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年），出生于一个犹太家庭，早年曾就学于慕尼黑、威尔茨堡大学，190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后结识卢卡奇，进行频繁学术交流。1918年出版了奠定他一生哲学探讨主题的《乌托邦精神》，并开始在莱比锡大学任教。1933年纳粹上台，他逃往瑞士，1938—1948年他流亡美国。1949年应邀回已属民主德国的莱比锡大学执教。1957年起受到当局的严厉批判和迫害，被宣布为“修正主义者”。后逃往联邦德国避难，被聘为图宾根大学教授，晚年是在教学和写作生涯中度过的。1967年曾获全德出版和平奖。他同法兰克福学派关系密切，对其成员的思想发生过重要影响。他一生著述甚丰，主要有《乌托邦精神》（1918年）、《走过荒原》（1923年）、《当代的遗产》（1935年）、《主体—客体：论黑格尔》（1955年），《希望的原理》（三卷本，1954—1959年）、《间离》（二卷本，1962—1964年）、《音乐哲学论》（1974年）等十几种。布洛赫主要是哲学家，但也有自己独特的美学思想，并在1937—1938年的“表现主义之争”中充当了为表现主义与先锋派艺术呐喊的重要角色。
一 以“希望”范畴为核心的乌托邦哲学
布洛赫的《乌托邦精神》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他深感到资本主义生活和文化的市侩气与伪善性，严重地压抑着人和人的个性，人们被封闭在“此刻”的黑暗之中，失去了与世界抗争的力量；由此他认定资本主义社会从美学和人类学观点看已丧失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从而转向马克思主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他的乌托邦理想完全一致，只是在预期一个可能实现而尚未实现的未来方面还不够大胆。该书并未提供一个乌托邦的蓝图，而主要是对乌托邦精神在当代世界的可行性作出论证，它强调人是乌托邦的主体，是“尚未”实现的可能性的焦点。“尚未”（not yet）是指现在尚不存在或仅部分存在而未来可能存在或完整存在的东西。按此观念，人与世界均处于永远向未来敞开的、“尚未”完成的过程中，人本质上不是生活在过去和现在，而是生活在未来。因此，哲学的任务不是描述现状，而是唤醒生活，催生一个尚处潜在状态、要靠人的首创精神才能出现的新世界。
完成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的三大卷巨著《希望的原理》，集中研究人的最深刻的“希望”的内容与形式。他从大量人类“希望”的表现中发现人类努力走向完善的趋势和实质。同存在主义用“烦”、“死亡”等来规定人不同，他是以“希望”这一基本范畴来规定人。他认为，人有许多**，但“希望”**却是最富人性的，仅为人所特有，它使人面向未来，面向尚未产生或尚未被意识到的东西，面向自由王国。他把“希望”看成是“人生本质的结构”，人并非其现有诸属性的总和，而是正在走向某种超越他自身的人；人的本质不是既有或固定的，而是开放的、尚未完成和规定了的；这种开放性就是“希望”，它是根植于人性之中的人的内在需要，因此，“人是他很前面的那个他”。[1]布洛赫认为，资产阶级哲学死缠住既定、现有的“事实”不放，无法把握尚未实现的“希望的原理”，而马克思主义正体现了“希望的原理”和实践行动。因此，在布洛赫看来，以“希望”为核心的乌托邦哲学，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布洛赫认为，希望是人类追求美好未来的人性的本能冲动，乌托邦是人类和宇宙自身运动走向完美境界的终极追求。它体现在基督教神学理想中，也体现在历代伟大的哲学思想中：“美好的新东西从来不是全新的，甚至基督教徒也……知道伟大人类解放运动的一切乌托邦式的向往，都源于《圣经》的《出埃及记》和关于救世主的几章。而构成希望、渴望和归家本能的‘有’与‘无’的临界点，一直活跃在伟大的哲学中。它不仅活跃在柏拉图的生命本能中，而且也活跃在亚里士多德的物质是存在的可能性这一深刻概念中，它也活跃在莱布尼茨的倾向概念中。希望也是直接地跃动在康德关于道德意识的主张中，它还活跃在黑格尔历史辩证法里绝对精神的运动之中。”[2]但他认为，虽然“乌托邦思想表现了贯穿全部人类历史的期待的倾向。然而，只有马克思主义才具体地表达了它，这显然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现实的可能性”。[3]这里，很明显包含着布洛赫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即把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与基督教神学思想混淆起来了，难怪詹姆逊会认为布洛赫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而是“一位革命的神学家”[4]。
在布洛赫看来，乌托邦哲学的核心范畴就是“希望”，而“希望”乃是对世界未来可能面貌的揭示。他认为，整个人类和宇宙总体上都是在向一个完美境界演进，但这完美境界是属于未来的，而不属于现实。与未来相比，现实永远是黑暗的、成问题的，“最黑暗的时刻是我们正在实际生活于其中的现在的时刻。现在的时刻是我们经验的中心并且最成问题”。事实上，我们总是生活在现在的时刻，但我们内部永远有一种努力摆脱现实的黑暗与空虚的冲动，一种追求和倾向于未来的完美境界的要求，这就是“希望”。未来是现实的希望，只有对未来抱有希望，才能对现实的黑暗保持距离，并努力摆脱它，“当现在的时刻实际上存在时，它被包围在黑暗之中。只有那即将到来……的东西，才能在那一时刻渐渐增长的迷惘无知未及充分起作用之际，就与它保持必要的距离并摆脱与它的绝对靠近”。[5]
布洛赫心目中的乌托邦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统一的人道主义乐园，这种“社会化的人类与人类化的自然结成联盟，将把世界变成一个真正的家”，“在终极上是明显的自然，和在终极上是明显的历史，都同样处于未来的地平线上”。[6]布洛赫的这一思想，显然直接受到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那种实现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统一、最终解决“历史之谜”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启示，也受到马克思用这种共产主义“未来”对抗资本主义现实中的劳动异化的思路的影响，布洛赫认为，人在实现自然的人化的历程中，造成了人自身的异化，这正是他所说的现实的黑暗时刻的真意。人在征服自然的同时却又被人征服自然的手段所控制，仍然是自然的奴隶，所以社会的人的异化导致自然的人化不可能真正达到。只有通过人和真正人化（异化的扬弃），才能同时实现自然的真正人化，达到社会化的人类与人类化的自然和谐统一的“乌托邦”。可见，对资本主义异化现实的否定，正是希望哲学的现实出发点。
二 通向乌托邦的艺术理论
布洛赫的艺术理论是建立在其乌托邦哲学的基础上的。“乌托邦”、“希望”体现了他对人的本质和人类社会追求完美境界的理想性把握，也渗透到他的艺术理论中。
布洛赫是在探讨艺术既植根于现实时代又超越现实时代，既从属于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又超越意识形态的辩证本性时提出其艺术乌托邦思想的。他认为，优秀的艺术作品“并不随时间的消逝而消逝：它只是在意识形态上属于它所根植于其中的社会时代，但在创造性方面则不属于后者。重要的艺术作品的经久不衰的魅力和伟大，显然是通过一种先在外观的完美和丰富的乌托邦意味而发挥作用。可以说，艺术的价值和魅力，总是存在于那些向终极预言的敞开的窗口之中”。在此，布洛赫一方面承认艺术的意识形态属性，承认艺术根植于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则认为构成艺术真正本质与永恒魅力的，倒不是这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性，而是超越意识形态而面向“终极预言”的乌托邦性。换言之，他把艺术的本质定位在表达人类乌托邦希望的预言形式。他进一步论述道：“即使是万世不朽的静态的艺术作品，也不完全受其短暂的存在基础和与这个基础相适应的意识形态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显然有一种‘文化剩余物’在起作用。有某种东西在某个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之上和之下运动着。一旦该时代的社会基础和意识形态衰朽后，只有这个‘剩余物’在以后的各个时代生存下来，并作为被作用物而得到保留，它从本质上是乌托邦的，与它相一致的唯一的观念就是具体的乌托邦观念”。[7]正是这种乌托邦性，使艺术作品能超越特定意识形态的局限而通向未来，具有久远的生命力。
当然，布洛赫也强调了艺术乌托邦的现实基础，他说，乌托邦是高度现实的，乌托邦意识拥有最客观的基础：物质世界、世俗事物本身是并没有终结和完成的，而是处于一种向理想的开放性状态，亦即是“一种其自身的自我本质尚未得到展现的状态”。[8]这就是说，现实世界本身是未完成的、向未来开放的，因为本身潜在地具有乌托邦性，艺术的乌托邦本性，只是真实地反映了世界的乌托邦本性，这里，“艺术作品真正表现的世界本身是根本没有准备停当和根本没有完成的”。[9]据此，他认为，正是乌托邦赋予艺术以生命，并能借助于艺术拯救和推动人类文化。他指出，“乌托邦精神存在于每一伟大的创造性言论的最终本质中”，“存在于贝多芬的音乐中”和一切优秀的艺术中，“乌托邦的作用是把人类文化从纯粹的沉思的懒惰中解救出来：它在人们已经真正达到的最高峰上揭示出人类希望的、真正的、没有被意识形态所掩盖的内容”。[10]
布洛赫进一步把艺术的乌托邦本质具体化为对世界审美的幻想和想象的“超前显现”。他认为，艺术能在“历史—存在”层面展现人类自我的秘密，也就是展示人类的至善。如同伦理学的至善是对人类完满存在的完满显现一样，艺术也是“对人内在完满世界的超前显现”。[11]但两者显现方式不同，伦理学以“希望”和理想方式显现，而艺术则以象征方式，隐约地暗示人的内在世界在实现自身本质过程中对未来非异化的追求与渴望。他强调艺术是“对那‘尚未意识到的’东西加以确切的想象”[12]，因而能揭示被隐匿的、尚未展现的意义，它面向未来，具有一种预示或“预先推测力”[13]，他说，艺术“能展示它所处时代尚未显现的未来内容”，“伟大的作品能表达一种过去时代于其中尚未察觉的不断预示性的新生事物”。[14]显然，布洛赫把艺术看成是一种对世界和人的内心的未来发展的可能性的超前显现或预先推测，一种能展示未来本质的预言性幻想和想象。
对艺术何以能有这种超前显现的预示功能，布洛赫引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某些观点，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艺术是一种非生产性活动，不完全受制于社会劳动的分工和商品生产的规则，它在生产力日益发展、生产方式更加社会化的条件下可以成为精神的一个避难所，因为它依然保存着商品社会所失落和异化的东西，保存着一块审美的净土，但这种保存只是幻想和想象，只能以“希望”形态存在。艺术有超前显现功能，原因盖出于此。
此外，布洛赫又吸收了弗洛伊德的“白日梦”理论，提出艺术的想象和幻想实质上是对白日梦的改造。在他看来，梦幻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是艺术想象的材料，因为白日梦具有企图改善世界、创造完满性的幻想的性质，“艺术从白日梦出发获得了这样一种进行幻想的本质”，艺术应“作为未来形态充满热情地去拥抱它”[15]，幻想和梦幻必定贯穿着走向美好未来的“希望”，它们是符合于自然与历史的发展趋势的，因此，艺术应当去改造它们，“‘改善’世界的幻想是驻足在艺术作品中的”。[16]这样，布洛赫对弗洛伊德的“艺术是白日梦的升华”理论作了革命性改造，使之与他的整个艺术乌托邦论统一起来，体现着一种通过艺术幻想和想象改造、超越现实，走向完满未来的乌托邦精神。
布洛赫的艺术乌托邦论也体现在他的音乐理论中。他认为，音乐是幻想所驻足的理想世界，幻想是音乐的主要特征，音乐“作为内在的幻想性艺术，整个地超越了所有经验存在”[17]；而幻想性又使音乐具有一种指向未来、揭示趋势、造就新人的作用，“社会趋势本身在音乐材料中得到了反映和体现”[18]，而且，音乐有“拯救和抚慰作用”，在音乐概念中能确立“一个新的自我”，一个“进行预想的自我”。[19]
由上可见，布洛赫的艺术幻想和想象理论，渗透着乌托邦精神，这正是他的乌托邦哲学在美学上的延伸与应用。
三 对表现主义艺术的支持
在20世纪30年代，国际左翼阵线内曾就表现主义艺术展开过一场论争。以卢卡奇、库莱拉为首的一批评论家对当时以表现主义为代表的先锋派艺术开展了尖锐的批判；而布洛赫、布莱希特等人则为表现主义作辩护，与卢卡奇等展开了旗帜鲜明的论争。论争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进行：
第一，表现主义是否代表法西斯主义。卢卡奇等人抓住个别表现主义作家一度投靠纳粹的错误而指责表现主义走向了法西斯主义。布洛赫则以希特勒攻击表现主义为“堕落艺术”为据证明表现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对立，并指出表现主义运动中大批艺术家及其作品都是反法西斯主义的，所以卢卡奇等人的批评是不实事求是的，是片面的。[20]
第二，表现主义是否有人民性。卢卡奇等人指责表现主义和先锋派脱离人民群众，丧失人民性。布洛赫则相反，认为倒是卢卡奇倡导的“新古典主义”太高雅，脱离了人民，而表现主义则“完全回复到人民艺术，喜爱和尊重并且在绘画上首先发现了民间艺术”[21]；它不但“没有表现出疏离人民的傲慢”[22]，反而通过借鉴民间艺术补偿了自己的不足，体现了向人民性的回归。
第三，怎样看待表现主义的先锋性与破坏性。卢卡奇等人一味推崇古典现实主义艺术，贬低或谴责包括表现主义在内的现代派先锋艺术，批判它的破坏性。布洛赫则以现代意识观照艺术，他不一般地反对现实主义，但认为现实主义的目标在揭示现实的一切内在关系，而这是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的，表现主义等先锋派艺术也可达到这一目标。表现主义的先锋性首先体现在它能为我们展现一个陌生的未来世界，它像一面现实的镜子，从中我们可以看见自己的未来，看见自我的永恒追求的实现；[23]其次体现在对旧现实的破坏上，表现主义是摧毁资本主义世界图像的大胆尝试，是破坏旧关系、发现新事物的艺术。因此，布洛赫认为，应当用发展的辩证的眼光看待表现主义的先锋性与破坏性，不能轻易地加以否定。
第四，怎样看待表现主义的实验与创新。卢卡奇等人由于表现主义的实验和创新脱离了古典艺术趣味而批评其“颓废”。布洛赫却竭力为之辩护。他认为表现主义勇于探索和创新，敢于突破古典主义的陈规，大胆实验新的表现手法、技巧等，它“破坏了清规戒律和经院主义”[24]，而自觉吸纳包括现代派艺术在内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因而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他批评卢卡奇等人：“对现代的作家老是看不上眼，而喜欢挑选古典的东西，他们几乎以古典主义的方式赞扬古典作家。他们所发表的意见表明：他们对现代艺术是何等无知，带有偏见，抽象盲目！在他们看来，我们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一切统统都是腐朽的，粗陋的，先验式的千篇一律。然而不正是现代进步艺术家在勇敢地对抗资本主义没落文化的低级和腐朽货色吗？”[25]
现在回顾这场争论，应当说，布洛赫比卢卡奇等人多一些真理，他对表现主义及整个现代先锋艺术的辩护总体上符合历史发展趋势，更有现代意识和辩证精神，这同他面向未来的乌托邦哲学也是一脉相承的。
[1] 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1卷，284页，柏林，1954。
[2] 同上书，17页。
[3] 布洛赫：《论卡尔·马克思》，136页，纽约，1971。
[4] 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117页，普林斯顿大学，1974。
[5] 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1卷，312页。
[6] 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2卷，264页，普林斯顿，1974。
[7] 所罗门编：《马克思主义与艺术》，632～633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
[8] 同上书，634页。
[9] 同上书，636页。
[10] 布洛赫：《乌托邦的职能与意识形态的冲突》，第1卷，174页，柏林，1959。
[11] 布洛赫：《乌托邦精神》，198页，法兰克福，1964。
[12] 布洛赫：《乌托邦的职能同意识形态的冲突》，第1卷，174页，柏林，1959。
[13] 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1卷，256页。
[14] 同上书，第1卷，143页。
[15] 同上书，第1卷，106页。
[16] 同上书，第1卷，110页。
[17] 布洛赫：《乌托邦精神》，190页。
[18] 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3卷，1249页。
[19] 布洛赫：《乌托邦精神》，198页。
[20] 卢卡奇：《表现主义论争》，142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21] 同上书，149页。
[22] 同上书，147页。
[23] 布洛赫：《乌托邦精神》，52页。
[24] 卢卡奇：《表现主义论争》，146页。
[25] 同上书，2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