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里·特尼亚诺夫（Jurij Tynjanov，1894—1943年），形式主义文论家、作家。他于1918年在彼得堡大学语言学史系毕业，积极参加了当时的文学辩论，是诗歌语言理论研究会的重要成员。他的主要著作有：《诗歌语言问题》（1924年）、《文学事实》（1928年）、《拟古者和革命者》（1929年）等，后期的重要论文被视为布拉格学派的经典文献。特尼亚诺夫的主要观点包括：
一 对诗歌中词的意义的探讨
同其他俄国形式主义者一样，特尼亚诺夫也试图借用语言学方法来研究诗学，但他更注重诗学的语义学研究，特别是对诗歌中词的意义的分析。
首先，他从一般语词出发，提出“词没有一个确定的意义”的观点。他认为，一般的词意其实是不存在的，词的具体意义总是在特定的句子中体现出来的。他说，“句子之外的词是不存在的”，离开句子的词是没有确定意义的；“词的抽象体就像一只杯子，每次都重新按照它所纳入的词汇结构以及每种言语的自发力量所具有的功能而被装满”；因此，词的具体意义总是变动不居的，“它是变色龙，其中每一次所产生的不仅是不同的意味，而且有时就有不同色泽”。[1]
其次，他从词义变化的大量实例分析入手，提出词义包括基本特征与次要特征两个层面。如他通过对“土地”一词在四种不同用法中基本意义与变化意义的比较分析，又通过对“人”这个词在多种场合下意义的波动范围的分析，得出一个词的意义有其最主要的基本特征一面，同时又有其波动变化的次要特征一面。他把后者称为“波动特征”。[2]但他还注意到，有时候词义的模糊特征可以完全排斥基本特征，这往往是词使用时的特殊语调和“词汇色彩”[3]之故，而这往往适合于诗的表现。
再次，在上述对词义的波动特征和“词汇色彩”论述的基础上，特尼亚诺夫提出了“语境”说，认为词义归根结底产生于一定的语境。他说：“在意义发生模糊的情况下，词愈加鲜明地表现出因其属于一定的语境而产生的一般色彩”，“每个词都从其最常用的语境中获得色彩”，取得具体的意义；而语境实质上取决于具体语言活动的特殊条件和目的，因此，“一定的词是为这种活动而获得一定的意义，并且吸附于这种活动”[4]，换言之，词的意义取决于语境。这是后来维特根斯坦词义取决于使用论的先声。特尼亚诺夫据此强调诗歌创作应创造特殊语境以赋予诗歌独特的色彩和诗意。
二 提出文学的“完整性”观念
特尼亚诺夫认为文学作品有一种“完整性”的属性，他说：“我们必须肯定作品如同全部的文学是一种体系。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建立一种科学的‘文学术’，才不致面对一团杂乱无章的现象和系列而无所适从。为了分析作品中个别的因素如情节、风格，散文的节奏、语法，韵文的韵律、语意等，至少我们需假定这些因素可以概念化，它们之间相互关联，它们的存在是一种‘相互的存在’。”[5]一部作品显然不能拆卸为若干“构成单元”，研究某部分或层次时，不能把它当作独立的部分。但这并不是说这些单元不可以单独成为研究对象，而只是说在分析时，我们必须考虑它们与其他单元的关系；它们是一个整体中的“因素”（factor），而不是独立的单元。这种相互的关系，就是形式主义者所谓的“功能”。这样一般的因素（如韵律）在不同的体系中，也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功能。
这里，特尼亚诺夫提出了极为重要的文学整体性思想：（1）一部文学作品是一个整体；（2）全部文学作品构成一个大的整体；（3）整体不是各从属单元的简单相加或拼装，而是各构成因素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4）整体中诸要素之间的关系为“功能”；（5）文学、美学研究应着重研究作品的整体性和“功能”，即研究构成作品的诸因素之间的关系及它们如何结合为整体。这些思想显然富有辩证色彩，而且，与系统论思想不谋而合，对后起的结构主义有直接启示。
三 文学演变观
在文学整体性思想的基础上，特尼亚诺夫提出了对于文学演变的看法，试图从文学体系内部考察文学演变的内在规律。
特尼亚诺夫认为，西方传统的文学史研究方法或者是通过对作家生平、时代背景的研究，来解释作品的产生及其内容，或者是概括出所谓的“创作方法”，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以此作为认识和把握具体作品的基本视角。这些研究方法固然有其长处，但都是所谓“外在”式的文学研究方法，并未进入文学自身。因此，文学史的研究还远未达到科学的要求，具体表现在：第一，文学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还受个人主义的心理主义的控制，用有关作者的心理问题代替了严格意义上的文学问题，用文学现象的起源问题代替了文学的演变问题；第二，人们往往局限于模式化的因果论方法，在预先隔绝起来的文学系列中研究文学的演变，这样的研究无疑是不全面的；第三，文学史与当代文学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这当然是必要的联系，但对于现有的文学并不全是必要的和有利的。这往往使人们过于关注具体事物及其结构的规律而不考虑历史的方法，实际上是取消了文学史。
在特尼亚诺夫看来，文学史的研究应该关注文学系列的演变，立足于文学整体性思想，特尼亚诺夫强调，在对文学史的认识上，首先必须明确文学作品以及文学本身是体系性的存在。因此，文学史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单个作品，进行所谓“内在的”研究，而应从文学体系出发，探讨构成体系的各种形式要素与其功能之间的关系。
功能是特尼亚诺夫考察文学演变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指“一种要素与同一体系也就是整个体系中其他要素相互类比的可能性”，[6]由于一个要素会与同一体系的其他要素发生关系，同时还会与属于其他体系、甚至属于其他系列的类似要素发生关系，因此功能往往是非常复杂的。在具体研究中，任何文学作品、文学类别都与其他作品和类别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我们不可能脱离开文学作品和文学类别处于其中并与之类比的体系来进行研究。
同时，体系也不是各种形式要素在平等基础上的合作，而是以提出一批主要要素并使另外的要素变形为前提的，作品就靠这种主要要素进入文学并取得文学功能，因此这种主要要素就成为研究文学体系的重要依据。也就是说，文学演化可以看成是对前一阶段所有形式要素的重组，某个要素在某个情形之下上升为“主导因素”，其他要素则相对地被下降为次要的因素。正如特尼亚诺夫所说，文学演化是“功能”与“形式”因素的转移，也是一种体系的嬗变。
这样，特尼亚诺夫就从功能与形式要素的变化这一角度建立起自己的文学演变观，试图从文学内在属性的变化来解释文学的历时性变迁。在整个文学演变过程中，功能与形式要素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对文学演变的考察就需要具体研究某种形式要素的功能的可变性，某种功能在形式要素中的出现，形式要素与功能的结合等问题，由此寻找文学演变的内在规律。根据这一思想，我们就可以通过对不同时代作品的体裁、风格和习俗的使用作详细分析，并比较考察其转化关系，从而勾勒出作品内在因素演化的脉络。
总之，在特尼亚诺夫看来，研究文学的演变，必须将其作为一个整体，和其他系列或体系进行类比并受其制约。同时，要具体澄清功能和形式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文学演变就呈现为一个体系中各种词语之间关系的变化，它不是要更新或突然全面代替形式要素，而是要创造出这些形式要素的新的功能。
形式主义者初期强调文学体系内在的关系，但是在建立“体系”观念之后，观点有所变化，他们把文学体系之外的其他文化层面，如经济、政治等也看成是各个不同的体系，这样，整个文化现象其实就是由文学、经济、政治、宗教等不同体系构成的，而文学体系仅是其中一种因素，它又与其他体系因素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文学与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是“体系”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特尼亚诺夫思考了社会生活对于文学演变的作用，但他强调必须将这一作用纳入形式要素与功能演变的框架之中进行思考。在他看来，社会生活的体系通过言语和文学体系建立起联系，因此，在对二者关系的考察上，就必须以言语功能为中介。具体来说，比如，我们不能直接借助作者的生平经历，在他所处的环境、他的生活、社会阶级和他的作品之间建立直接的因果关系，而应注意文学体系在与这些社会体系的关系中所体现出来的功能的变化，即社会体系如何影响到文学体系中各种词语之间关系的变化，如何突出了某些形式要素，或者如何创造出某些形式要素的新的功能等。
1928年，特尼亚诺夫访问布拉格，他与雅各布森合作完成了《语言和文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一文，这一文献被后人称为形式主义学派最重要的“宣言”。文中总结了形式主义的理论立场，认为文学与语言的研究方法在原则上是可以相通的，其中特别强调“理论”必须以“历史”为依托，语言的研究与理论的研究两者不可偏废，充分显示了特尼亚诺夫与雅各布森对“历时性”的高度重视。对俄国形式主义作出了突出贡献。
[1] 特尼亚诺夫：《诗歌中词的意义》，见什克洛夫斯基：《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第41页。
[2] 同上文，见同上书，第50页。
[3] 同上文，见同上书，第41页。
[4] 同上文，见同上书，第50页。
[5] 参见《形式主义理论》，30页，牛津，霍顿书屋，1977。
[6] 托多罗夫：《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10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