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述”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文化殖民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对东方的“表述”不仅是文化殖民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而且对东方的“表述”，可以为文化殖民进一步摇旗呐喊、鸣锣开道。“表述”与文化殖民是遥相呼应的。
西方在文化殖民之始就已经在建构、表述东方了，即通过对东方的“东方化”、妖魔化来为自己的殖民主义行径提供合法性的论证。西方人认为，东方无法表述自己，东方是一块斑驳破烂的画布，等待着西方人去修复，东方的材料只有经过西方之手才可以信赖。那么，东方又被表述成了什么样的形象呢？东方人缺乏自治能力，一直都是在专制和独裁的统治下度过的；东方思维的主要特征是缺乏精确性，很容易蜕变为不可信赖；东方人的大脑缺乏对称性，如同其生动别致的街道，他们的推理是那种最不严谨的一类描述；东方人或阿拉伯人容易受骗，“缺乏热情和动力”，大都沦为阴谋和狡诈的奴隶，对动物不友好；东方人无法在马路或人行道上散步（他们混乱的大脑无法理解聪明的欧洲人一下子就能明白的东西：马路和人行道是供人们散步用的）；东方人对谎言有顽固的癖好，他们“浑浑噩噩，满腹狐疑”，在任何方面都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清晰、率直和高贵形成鲜明对比；东方阿拉伯人是“再次堕入野蛮状态的文明人”，等等。[28]总之，东方是在静态的、几乎是理想的想象中得到表述的，既没有发展的潜在可能性，更没有发展的历史性。
西方人为何能够表述东方？或者说，为何西方是表述的主体，而东方却成了被表述的客体、他者？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明确的思维路径。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马克思提出了“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29]的著名论断。马克思这里的“他们”是指法国大革命时期保守的法国农民，“别人”是指大权在握、处于主宰地位的波拿巴。法国农民之所以不能代表[30]（表述）自己，要由波拿巴来代表（表述）他们，除了大革命时期法国农民本身的局限性[31]以外，更主要的还是因为波拿巴“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32]波拿巴与法国农民之间的代表（表述）关系归根结底是由代表（表述）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决定的。表述与权力是密切相关的。一定的表述并不是纯然的客观描述，表述中总是渗透着一定的意识形态、政治和权力。
马克思的上述思想深深影响了后殖民主义的主干将赛义德。在《东方学》中，赛义德把马克思的上述论断置于该书的卷首扉页，作为全书的指导思想，他接受了马克思关于代表（表述）与权力关系的思想。不过，他把马克思所批判的法国农民“换成”了“东方”，把波拿巴“换成”了“西方”，他意欲说明的是为什么“东方无法表述自己，东方必须被西方表述”。[33]在《东方学》中，赛义德详细地探讨了东方学的所谓“殖民主义话语”，批判了西方殖民主义者是如何对殖民地文化进行编码，并制造建构出那些关于东方学的意识形态迷雾的。赛义德认为西方对东方的“建构”和“表述”，是为了西方对东方的殖民化服务的。东方之所以“无法表述自己”、“必须被西方表述”，是因为东方没有“权力”；西方之所以能够对东方进行“表述”，是因为西方殖民者占有“权力”——归根结底是“表述”和“权力”以及两者的关系问题。为此，他对表述与权力的关系作了缜密的探讨。
在赛义德看来，之所以是西方人建构、表述和书写东方，之所以东方人的世界能够被人们所了解，并不是因为东方人自己努力的结果，而是由于西方人有一整套有效的表述技巧和操作机制，“东方学的一切都置身于东方之外：东方学的意义更多地依赖于西方而不是东方，这一意义直接来源于西方的许多表述技巧，正是这些技巧使东方可见、可感，使东方在关于东方的话语中‘存在’”，[34]正是通过这些机制西方人才得以确认东方。这些操作机制也就是强力、权力和权威机制。他说，“德国的东方学与英法和其后美国的东方学有一共同的地方：那就是，西方文化内部所形成的对东方的学术权威（黑体字为赛义德本人所加，下同——引者注）。对这一权威的分析乃任何与东方学有关的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接着指出，“权威既不神秘也非自然形成。它被人为构成，被辐射，被传播；它有工具性，有说服力；它有地位，它确立趣味和价值的标准”。而“权威的所有这些特性都适用于东方学，我在本书中所要做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既描述东方学的历史权威，又描述其个人权威”。[35]为此，他向读者强调指出，“我对权威的关注并不来自于对隐含在东方学文本中内部的东西的分析，而是来自于对文本表面、对它所表现的东西的外在性的分析。……东方学乃建立在外在性的前提之上……这一外在性的主要产物当然是表述……因此，我对东方学文本的分析将重点放在这种作为表述的表述，而不是作为对东方的‘自然’描写的表述上”。[36]对东方的表述，“由于是从强力中产生的，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东方、东方人和东方人的世界”。[37]为此，赛义德提醒我们，要研究文化、观念和历史这类东西，就必须同时研究其表述技巧、权威机制、力量关系和权力结构，否则不可能进行认真的研究或理解。不能仅仅把东方看成是人为建构起来的，如果相信观念、文化、历史这类东西仅仅出自想象，将是不严谨的。由于东方与西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支配关系、权力关系、殖民关系、霸权关系，所以表述、建构、想象也必定渗透着权力意识。他以法国作家福楼拜与埃及妓女库楚克·哈内姆的关系为例来说明表述与权力的结合。埃及妓女库楚克·哈内姆从来不表达自己的存在、感情或经历，从来不谈起自己，而是福楼拜在替她说话，把库楚克·哈内姆表现成这样的。因为，福楼拜是个外国人，又是男性，相对富有，正是这些因素起了支配性的作用，它们促使福楼拜不仅能够占有她的身体，而且可以替库楚克·哈内姆说话，还可以告诉他的读者们库楚克·哈内姆所具有的“典型的东方特征”的方方面面。“福楼拜在与库楚克·哈内姆关系中所处的有利地位并非孤立的现象。它很好地体现了东西方之间力量关系的模式，体现了在这种力量关系模式影响下产生的论说东方的话语模式。”[38]正因如此，赛义德相信，与视东方学为一种关于东方的真实话语相比，将东方学看作一套在与东方的关系中西方所处强势地位的符号体系可能更有价值和意义。为此，赛义德强调，“我们必须尊重并试图把握交织在东方学话语中的各种力量关系，其与实权社会经济和政治机构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它们所具有的令人恐惧而又挥之难去的持久影响力”。[39]
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讲，东方学对东方的表述是基于权力视角察看现实的一种方式。结果，熟悉的东西（西方、“我们”）与陌生的东西（东方、“他们”）之间的差异扩大了，东西方两个地域被人为地强行分开：西方是强大的，有自我表述能力的；东方是战败的，无表述能力的。而行使这一分隔、表述特权的不是一个傀儡，而是一个大权在握的创造者，这一创造者所具有的生死予夺的权力表述、激活并建构了自己熟悉的边界之外的另一个地域。这一想象、表述和分隔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以这种方式构想出来的两个世界，而这种想象、表述和分隔的自由总是西方人的特权，由于他的文化处于强势地位，他可以窥探东方的巨大秘密，他可以无休无止地纠缠这一秘密，他可以对其进行任意的塑造和解释。
由此，我们可以说，任何表述的背后或许都存在着一种借助文化殖民、文化霸权而体现出来的权力关系，所有表述都离不开这一权力关系的支配。表述者在书写和表述文化之间差异的时候，都无法避免在文化之间拉开距离，划分层次和等级，所谓传统与现代、野蛮与文明、过去与现在、东方与西方，这些被表述出来的文化差异，背后都隐含着一种层次性和等级性，这种层次性和等级性是被书写和表述出来的，而非真实的存在。的确，在一个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有必要提出这样的问题：“谁表述出对谁的看法？”“谁有权表述其他谁的什么样的故事？”“谁表述，而谁又被表述了但又缄默不语？”这些问题不仅是饶有兴趣的，而且是非常富有意义的。可以说，回答了这些问题，也就基本上明晰了表述的实质，理清了在殖民主义的境遇中表述与权力的勾连。米歇尔·德·塞尔多的《历史的著作》中的一段文字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表述与权力的勾连。探险者阿美利哥·韦斯普奇刚刚登陆，偶遇海滩上一名侧卧在吊**的**女人，于是，这个**女人就代表“美洲”。对此，塞尔多评述道：“征服者将写下他者这个躯体并从这里找寻自己的历史。从她那里，他将制出‘有历史记载的’躯体……她将是‘拉丁’美洲……她是个地图上尚不存在的新领地——一个未知的躯体，命中注定用其创造者阿美利哥的名字。但是这里真正开创的是权力的话语把这具躯体殖民化了。这是征服了的文字。它将改变他者的空间……这种文字虚构了西方历史。”[40]塞尔多是对的，殖民主义话语中的历史表述是虚构的，表述者站在行为主体即权威的位置上，其目标是“制造历史”，结果，东方就由一个非常遥远而且经常充满凶险的他者被转化为人们相对熟悉的形象。当然，这种对历史的“制造”是与殖民化联系在一起的。表述历史的权力问题与文化殖民主义的核心问题是一致的。
东方学对东方的表述本身就是一种话语，作为一种话语，表述像所有的话语一样，都由符号构成，但它所做的不仅仅是将这些符号用来指明事物，在对东方的表述话语中，存在着一种权力，正是这种权力，才可以使西方人对东方智慧、神秘的东方和衰退堕落的东方等作出判断说明。最重要的是，对东方的表述话语对被指定为“东方”的一切事物、一切人都有控制生和死、在场和不在场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权力。话语也意味着写的和说的东西，而写和说就是从控制者和被控制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出发的，不仅如此，还内含着这一权力关系。福柯指出，“表面上，言语很可能无足轻重，但是围绕着它的禁律很快就会揭示出它与欲望和权力的联系……言语决不只是把冲突和统治体系语词化……它是人类斗争的真正目的”。[41]的确，话语一般都体现出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词语和文本中渗透有帝国意识和权力欲望，“语言一直都是帝国的良伴”。[42]因此话语的效果，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话语的使用，都是一些与权威、权力和强制力量有关的问题。在西方，随着欧洲统治范围的扩大，话语权力也相应地增长，殖民话语与殖民权力是相伴随的。
像所有的话语一样，表述也离不开叙事。一般认为，叙事是中性的，本身不带有任何价值判断，它不对所述事件抱以偏见。但实际上，叙事绝不是一个可以完全清晰地再现事件的中性话语方式。基于对叙事的结构性分析，巴尔特强调指出，我们一定不要相信叙事的所谓“现实主义”主张，叙事的功能并不是对某一事件或活动的“再现”，叙事是为了建构一个场景。巴尔特认为，与那些描写性的话语相比，我们在叙事性的话语中并没有更直接、更生动地“经历”着现实，我们所“经历”的实际上是那个被有效建构的壮观场景而已。
马克思也注意到了表述、叙事的民族国家本位主义价值立场和非“现实主义”问题，在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社论《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一文中，他采用非常文学化的写作手法，连续使用了四个“我们一点也听不到”的排比句，用以谴责和抨击英国报纸媒体在报道英人在华活动时的选择性和非客观性，从而表达出对于英国报纸报道英国人在华活动时对其残暴行径“讳莫如深”的强烈不满。马克思指出：“英国报纸对于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在英国庇护下每天所干的破坏条约的可恶行为真是讳莫如深！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外国人经常贿赂下级官吏而使中国政府失去在商品进出口方面的合法收入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对那些被卖到秘鲁沿岸去当不如牛马的奴隶、被卖到古巴去当契约奴隶的受骗契约华工横施暴行‘以至杀害’的情形，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外国人常常欺凌性情柔弱的中国人的情形以及这些外国人带到各通商口岸去的伤风败俗的弊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43]
卢卡奇同样将叙事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考察，他突出了叙事的意识形态性。在他看来，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的渗入，一个作者永远不可能对某个作品进行结构清晰的叙述，不可能建构起一个多层面、可理解的史诗性作品。因此，叙事是在话语中对于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映，是话语进行意识形态生产的一个手段。不仅如此，叙事还是人们观察世界的一种方法，一种意识模式，而意识形态也是人们叙事性地理解现实的一种工具。赛义德也注意到叙事在历史上和帝国世界里的重要作用，为此，他非常强调叙事的重要性。赛义德指出，探险家们和小说家们在描绘陌生国度时，都离不了讲故事，故事是殖民探险者和小说家讲述遥远国度的核心内容。“帝国主义发动战事，自然主要是为了争夺土地，但是一旦关系到谁拥有某片土地，谁有权在上面居住和生活，谁建设了它，谁赢得了它，谁筹划它的未来——这些问题无不在叙事中反映出来，在叙事中展开争论，甚至曾一度在叙事中见分晓。”正是在此意义上，赛义德提出“叙事产生权力”这一命题。他说，叙事或者阻止他人叙事的形成，“这对于文化和帝国主义非常重要，而且构成二者之间的一种主要联系”。[44]不难发现，叙事是借助权力来划分文化高低优劣的，而权力也是借助叙事来达到其殖民目的的。可以说，叙事也是文化殖民的一种重要工具和手段。
前面分析过马克思的“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的那句著名论断。在《底层人能说话吗？》一文中，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另一重要成员加亚特里·C.斯皮瓦克也征引了被赛义德置于《东方学》卷首扉页的马克思的那句著名的话，如同赛义德对马克思的引述一样，她实际上也是想强调两样东西：代表（表述、再现）和权力。在斯皮瓦克看来，小农所有者阶级的（缺场的集体）意识在为另一个阶级的利益工作的“代表”身上找到了“承担者”。她说，“我们不妨看一看《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一段著名文字中vertreten（第一义为‘再现’）和darstellen（第二义为‘重新表现’）这两个词的嬉戏”。她强调，“代表”一词在这里不是“darstellen”（重新表现），而是“vertreten”（再现）。她说，“vertreten在英语中用represent（代表，再现），它所讨论的社会‘主体’的意识和vertretung（毋宁说是‘再现’的替换词）是错置的和不连贯的”。她认为，西方殖民者和理论家往往故意把“vertreten”和“darstellen”相混淆，她在此处就是要揭示“Vertreten和Darstellen的共谋”关系。
斯皮瓦克说，“我之所以对马克思这段引文做如此深入的探讨是因为它表达了Vertretung或再现在政治语境中的内在动力”。她的目的就是要揭示“代表”或“再现”在政治语境中的“权力”。为此，她全文征引了马克思的那段话：小农所有者阶级“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结底，小农的政治影响［取代了阶级利益，因为没有统一的阶级主体］表现为［这里明显暗示着一个替换链——Vertretungen］行政权力［Exekutivgewalt——在德语中少具人格意义］支配社会”。[45]斯皮瓦克认为，马克思在这里不仅揭示了“代表”的“权力”，而且分析了在社会意识形态中，政治权力是如何制造出社会欺骗的假象的。在没有自己的话语权，没有本阶级的代言人时，小农所有者阶级往往要寻找一个能够主宰他们的权威，能够“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的权力作为他们的代表。这个代表自以为是也同时被认为是小农所有者阶级的代言人，其实“毋宁说是‘再现’”——对代言人自己阶级狭隘私利的再现。在斯皮瓦克看来，马克思实际上揭示了“这样一种社会欺骗（social indirection）的模式——在影响源（这里指小农所有者）、‘代表’（路易·波拿巴）和历史—政治现象（行政控制）之间必要的罅隙——不仅意味着对作为个别代理者的主体的批判，而且意味着甚至对一种集体代理的主体性的批判”。[46]通过斯皮瓦克的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关于政治权力如何制造社会欺骗假象的论述，关于权力与代表（表述、再现）关系的阐释，不仅适用于大革命时期的法国社会，而且也适用于对宗主国与殖民地关系现状的解读。也就是说，对东西方之间殖民关系的分析，权力与代表（表述、再现）的关联同样是一个重要的考察视角。
对他者的表述一般要通过塑造他者的形象来进行。塑造他者形象的过程体现出形塑者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在这一关系中，是前者形塑后者，而后者则被前者形塑。对后者来说，其假定的角色是被动接受；对前者而言，则具有观察、研究等权力。他者被形塑为僵化、一成不变，需要形塑者对其加以考察，甚至需要形塑者提供有关其自身的知识。在这里，存在着一种信息，简言之，就是一个形塑者和一个被形塑的对象，没有形塑者的激发，对象永远只能处于惰性状态。“二者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权力关系。”[47]这种关系在哥伦布对他者的形塑中得到典型的体现。哥伦布是美洲的发现者，然而美洲在哥伦布的眼中是作为他者呈现的，是“他性（otherness）”的。哥伦布并没有真正了解美洲人，而只是把他们作为他熟悉的权威文本［《圣经》、马可·波罗的《游记》、普林尼（Pliny）的著作］中他性的一个类别。他（早先）的观念和大胆的想象让他以另一种方式看待印第安人，把他们看成“高尚的野蛮人”或者“肮脏的狗”［跟他自己是有差异的，因而是亚人类（subhuman），适合奴役］，而没有认识到真正印第安人的影响。换句话说，发现了他者，但从没有了解他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托多罗夫认为哥伦布是最差劲的“他性”叙述者。[48]
关于对他者形象的塑造，形象学[49]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进一步的佐证。形象学是近年来在欧洲兴起的一门学科，现已成为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前沿性学术研究领域。形象学是在比较文学意义上把“形象”作为研究对象的，但它并非一般性的关于形象的总体研究，而是关于异国（the Other）形象即以国家为单位的他者形象的研究。他者形象的出现是作为主体的塑造者主动形构的产物。因此，形象学必然涉及他者形象与形塑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这种关系中，虽然形塑者与他者表现出了某种互动性，但形塑者始终占据优势地位，处于主动态势，而作为异国的他者则处于被动地位，被形塑者塑造。这种关系显然也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在这一关系中也渗透着权力的因子，或者说，这一形塑与被形塑的关系和权力本身就是合二为一的。形塑者在塑造他者形象时，他者是作为形塑者的欲望对象存在的，通过这个欲望对象，形塑者来确认“自我”，展示“自我”，表现“自我”。他者形象的塑造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形塑者对他者在符号或象征领域中行使权力，对其进行等级化的置位，操纵、控制、欲望化他者，最终将他者形构成如其所愿的那种形象。结果，形塑者“自我”往往以美好的形象呈现出来，而他者则被极力丑化和妖魔化，其形象具有显而易见的漫画化特征。
可以看出，形塑者对他者形象的构造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客观”化的过程。形象学的研究表明，他者形象的产生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他者形象总能映照出社会现实的影子。这一社会基础通常是由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及文化的实力构成。当实力较强的形塑者塑造实力较弱的他者形象时，形塑者倾向于将他者放在次要的位置上，采取俯视的角度，居高临下，以傲慢的态度并用低劣、愚昧、贫穷、落后等词汇来妖魔化他者。殖民者常以这种形式来塑造殖民地国家的形象，在赛义德的《东方学》中可以轻易地找到殖民者以此方式塑造殖民地国家形象的大量例证。
在《东方学》中，赛义德讲了一句重要的话：“表述有特定的目的，大多数时候能够产生预定的效果，能完成一个或多个任务。”[50]这句话告诉我们，表述本身不是目的，要探究表述的目的应从它的“效果”、它要完成的“任务”中去寻找。那么，这一“效果”和“任务”又是什么呢？在《东方学》中，赛义德共征引了两句话置于卷首扉页，一句是马克思的“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另一句是作家本杰明·迪斯累里在小说《坦克雷德》中所讲的“东方是一种谋生之道”。这两句话都和“表述”有关，赛义德征引前一句话是为了论述“表述”中的权力问题，征引后一句话是为了论述“表述”的目的。赛义德很欣赏迪斯累里这句话，在《东方学》一书中，他提到“迪斯累里”这个名字共有10次之多。[51]在赛义德看来，东方学家对东方的表述，对东方的研究其实就是“一种谋生之道”，它并不是与物质利益无关的“纯学术性”的活动。东方学话语的重心和实施形式就是其“物质有效性”，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东方学把东方看作西方的利益领地和势力范围。对此，赛义德强调指出，“东方学不是欧洲对东方的纯粹虚构或奇想，而是一套被人为创造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蕴含着几个时代沉积下来的物质层面的内含”。[52]赛义德认为，东方学在19世纪的作用是为欧洲恢复人性中已经失落的那一部分，但它在20世纪则变成了一种政治工具，和最重要的是一套可以被欧洲用来阐释自己以及为自己阐释东方的符码。结果，东方学被转变为一种处理政治运动、管理殖民地、为白种人艰难的开化使命提供辩护的话语方式。这就是赛义德所谓“表述”的“效果”和“任务”，也就是西方“表述”东方的目的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