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洛普并不属于俄国形式主义，但却对俄国形式主义以及后来的结构主义产生了深远影响。普洛普对童话叙事结构的分析与其他俄国形式主义者在思路上有相通之处，故将他的主张放在此处介绍。他的《俄国童话形态学》是整个叙事学领域里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对后来的结构主义学者们，如格雷马斯、托多罗夫、布雷蒙等人的研究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为其叙事理论与分析方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书出版于1928年，1958年才有英译本，60年代前后在西方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尽管普罗普探讨的是叙事体的一种特殊形式——童话，但是他采用的分析故事构成单位及相互关系的方法，对其他叙事文体的分析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它的重大突破在于他确立了故事中十分重要的基本因素——功能，提供了按照人物功能和它们联结关系研究叙事的可能性，为叙事结构和功能分析开辟出一个新的领域。同时，他将故事中出现的动作简化为一种顺序组合，超出了表层的经验描述，使叙事学的研究更趋科学化。
在《俄国童话形态学》中，普洛普突破了以往叙事分析的传统模式，建立了一套更为严谨的方法，开了叙事学科学性研究的先河。“正确的分类是科学描述的初阶之一。下一步研究的正确性有赖于分类的正确性。”以往的俄国学者对童话故事的分析主要是搜集基本的“母题”并加以分类，如俄国童话中常见的“三兄弟”的母题、“护身符”的母题、“被巫婆俘虏的公主”的母题、“与毒龙搏斗的英雄”的母题等。普洛普认为这种搜集与分类工作劳而无功，对童话的了解并无多大帮助，这些分类的方法也常常难以维持其逻辑性，有些母题中包含另一母题，两者的界限含混难以确定。
那么，应该如何对一个故事进行准确描述呢？普洛普举了一个例子说明自己的观点：
（1）沙皇以苍鹰赏赐主角，苍鹰负载主角飞向另一国度。
（2）老人以一匹骏马赠送苏钦科，苏钦科骑马至另一国度。
（3）巫师赠给伊凡一艘帆船，伊凡乘船漂渡至另一国度。
（4）公主赠给伊万一个指环。从指环中出来的英雄们将伊万送到了另一王国。
这几个事项包含了变数与常数项目，把四者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这些事项中的人物身份或物品名称虽有改变，但其基本作用或“功能”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显然沿袭着同一形态。由此可见，基本结构相同的故事可能由不同的人物（或动物）担任“功能”，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角色的功能来界定故事。因此普洛普提出了这样一个定义：“功能指的是从其对于行动过程意义角度定义的角色行为。”[1]
“童话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千奇百怪，五彩缤纷；另一方面，它如出一辙，千篇一律。”普洛普认为那些千篇一律的、万变不变的因素就是“功能”。
普洛普由此认为，分析不应以故事的内容为依据，而应以故事的结构为着眼点，探讨故事的组成单元在童话中的组织与结合方式。他认为，在任何故事中都包含着一些可变项与不变项，具体的角色或表面的母题是可变项，而其发挥的功能则往往较为稳定，是故事中的不变项。研究童话的结构必须从“不变项”着手，因为“母题”，纷繁复杂，以它为分类对象势必头绪纷繁，容易使人不得要领。
本着这些原则，普洛普分析了大量俄国童话，并将分析结果归纳成四条通则：
（1）人物、动物的功能，不管由什么角色充当，在童话中为不变常数。“功能单位”是故事的基本组成单位。
（2）“功能单位”的总数有限，从所有童话里可以归纳其总数，同时普洛普归纳出俄国童话的“功能单位”共有三十一项。三十一项“功能单位”大多又另有“变化式”。
（3）“功能单位”的排列有一定秩序。
（4）就结构而言，所有俄国童话都属于同一类型。[2]
在分析了故事的三十一项功能单位之后，普洛普指出，在一篇故事中，功能项的确定不依赖于由谁来完成，同样也不依赖于怎样完成。许多不同的功能项往往可以用相同的方式完成，显而易见，这里就存在这一些形式对另一些形式的影响。这一现象被称为功能实现方式的同化。故事中，与同化相类似的一个现象是一个功能单位往往具有双重形态的意义，因此，在故事中，实现功能的方法彼此影响，同样的一些形式可以被用在不同的功能项上。一种形式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就具有了新的意义，或者同时还保留着原先的意义。这些都增加了分析的难度，需要特别注意。
普罗普接着分析了故事的若干其他成分，包括用于功能项之间联系的辅助成分（联结成分）、伴随着三重化的辅助成分和缘由。其中联结成分使得故事由上一个功能转向下一个功能，它是一套信息传递系统。三重化是故事中机械重复或递进式重复的成分。缘由则是引发人物这种或那种行为的原因。对主人公来说，引发其行为的缘由往往是遭到危害或意识到缺失。
与“功能单位”结合最密切的因素是“人物”，普洛普对于人物的分析仍是以“功能单位”的动作为依据的。人物与“功能单位”通常有一定的配属关系，性质相关的“功能单位”常常组成一个小系列，形成一种行动的分配领域，这些领域各与相关的人物结合而成为一种“行动领域”。
故事的七种角色和行动圈：
1．对头（加害者）的行动圈
2．赠与者（提供者）的行动圈
3．相助者的行动圈
4．公主（要找的人物）及其父王的行动圈
5．派遣者的行动圈
6．主人公的行动圈
7．假冒主人公的行动圈
在个别故事中，同一“功能单位”既能以变化莫测的形式呈现，同一“角色”也可由具有不同属性的“人物”扮演，这些特殊属性的形成可归因于地方习俗、宗教、仪式、文化背景等外界因素对“角色”造型的影响。因此，将两个故事中同一“角色”的不同属性相互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某些基本属性的原来形状与其转变后形状之间的关系；原形与变形属性之间常有一定的规则可循，普洛普称这些原则为“变换规则”。
在对故事整体结构的分析上，普洛普主要根据“功能”的分布探讨童话的形态结构。他把故事情节的发展分割成前后不同的功能：任何动作脱离它在故事发展中所占有的位置，就丧失它的本身意义；一个功能在动作过程中到底带有什么意义，这是我们必须考虑的。在分析时，他首先将作品分解成一个个功能，然后将这些功能的标号列成一个个排列式，显示出故事的基本构架，最后根据结构特征进行分类。
普洛普首先说明童话的故事形态。一个完整形态的童话通常是开始于一个加害行为（A）或缺失（a），经过中间的一些“功能单位”而发展到“婚礼”（C）或其他作为结局的功能项过程，如作为“报酬”（reward）（F的变式）、获得所寻找的东西或消除灾难（K的变式）等。这一整个过程可称之为一个“回合”，一则童话可能由一个“回合”构成，也可能由数个“回合”构成，分析故事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分析其“回合”数，“回合”之间又可能有不同的关系形式，下一“回合”可能与上一“回合”头尾衔接；但有些故事里，可能两个“回合”重叠，或者是一个“回合”发展未完之际又插入另一个“回合”，直到后者叙述完毕再拾起前一个话题。如果用图式表示则是：
（1）一个“回合”紧跟着另一个“回合”，其经典图示是：
（2）新的“回合”在第一个“回合”结束之前出现，行动被一个片断的回合打断。在这一片断结束后才出现第一个回合的结局：
（3）插入的一个“回合”（Ⅱ）本身之中又插入（Ⅲ）：
（4）故事可以从一下子降临两个危害开始，可能先彻底消除一个，再消除第二个。
（5）两个回合共有同一结局
（6）有时一个故事里有两个寻找者，在第一个回合中间主人公们分手了，他们一般是在写着预言的路标（＜）旁分手，分手时他们往往互赠一个物品（S），具体图示是：
这些构成了回合之间最主要的结合方式。
“回合”成为结构单位，在层次上讲，介于“功能单位”与故事整体之间。普洛普讨论的重点其实是“功能单位”层次。“功能单位”可以说是构成故事的最底层单位，但在故事中，“功能单位”又如何分析界定呢？这是叙事学中最棘手也是最根本的问题。普洛普的方法其实仍然依赖印象式的判断，并未完全程式化。他的方法第一步是将童话分解成句子段落，然后把看来相关的句子归结起来，套上“功能单位”的名称。通过这种分析，普洛普总结出一整套的“公式”以及叙述中的伸缩规则，用这些公式便可以代替一切俄国童话。这如同于数学公式，可以解释各种表面不同的现象。从另一方面看，我们还可以依据这种公式，“创造”或者“衍生”出新的童话。例如，依A项“功能单位”的性质，顺序构想发展成各式的B，C，→D等（当然各项之间又必须考虑“动机”、人物、时空的连贯持续，以及上面提到的其他因素）。“创造”的观念，普洛普只是附带提到，未作深入讨论。
普洛普童话结构形态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作品论方面，特别是他提出了一套作品分析的实际方法与概念，这些方法和概念在很大意义上决定了20世纪叙述理论的方向。如他提出的“功能”说，从深度和广度上看，已逼近文学研究的本质特征，这是因为一切审美活动，其要旨就在于必不可少的可感性，文学提供欣赏，一个最起码的条件，也就是要唤起人的审美感知，从这个意义上说，普洛普的叙事理论显示出很大的包容性和灵活性。但是，对丰富驳杂的文学作品作如此形式化的抽象概括，却是不符合文学创作的审美特性与规律的。
俄国形式主义汲取了20世纪初人文科学领域，特别是语言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并以此作为研究语言艺术的方法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们对文艺研究的原则、功能以及规律等许多看法都带有强烈的反传统色彩。他们以文艺作品为研究对象，反对考据式的社会批评研究，追求文学自身的内在规律，探索文艺内部特有的结构、规律、构成因素及创作手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们的研究成果直接被以后兴起的结构主义所汲取。
但是他们片面地否定文学的外部因素，绝对排斥社会、历史、作者的个人经历等对文艺作品的影响，把文艺研究封闭在一个形式的圈子中，则是明显的缺陷，也对以后的结构主义思潮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尽管俄国形式主义后期已开始注意把文艺作为具有诸多系统的社会中的一个系统，但仍没有完全摆脱对文艺作形式结构分析的束缚。这也从根本上影响他们试图解答文艺的特殊性问题的初衷。
[1] 普洛普：《俄国童话形态学》，21页，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68。
[2] 同上书，94～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