的转换奠定了基本的历史前提，理论上的基本原因之一，在于他从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角度理解、掌握、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创立了适合中国革命需要、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特别是用它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武装起来，是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战无不胜的基本原因之一。毛泽东思想是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彻底终结百年屈辱而再获新生、挺立于现代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的思想创造和历史创造。
2.“阶级斗争为纲”：阶级观点的凸显和扩张，历史观点的退隐和沦陷
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中国的过程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艰难、曲折和悲剧。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李立三、瞿秋白、王明等人脱离中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意志教条化、神圣化的严重错误，几乎断送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民主革命。毛泽东的成功和伟大在于他从中国国情和革命的实践需要出发，以卓越的政治—哲学智慧总结和克服了“左”、右倾主义错误教训，科学而又灵活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引导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走上了一条从失败走向胜利的道路。晚年毛泽东之所以犯了从“反右”到“**”的历史性错误，原因同样在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这个教条化的核心问题在于，它割裂了马克思历史理论中所存在的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张力，从而在追求实质平等的过程中遮蔽和消解了历史观点与形式自由的重大意义。
如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实践哲学对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产生了巨大作用，那么在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的实践哲学，转化为和平的建设的实践哲学，尽快从国家的贫穷落后中摆脱出来走向繁荣和富强，就成为政治领袖和哲学家们共同面临的重大使命。然而马克思历史理论中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经由列宁和斯大林的强力发挥而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同时也影响了哲学界理论界专家学者们的思想方式和表达方式。从历史角度说，激烈残酷的长期的革命战争，以及在革命成功后对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过分严重的判断和估计，使得毛泽东特别突出强调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和无产阶级专政，把它推演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从而就导致了持续多年的阶级斗争的政治悲剧。
3.确立市场—法治逻辑：走向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和解与统一
三落三起的邓小平毅然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为根本指针的“**”，是发生在现当代中国的最重大的历史性事件之一。邓小平开辟的以市场与法治为导向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变革，推动了社会主义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的历史篇章。
与华国锋“两个凡是”、“抓纲治国”的治国方略、政治路线不同，邓小平没有停留在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遗产上止步、徘徊不前，而是在反思、审视近现代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之发展方向的基础上，表现了开拓新境界以创造历史的巨大勇气，开启了当代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以大政治家的非凡的历史—政治智慧，断然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的治党治国路线，从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解构了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方法主宰一切的教条主义和意识形态，探索了一条使中国面向世界，把非公有制、市场、资本、法治、自由、人权纳入社会主义的基本框架中的理性包容之路。邓小平所开辟的，是一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双向开放的社会发展道路。
从我们确立的透视视角和解释框架说，邓小平确立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某种意义上保持了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张力。如果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继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观点的逻辑必然，那么，实行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的重大选择，就是深刻体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利用资本主义成果的历史观点的必然结论。邓小平一方面旗帜鲜明地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强调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一方面又强调必须超越意识形态、从国家最高利益出发处理国家关系、实行改革开放的治党治国方略，则打开了同西方国家全面开放的桥梁和通道，在客观上肯定了现代西方社会的生产力、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方式之于中国发展、繁荣和富强的重大意义。[6]
邓小平开辟了走向现代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发展道路。法律的普遍性形式之于自由和人权的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得到了历史性确认。作为这条道路之历史的和逻辑的伟大成果，是2004年的修改宪法，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保护合法的私人财产权的条款由此写入宪法。这是中国人权获得法律承认和保障问题上的一个历史性突破，是中国当代政治文明的一个革命性的飞跃。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1978年以来的意义重大而影响深远的革命性变革，历史性地扬弃和终结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理解史）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长期存在的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抽象对峙和绝对对立，从而在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意义上，走在了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张力的理性和解与有机统一的健康道路上。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于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贡献，同时又是中华民族自身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必由之路。
[1] 参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149－150页。
[2] 如果说，西方政治哲学是非人格化的法治的政治哲学，这种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个体主义和个人自由；那么，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则是伦理性的人格化的政治哲学，这种哲学的核心问题是集体主义以及与此相应的家庭—社会义务。巴勒克拉夫认为：“过于强调苏联对亚洲影响的经济方面将是一种错误。……瓦尔特·拉克尔曾经强调过，‘共产主义中的宗教和伦理因素’远比它的经济因素重要。……同样，低估了共产主义对律师、科学家、医生、技术专家和经理——他们与军队的军官们来自同一社会阶层——这些在亚洲和非洲社会成为主导力量的人们所具有的政治吸引力，那也将是愚蠢的。……共产主义的政治组织形式显示了与一个亚洲极权国家的传统制度的密切关系，在极权国家里就是绝对法则的具体化身。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恰当地认为，西方模式的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相对于那些总是认为政府强加给人民责任和义务，而不是保护和捍卫个人权利，是十分自然的事情的社会，它所到来的影响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再者，不能假定西方模式的民主机制在亚洲的情况下也必然是有效的。在贫富之间的差距仍然巨大，以及议会制度能毫无困难地为富人的利益所操纵的国家里，独裁也许是唯一的出路。”（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张广勇、张宇宏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223—224页。黑体为引者加）由此可见，在民族民主革命胜利后的中国之所以发生以唯伦理主义为灵魂并隐遁在“**”的激进主义的政治狂潮中，就是一种历史必然了。这是我们从巴勒克拉夫的宏观历史的分析框架中可以得出的结论。这里的核心问题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与中国共产党人抗拒西方列强的资本扩张、寻求救国救民的伦理主义的历史使命，存在着一种本质上的内在贯通：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普遍运用和巨大生命力，在于它为弱国战胜强国、为穷人推翻富人的统治，提供了富有巨大感召力和号召力的无与伦比的理论论证和道义论证。
[3]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张广勇、张宇宏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页。
[4]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张广勇、张宇宏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226页。
[5]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张广勇、张宇宏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232页。
[6] 这是邓小平注意和强调马克思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观点（他把它发展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注意和强调列宁新经济政策的重大意义，同时为斯大林中断新经济政策而深感惋惜的基本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