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紧张，在深刻改变和影响了现代世界基本面貌的苏俄革命、中国革命的历史洪流中，一方面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被高度凸显出来，成为武装共产党人、号召人民大众推翻统治阶级的巨大理论力量和精神武器，并由此推动了社会革命的历史性成功；另一方面，在苏联和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克思历史理论关于“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的历史观点，以及与历史观点相联系的对现代形式自由的历史性的肯定，却没有得到应有注意，而基于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而来的对现代资产阶级形式自由的批判，使得包括苏联和中国在内的所有处于传统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家，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严重忽视了以形式理性（形式的合法性）为基本特征的法律体系之于现代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之于国民权利意识培育和人权保护的基本意义。
1.政治意识形态与学术研究联姻的历史后果
列宁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又一座伟大的里程碑。列宁阅读、摘录和评注了大量哲学史上的名著，他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阅读、理解和阐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篇章之一。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地位独树一帜，他的哲学笔记和著述是一座巨大而深邃的思想宝藏，需要深入认真地探索、挖掘和研究。斯大林关于列宁主义的阐释，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制订和阐发，同样功莫大焉，是一笔不可忽视的宝贵的哲学财富，我们应当带着严肃的历史主义态度加以珍视和研究。
问题在于政治与哲学的边界究竟如何确立和划分。政治领袖的伟大的哲学创造不能包办和替代学院派的独立思考和学术研究。这一在今天看来已经基本得到解决的问题，在传统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历史上却是一个长期没有被自觉意识到的、从而也就不可能得到理性解决的问题。
作为革命家、政治家和战略家的列宁，为赢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5）和社会主义革命（1917）的胜利，必然以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批判为理论武器，并同各种各样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以形成高度统一的政治共识、组织纪律和行动意志。列宁从哲学理论上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进行斗争，从革命实践和政治斗争的现实需要上讲是完全必要的，非如此便不可能形成统一的阶级意识、思想共识和行动意志，就不能获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但政治又毕竟不同于学术，政治实践运行的逻辑又毕竟不同于学术研究发展的原则。如果说政治生活需要统一认识、统一思想和统一意志，那么在革命已经胜利、国家已经进入和平建设的时代条件下，学术发展的法则就恰恰需要在服从宪法和法律条件下的有法治保障的个性、自由和独立。因此，一旦政治意识形态与学术研究不加分析地、没有边界地联姻、一体化，就有可能由于政治权力、政治意识形态的干预而损害学术研究和思想表达的自由。苏联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种种悲剧性事件，就是在这一问题上给我们留下了许多严重教训。作为政治家、革命家的列宁，一直生活在异常残酷的军事战争环境中，他那严厉批判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以达到纯洁目的、追求统一的思想意志和政治倾向，在俄国革命胜利后得到进一步加强。但如果由于对列宁主义的忠诚而把政治上追求统一的方式推行到学术思想领域，并借助于政治意志和政治权力去强力推行这种统一，结果自然可想而知。列宁主义观念成了学术界无可争辩的唯一最高裁判。[1]政治与学术就这样结下了不解之缘，学术对话中的民主主义精神被对列宁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所束缚和压抑。如果说政治上的统一思想、统一意志有其绝对合理的历史必然性，那么学术领域中的平等、民主对话和自由探讨本来也就不言而喻。然而当时却没能形成这样的学术自由气氛和学术发展原则。
这种情形在斯大林时代被进一步向前推进，并在某种特定的政治条件、政治气候下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苏联哲学界内部缺乏民主精神和平等对话，且不能容忍哲学的独立研究、自由思考的情况下，作为政治领袖的斯大林非但没有自觉地为学术自由创造必要的政治环境，反而基于自己独断的、不容争辩的哲学原则亲自参与了哲学界内部的争论。斯大林甚至亲自组织了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1930年12月9日，斯大林同志与支部局讨论哲学战线状况问题时的意见，是以最完全的明白性把德波林学派的见解规定为孟什维克化的唯心论的见解，并且明确地决定了在哲学战线上扫除唯心论碎屑的任务，决定了哲学上的两条战线斗争及研究列宁哲学遗产的任务。”[2]在斯大林政治意志的强力干预下，德波林及其学派便不可能继续保持自己的哲学思考的独立性格。而同样具有反讽意味、且应特别引为教训的是，德波林及其学派本身，也曾一度奉行了这样一种学术上的霸权立场、思想原则和行动方式，它在自己遭到批判之前，亦因不能容忍异己而对他人的哲学观念、哲学流派大加讨伐。从德波林学派对其他派别的讨伐，到苏联红色学院支部局批判德波林学派的决议，再到德波林在斯大林政治强力高压下所作的痛苦、屈辱的自我批判，反映出苏联当时哲学、学术界的政治意志和意识形态空气是多么咄咄逼人、森然可怖。[3]因此，学术探讨中基于法治保障的平等对话、自由争鸣和民主精神，就由于政治领袖的强力干预而销声匿迹、**然无存了。这样，哲学家们也就不可能以对科学、对真理负责的态度表现出自己独立的学术个性和学术品格，从而也就自然堵塞了他们通向学术自由的现实道路。
斯大林亲自主导制订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体系样板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纲要，这一纲要作为理解、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模式，不仅影响、统治、框架了苏联哲学界，而且也同样影响、统治、框架了社会主义各国哲学界的思想方式和研究方向。由苏联大党的最高政治领袖从政治现实的需要出发对哲学进行阐释，为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提供哲学方法论的培育和训练提供样本本来无可厚非，事实上斯大林也为此做出了重大贡献。问题在于，政治领袖的哲学阐释应当与学界的学术自由探讨区分开来，这是保障学术健康发展的唯一正确选择。但是苏联当时的情况却是在政治干预学术的情况下进行的。
令人遗憾的是，不仅政治家的政治意志和意识形态成为学术界生存发展的基本法则，而且学术界本身也继续坚持和秉承了这样一种妨碍学术自由的强力学术意志。学术界本身内部同室操戈的深层心理动机，同样是容不得学术上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基本学术自由。因此这又何止是政治教训？学术界自身不也同样需要痛定思痛、深刻反思这一历史过程的内在逻辑么？学术界内部同室操戈当然有多方面复杂的原因，而割裂马克思历史理论关于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张力，把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张力推向抽象对立和绝对对峙的境地，甚至完全忽视或根本没有看到历史观点与形式自由的观点在马克思历史理论整体中的基本地位，是导致学界的学术自由的生态遭到严重破坏而不能健康发展的基本原因之一。
2.法治民主与哲学自由：“哲学的出现属于自由的意识”
回顾马克思的批判—实践哲学在东方世界的发展历程和历史命运，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社会主义在20世纪由理论变成现实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它深刻地重塑了现当代世界历史的基本格局，推进了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人类的和平事业，成为左右现当代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的乃至决定性的力量之一。无论当代世界历史发生了多么深刻的革新，也无论苏联、东欧发生了多么重大的变化，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仍必须从自己的历史基地和历史信念出发，在由毛泽东的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所奠基的国家独立、由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成功所开创的市场与法治时代的基地上继续前进，自觉地肩负起变革与重建社会主义理念与实践的重大使命，为推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现当代世界历史的发展历程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曲折命运昭示了，社会主义必须一方面推进社会平等、社会正义和社会公正，一方面又必须确立起真正保障基本人权和基本自由的理论原则和制度体制，从根本上防止像苏联的大清洗、中国的“**”等。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对建立保障平等、公正、民主、自由的现代政治法律制度，赢得社会主义的光明未来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顺乎现当代世界潮流、确立“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私人财产”的宪法原则的深远意义所在。如何基于马克思历史理论关于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张力这一解释框架，阐明当代中国所发生的深刻变革，特别是阐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人权和公民私人财产的修宪这一世界社会主义史上意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性事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学术使命之一。
在我们看来，由列宁首先提出、被斯大林高度强化、东方社会主义学界普遍流行的“哲学的党性原则”，其基本逻辑是，哲学的历史是一部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大阵营或两个对子相互矛盾相互斗争的历史，这种对立是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在哲学上的体现。列宁这种观察哲学本性和哲学历史的视角自然有其充分根据，有其合理的历史理由所在，是共产党人在战争与革命年代强调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必然要求，是进行思想理论斗争的合乎逻辑的一个哲学表达。问题只在于，在革命已经获得成功后的和平建设时期，哲学的党性原则是否已经发生了与革命年代不同的规定和表现形式？
综观今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现状，我们仍然依稀可辨出斯大林哲学理念和哲学体系的基本构架，现行数百部哲学教科书的体系结构都还共同地带着未曾脱出它的窠臼的深刻印痕。青年马克思关于人性、自由和人的本质的热烈追求，成年马克思在关于人的发展的社会形态的经典论述中所作的“人的自由个性”的深邃展望，关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伟大理想，关于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历史理念，关于资本逻辑、世界历史与人类解放（自由联合的个人）的内在统一，等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体系中长时间都没有获得应有的位置和空间。[4]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发生？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是我们考察和反思马克思历史理论关于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之内在张力问题的理解史和效果史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或维度，也是今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几近200年前的黑格尔曾经告诉我们：“一个民族之所以存在即在于它自己知道自己是自由的，是有普遍性的；自由和普遍性就是一个民族整个伦理生活和其余生活的原则。”[5]“真正的哲学是自西方开始。惟有在西方这种自我意识的自由才首先得到发展。”[6]由此看来，在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既然斯大林的哲学观念借助于苏联独特的大国优势和强力政治意志推行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界学术界，并作为一种思想框架和解释模式被普遍推行和接受，那么哲学自身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自由探讨和自由意识究竟从何谈起就成为问题。黑格尔在谈到哲学产生的条件时还认为，“思想的自由是哲学和哲学史起始的条件”[7]；“思想必须独立，必须达到自由的存在，必须从自然事物里摆脱出来……思想既是自由的，则它必须深入自身，因而达到自由的意识”[8]；“如果我们说，哲学的出现属于自由的意识，则在哲学业已起始的民族里必以这自由原则作为它的根据。从实践方面来看，则现实的自由和政治的自由之发苞开花，必与自由的意识相联系着”[9]。“所以在历史上哲学的发生，只有当自由的政治制度已形成了的时候。”[10]大家知道，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翻译和研究黑格尔哲学的时间之早、流传之广、人数之多、影响之大，大概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外，是任何其他的欧美哲人所无可比拟的。但令人遗憾的是，黑格尔上述那些谆谆教诲却没有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人们重视的是黑格尔的矛盾辩证法学说，而他的矛盾辩证法与阶级斗争理论联姻的严重的消极后果，表现在实践和理论的许多方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黑格尔的矛盾辩证学说在阶级斗争的岁月里实际上充当了阶级观点和斗争哲学的思想工具；它不仅没有推动哲学研究的健康发展，反而常常损害了哲学研究的自由。作为黑格尔哲学之基本精神和内在本质的自由原则，则被完全遮蔽和淹没了。
在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上述历史性悲剧已成为过去。邓小平开启的现代市场—法治国家的理念和实践已越来越使中国学人胸怀世界，他们已经走出了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主导一切、无限越界的教条主义、独断主义的思想误区，封闭、偏执、排他的思想方式和学术心态也被逐渐解构；即便依然存在着不同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的争论，甚至存在着用左、右标准衡量学界争鸣的现象，但不同学术观点的两方已经很难像改革开放前的时代那样，能够借助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权力意志去摧毁对方的思想阵地和表达自由了，这样的情形已经越来越成为昔日的一种思想记忆了。今日中国学界已经能够以开放、理性、宽容的态度和胸襟，审视、汲取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明，这样的思想方式和学术心态也将越来越居于主导地位。我们有理由深信，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所进行的意义深远的革新事业终将证明，21世纪的中国是一个政治意识形态上尊重哲学研究自由、哲学研究亦尊重宪法和法律的理性精神居主导地位的时代。
[1] “柯尔施认为，列宁的唯物主义哲学在割裂理论和实践关系的同时，又把实践与党的实际工作和利益紧密联系起来或等同起来，从而使自己的学说成了凌驾于一切（包括科学发现在内）之上的最高司法权威。这样一来，在苏联就形成了‘意识形态专政’（the ideological dictatorship）。特别在列宁逝世之后，这种意识形态的专政不仅在国内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甚至推广到国外，粗暴地干涉兄弟党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上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9页）
[2] 黄枬森、庄福龄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资料选编》中，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43页。
[3] 为MEGA1即苏联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诞生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梁赞若夫，在苏联肃反期间的悲惨命运更让人触目惊心。可参阅赵玉兰：《从MEGA1到MEGA2的历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诞生和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中的第3章“MEGA1的重大挫折——梁赞若夫时代的终结”和第4章“MEGA1在后梁赞若夫时代的短暂继续与最终夭折”。梁赞若夫的悲惨命运与MEGA1的最终夭折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严重事件，证明了政治和意识形态与学术联姻并干预学术研究的后果，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学术本身都是灾难性的。
[4] 造成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之一，在于学界在相当长的时期中由于过度宣示了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作用和意义，所导致的阶级与人性、阶级观点与普遍人性论的抽象对立和绝对分裂。这是马克思主义史—世界社会主义史上最深刻的教训之一。
[5]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98页。黑体为引者加。
[6]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98页。
[7]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93页。黑体为引者加。
[8]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93页。黑体为引者加。
[9]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94页。黑体为引者加。
[10]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95页。黑体为引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