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

三 社会有机体的再生产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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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有机体通过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这三种生产再生产着自身,使自己得到连续性的发展。社会有机体的再生产分析法就是从社会需要如何产生和满足的过程,以及怎样维系社会机体这个角度,来揭示社会有机体运动的。

任何一种有机体要维持自己的存在,必须要同周围的环境进行物质交换。社会也是如此。社会有机体要存在下去,必须不间断地进行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交换。为此,必须进行物质生产。物质生产是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直接接触点和物质转换器。自然只有在物质生产中才能转化为社会的要素并对社会发挥作用,社会有机体也只有以物质生产为基础才能生存下去。社会有机体再生产的分析首先是物质生产的分析。

同时,任何一个社会除了要进行物质生产外,还必须进行精神生产,因而,要正确把握社会有机体的运动,必须从物质生产上升到精神生产的分析。精神生产就是“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是借助精神生产资料而进行的系统化、理论化、实物化的精神产品的生产。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精神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并且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随着历史的进一步发展,精神生产便成了“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具有了相对独立性。从起源上看,精神生产是物质生产以及人类自身生产的产物;从历史过程、社会有机体再生产这个角度讲,精神生产又是其他生产得以继续和扩大的前提。精神生产在整个社会生产中处于枢纽地位,它受制于其他两种生产,同时又影响和驾驭其他两种生产,其功能具有全面性、辐射性,从而成为整个社会机体再生产的控制系统。可以说,精神生产是社会机体维系各种关系的导向器和控制器。

任何一个社会,为了维持自己的存在,必须进行两方面的精神生产:一是社会科学、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其目的在于调节和控制社会力量;二是自然科学的生产,其目的在于调节和控制自然力。这两种形式的精神生产对社会有机体的存在都具有重大的意义。离开前者,人类社会就失去了自我调节,形不成任何自觉的集体行为,也不可能形成社会机体;离开后者,人类社会将永远处在自然的奴役之下。

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有机体要维持自己的存在,还必须进行人类自身生产。人类自身生产不仅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同时又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还是“他人生命的生产”,首先取决于物质生产及其创造的“生产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性质和水平;其次还取决于当时精神生产的性质和水平。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人类最初的物质生产是由人类自身生产的需要引起的,“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18],而且人们之间最初的社会关系也是在人类自身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正是人类自身再生产的要求,构成了物质生产以及精神生产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前提,人本身生产构成社会机体不断再生产的一个基本环节。

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过程。“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同时,“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19]“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20]正是在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本身生产过程中,人类社会成为“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21]。

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的不断进行,使社会有机体不断地复制自身。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类自身生产是一个只能在思维中而不可在实际中分开的过程。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始终用“三种生产”分析法研究了社会有机体的延续和运动,以揭示社会有机体不断自我塑造的秘密。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的再生产分析法本身又包含了基础—新层次分析法。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生产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而是不断地从简单再生产走向扩大再生产,扩大再生产使社会有机体在新的基础上产生出来,当新质达到“母体”所包含不了的阶段时,旧的社会机体便会被新的社会机体所取代。就这样,社会有机体不断地演化着,并呈现出基础—新层次的运动过程。马克思指出:社会“基础本身的最高发展(这个基础变成的花朵;但这仍然是这个基础,是作为花朵的这株植物;因此,开花以后和开花的结果就是枯萎),是达到这样一点,这时基础本身取得的形式使它能和生产力的最高发展,因而也和个人[在这一基础的条件下]的最丰富的发展相一致。一旦达到这一点,进一步的发展就表现为衰落,而新的发展则在新的基础上开始”[22]。

社会有机体的运行是基础不断扩大的过程,基础结构每一次扩大之所以能够实现,乃是因为新层次在进一步发展中又下降和积淀为基础,在包含新层次积淀的基础上又形成更新的层次。以此为方法论基础,马克思分析了社会有机体的运动过程。从社会发展来看,开始是“自然的关系”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开始了“社会的关系”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此时,自然环境“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23],“自然的关系”积淀为社会关系的基础。从此,人类就不是在自然界的必然性而是在自身的“自然必然性”条件下开始活动。

社会有机体的运动中既有不断变更的类型、衰亡的类型,也有“活化石”的类型,如古代印度和中国。对于这些不同类型,必须从马克思的基础——新层次分析法中去寻找“理解”的钥匙。在马克思看来,东方社会之所以长期停滞不前,成为社会发展中的“活化石”,就是因为亚细亚社会没有新的基础、新的层次产生,因而从不可记忆的年代起,就是同一形式的简单重复。“这些自给自足的公社不断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产出来,当它们偶然遭到破坏时,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建立起来,这种公社的简单的生产机体,为揭示下面这个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