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史上看，任何一个思想家的理论转向不仅有其理论逻辑，更重要的还有其现实动因。从根本上说，任何一种哲学体系的形成及其转向都是时代的产物。胡塞尔的现象学及其“后期转向”也是如此。具体地说，胡塞尔后期所处的时代正是欧洲文明发生危机的时代，这种危机一方面表现为西方科学主义对文化传统的偏执，另一方面表现为西方人的生存价值的遮蔽。于是，探讨危机的根源，提供克服危机的方案，就成为一代有识之士的历史使命，而胡塞尔就是其中的先行者。研读胡塞尔的后期著作可以看出，与“生活世界”概念直接相关的就是关于“危机”的话题，即“欧洲科学的危机”、“欧洲人的危机”和“欧洲文明的危机”。
之前，胡塞尔只是从理论上探讨科学主义思维方式对人类精神和哲学的危害，用的是诸如心理主义、自然主义、客观主义、历史主义之类的标签。但是，“危机”一词表现了胡塞尔对科学主义思维方式的容忍达到了极限，批判的分贝明显提高。之所以如此，从根本上说，是现实环境的压力，“当时咄咄逼人的德国政治局势构成了胡塞尔的这一整个思维努力的背景”，“危机意识在纳粹时代是胡塞尔历史责任感的实际起因”。[11]
胡塞尔的后期几乎是在探讨欧洲文明危机的根源、寻找克服危机的方案中度过的。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不顾年迈、不辞辛劳作了一系列有关危机的报告，并以此为基础写出了《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一书。在这部著作中，胡塞尔充分阐述了欧洲人的危机和欧洲文明的危机问题，并认为这两类危机的表征就是欧洲科学的危机，而欧洲科学危机的根源就是伴随近代工业革命而日益膨胀起来的物理学的客观主义及其演变形式——实证主义。
由此，胡塞尔转向生活世界。按照胡塞尔的观点，实证主义“早在伽利略那里就以数学的方式构成的理念存有的世界开始偷偷摸摸地取代了作为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到并能被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伽利略的后继者，近几个世纪以来的物理学家，也都很快继承这种代替”[12]。这种代替导致现代欧洲人纷纷匍匐于实证科学的脚下，沉湎于实证科学的神话之中。
科学在它的发展历程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在对科学以及实证主义的礼赞中，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中而不能自拔。“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而“在人生的根本问题上，实证科学对我们什么也没有说。实证科学正是在原则上排斥了一个在我们的不幸的时代中，人面对命运攸关的根本变革所必须立即作出回答的问题：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这些问题归根到底涉及人在与人和非人的周围世界的相处中能否自由地自我决定的问题”[13]。由此可见，欧洲科学的危机首先在于遗忘了人，遗忘了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价值。在胡塞尔看来，正是这种“遗忘”导致了欧洲人的危机和欧洲文明的危机。
实际上，在科学进步的历程中，人的问题并非始终排除在科学的范围之外。伽利略开创了近代科学的精确化和数学化的传统，但他的最大失误是忽略了人这个几何观念意义的创造者，而极力追求纯客观化的研究方法。结果，科学失去了自文艺复兴以来新的欧洲人性的主导地位。“那种客观性在方法论方面支配了我们的实证科学，并且它的影响远远超出科学本身的范围，成为支持和广泛传播一种哲学的和世界观的实证主义基础。”[14]即使“发展得如此繁荣”的精神科学也忽略了对个人生活、活动及其结果的自我理解这一主题，往往追根溯源地探究精神的身体基础，使之符合精密科学的解释框架。在胡塞尔看来，实证主义的科学理性与真正的哲学理性是背道而驰的，欧洲科学危机实质上是欧洲精神的失落。
“欧洲精神”的话题展示了胡塞尔对欧洲人的危机的阐释，以及他所采取的“欧洲中心主义”立场。在胡塞尔看来，所谓欧洲人，不是地图上出现的地理欧洲概念，而是精神意义上的欧洲概念；精神意义上的欧洲包括了海峡对岸的英国和遥远的北美地区，而因纽特人、乡村市场上的印第安人和一直在欧洲游**的吉普赛人则不属于欧洲的范围。欧洲在精神上的发源地是古希腊，古希腊哲学体现了欧洲精神的本源形象，而古希腊人追求的根本东西，就是“哲学的”人的生存方式。在这种生存方式中，理论哲学始终居于首位，古希腊人“根据纯粹的理性，即根据哲学，自由地塑造他们自己，塑造他们的整个生活，塑造他们的法律”[15]。由此可见，形而上学，即关于最高和最终问题的科学，应享有科学皇后的尊荣，从而决定其他科学所提供的知识的意义。胡塞尔认定，对于哲学生活的这种理解，引导着一代又一代欧洲人的共同追求。
可是，到了现代，特别是在实证主义那里，对形而上学可能性的怀疑，已经成为一股汹涌的暗流。这是一个与人类存在攸关的问题，哲学“为人的意义而斗争的历史”道路已被实证主义所堵塞。“一切现代科学在其作为哲学的分支而被奠定基础的意义方面，以及在它们继续在自身中承担这种意义的方面，正陷入特殊的、令人困惑不解的危机。这种危机不接触到特殊科学在其理论和实践上的成功，但是却彻底动摇它们整个真理的意义。它不只关系到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的问题，即作为欧洲的人性的各种表现形式中的一种科学或哲学的问题。”[16]
对形而上学的怀疑，意味着哲学本身成了问题；而普遍哲学信仰的崩溃，则意味着理性信仰的崩溃。与此相关的是，人失去了对赋予世界以意义的“绝对”理性的信仰，对历史意义的信仰，对人的意义的信仰，以及对赋予人的存在以理性意义的人的能力的信仰。而“如果人失去了这些信仰，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对自己的信仰，失去了对自己真正存有（Sein）的信仰”[17]。在胡塞尔看来，这种种信仰的缺失归根到底意味着哲学的危机，而“哲学的危机意味着作为哲学总体的分支的一场新时代的科学的危机，它是一种开始时隐藏着，然后日渐显露出来的欧洲的人性本身的危机，这表现在欧洲人的文化生活的总体意义上，表现在他们的总体的‘存在’上”[18]。
这样，胡塞尔就明确地把“危机”与人性本身、文化生活、人的存在联系起来了，从而使现实生活进入其哲学视野中。“欧洲生存的危机只能有两条出路：要么了结于已经同生活的理性含义疏远的欧洲的毁灭，从而落入对精神的蛮横无礼的憎恨；要么通过理性的英雄主义对自然主义的一劳永逸的克服，从而了结于欧洲在哲学精神中的再生。”[19]
在胡塞尔看来，要使欧洲人从“困倦”中清醒过来，从“危机”中走出来，哲学必须为真正的人的可能性的自我理解而奋斗，并由此展现哲学的生机勃勃的活力；而哲学要展现自己生机勃勃的活力，揭示“人生而固有的理性的历史运动”，就必须回到生活世界。哈贝马斯由此认为，“胡塞尔从理性抵制的角度引入了生活世界概念”，而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分析是同“危机问题”结合在一起的。“胡塞尔从客观主义对世界和自我的遗忘中，归纳出了现代科学所导致的危机。这样一种世界历史或生活历史的危机情境所带来的问题压力在客观上改变了主题化的条件”，所以，胡塞尔“把他对生活世界的分析和危机主题结合了起来”。[20]应该说，哈贝马斯的这一评价是中肯的。
所以，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之前，胡塞尔只是偶尔使用“生活世界”这一术语，而主要用“周围世界”表达生活世界的内涵。在《欧洲人的危机与哲学》中，胡塞尔仍然把生活世界称为“周围世界”，并认为“‘周围世界’是这样一个概念，它在精神领域中占据着它独一无二的位置。我们生活在自己的具体的周围世界之中，而且我们的一切关注和努力都指向这个世界，指向纯然发生在这个精神序列中的一个事件。我们的周围世界是我们之中与我们的历史生活之中的一种精神结构”[21]。但是，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胡塞尔明确提出“生活世界”这一概念，并着重探讨了生活世界的问题。从此，“生活世界”这一概念在胡塞尔哲学中获得了中心的意义，成为一个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