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 1896—1982年），俄裔美国语言学家、文艺理论家。早在中学时代就注意收集民间文学语言材料，1914年他完成了在拉扎列夫东方语言学院的学习，转入莫斯科大学，1918年毕业。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期间，他创建了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后来在形式主义运动中该小组与诗歌语言研究会合并。
1921年至1939年雅各布森移居捷克斯洛伐克，成为布拉格语言学小组最活跃的成员之一。在布拉格期间，雅各布森完成了自己最初的两本论著《俄国现代诗歌》（1921年）和《论捷克诗歌》（192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雅各布森流亡美国，在纽约创建了语言学小组，后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普通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文学。他著的《普通语言学论文集》法语译本于1963年出版。他发表过一些有关诗学、语言学的论文，尤其是关于诗律学、语法意义、形式结构等方面的研究文章。
一 文学美学研究的对象：文学性
俄国形式主义要创建新的文学美学体系，就必须对文学研究的对象、任务作出新的解释。
从俄国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传统来看，无论是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还是学院派的批评家，都从文学与其他科学的共同点着眼，主张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的任务是为社会的民众服务。因此他们在研究文学创作时，虽不忽视形式问题，却更重视思想内容。雅各布森等形式主义理论家则相反，他们注重探索文学区别于其他科学的独特性。他们强调，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有自己的具体特性，比如，科学有科学性，艺术有艺术性，文学也同样有文学性。文学性就是文学的性质和文学的趣味。文学性就在文学语言的联系与构造之中。
早在1921年，雅各布森就十分明确地指出：“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不过，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可以把文学史家比作一名警察，他要逮捕某个人，可能把凡是在房间里遇到的人，甚至从旁边街上经过的人都抓了起来。文学史家就是这样无所不用，诸如个人生活、心理学、政治哲学，无一例外，这样便凑成一堆雕虫小技，而不是文学科学，仿佛他们已经忘记，每一种对象都分别属于一门科学，如哲学史、文化史、心理学等，而这些科学自然也可以使用文学现象作为不完善的二流材料。”[1]雅各布森批评了当时的许多文学史家把文学作品只当成“文献”，使自己的研究滑入了别的有关学科，如哲学史、文化史和心理学史等。
在形式主义理论家们看来，不能从社会生活方面、作品的内容方面去探讨文学性，而只能从作品的艺术形式中去找。雅各布森则更进一步说明，不能从单部的文学作品中去寻找。他认为，文学性不存在于某一部文学作品中，它是一种同类文学作品普遍运用的构造原则和表现手段。文学研究者不必为作品而作品，更不应从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方面来肢解作品。文学美学的任务就是集中研究文学的构造原则、手段、元素等。文学研究者应该从具体的文学作品中，把它们抽象出来。
例如，在评论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时，研究者不必对小说内容加以概括，或者从某个固定的原则出发在小说中寻找证据，也无须从形式的角度，根据小说的上下文来研究《复活》自身的结构和语言特色，而是需要在深入分析小说文本的基础上，从语言学的方位探讨《复活》的内在构造原则与同类叙事作品的构造原则之间的联系，把《复活》变成一种传达语意的手段。
雅各布森如此看重文学性的探讨，强调艺术形式的分析，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认为，文学美学只有从形式分析入手，才能达到科学的高度。因为对作品的结构原则、构造方式、韵律、节奏和语言材料进行语言学的归类和分析，就如同自然科学一样，较为可靠和稳定，很少受社会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相反，如果从作品的内容展开研究的话，很容易受政治形势等外部因素的左右，文学美学很可能成为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思想史等学科的阐释者。艺术内容是不定的、可变的，随着阐释者不同的解释而赋予不同的意义。艺术形式则是固定的、不变的，可以而且容易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所以，雅各布森声称，现代文学美学必须让形式从内容中解放出来，使词语从意义中解放出来。文艺是形式的艺术。
二 文学性：诗性功能
雅各布森作为一位语言学家，在早期活动中提出“文学性”这一概念之后，始终努力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明文学性。从他对文学性的解释中，我们不难看到，雅各布森由俄国形式主义，经布拉格学派，最终到现代结构主义所留下的探索的足迹。
雅各布森指出，文学性存在于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之中。他从分析诗歌语言入手，把诗歌放置在语言的交际环境中加以探讨，试图从语言功能上来阐释文学性，说明诗歌语言的特征。他在评未来派诗人赫列勃尼柯夫的诗时指出：“诗不过是一种旨在表达的陈述……如果说，造型艺术是具有独立价值的视觉表现材料的形式显现，音乐是具有独立价值的音响材料的形式显现，舞蹈是具有独立价值的动作材料的形式显现，那么，诗便是具有独立价值的词，（或者像赫列勃尼柯夫所说的那样）独立的词的形式显现。”[2]他的意思是，诗的本质不在指称、叙述外在世界的事物，而在具有表达目的的诗歌语言（词）的形式显现。换言之，“诗歌的功能在于指出符号和指称不能合一”[3]，即诗歌（文学）语言往往打破符号与指称的稳固的逻辑联系，而为能指与所指的其他新的关系和功能（如审美）的实现提供可能。在此意义上，他认为“一部诗作应该界定为其美学功能是它的主导的一种文字信息”[4]，就是说，诗歌语言虽有提供信息的功能，但应以“自指”的审美功能为主。
在美国期间，雅各布森发表了《结束语：语言学和诗学》一文，进一步提出著名的语言六要素、六功能说，认为任何言语交际活动都包含说话者、受话者、语境、信息、接触、代码六个要素：
语境（context）
信息（message）
说话人（addresser）——受话人（addressee）
接触（contact）
代码（code）
但雅各布森认为，这些要素的重要性却并不完全相同。在不同的情况下，某项要素可能占据支配地位，而其他要素则退居次要地位，其重要性的变化必须从所谓“功能作用”的观点来解释，也就是说，要素的重要性要取决于它在整个交际活动中所发挥的功能。这样，与六要素相对应，言语就体现出六种功能：如果交际侧重于语境，就突出了指称功能；如果侧重于说话者，就强调了情感功能；如果侧重于受话者，意动功能就突现了；如果侧重于接触，交际功能就占支配地位；如果侧重于代码，元语言功能就上升到显著位置；只有言语交际侧重于信息本身，诗性功能（审美）才占主导地位。这里，“信息”指言语本身，当言语突出指向自身时，其诗性功能才凸显出来，其他实用功能才降到最低限度。如图：
在研究过程中，雅各布森发现，诗歌的诗性功能越强，语言就越少指向外在现实环境，越偏离实用目的，而指向语言自身的形式因素，如音韵、词语和句法等。在《隐喻和转喻的两极》一文中，雅各布森把隐喻和转喻作为两种传播意义的基本模式。隐喻是以修辞的主语与它的替代词之间的相似性或类比为基础的，而转喻则是以修辞的主语与它的替代词之间的接近或相继的关系为基础的。雅各布森不仅用隐喻和转喻解释语言组合的共时性和历时性，而且用它们来分析不同的文学呈现方式。因此，一般的现实主义作品往往注重情节的叙述、环境的描写，这时转喻结构就占支配地位。作品主要通过转喻来表现人物与环境的关系，这时言语活动主要是指向环境。而浪漫主义的作品则以隐喻为主导。它们一般很少通过细致地描写事物的外在具体特征，来直接表述某种意义，而是尽可能地把要表述的意义隐含在诗的字里行间，让读者通过联想自己去品味、去赏析。因此，雅各布森认为，隐喻类的文学作品诗性功能更强，因而文学性也就更强。
在具体分析诗性功能时，雅各布森仍然以索绪尔语言学为依据，把语句的构成放在选择和组合这两根纵横交错的轴上来加以分析。选择轴近似于索绪尔语言学的纵组合概念，即语句中排列的词是从众多能够替换的对等词语中选择出来的。组合轴则基本等于索绪尔语言学的横组合概念，也就是上下文之间的联系。雅各布森指出，诗性功能就是要把对等原则由选择轴引到组合轴，形成诗句的对偶。
可以看到，雅各布森从语言特点上来区分文学与非文学，并从“功能”的角度对文学语言进行了细致研究，目的在于探索诗性功能所赖以生存的诗的内在结构。他努力寻找发音和意义上对应、语法功能相同的词语，寻找由一行行诗句的组合方式，由此发掘诗的内在结构。因此，雅各布森就通过功能、结构的分析把关于“文学性”的研究进一步具体化和深化了，为后来巴黎结构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 语言与文学研究的中心问题
1928年，雅各布森与特尼亚诺夫合写了《语言与文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一文，这篇文章被认为是形式主义最重要的“宣言”之一。文章综合了形式主义的理论观点，认为文学与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原则上是可以相通的，并强调“理论”必须以“历史”相依托。较之以往的俄国形式主义，该文更偏重“历史性”的研究。主要观点包括：
（一）语言与文学研究必须摈弃支离破碎的观念与旧瓶装新酒的方法，必须使之成为“系统性的科学”。
（二）文学史如同其他历时性系统，有其内在的复杂规律，要弄清文学史与其他体系的历史关系，必须先分析澄清文学与其他体系本身的内在原则与规律。
（三）文学中所含的“文学性”与“非文学性”的材料，必须以“功能”的观点来分析，才能看出它们与文学演变的关系，才能看出它们在演变中所起的作用。
（四）从“共时性”观念出发，能使我们看出语言文学在其片刻的存在状态上是一种完整的系统或体系，但是对“历时性”的忽略则造成片面性。全面的研究必须兼顾“历时性”。纯粹的“共时性”体系只是一种理念，实际上并不存在。
（五）所谓“共时性”的文学研究也不是仅仅将某一时期所见的各种现象简单地加以罗列，而是要在这些现象中分出主宾关系，寻找主要因素。同时代的文学系统也很可能包含外国的或上一代作品的因素。
（六）“语言”与“言语”的区别可应用于文学研究。个别作品如同“言语”，某一时代的文学倾向则如同“语言”。分析个别作品时必须考虑现有文学体系的倾向，否则无法建立作品内在规律与原则。
（七）从语言文学结构规律的分析及其演化情形，可以归纳、建立语言文学体系的结构类型与演变类型，而这些类型的数目是有限的。
（八）语言文学的内在规律，可决定其演变的特性，但这些规律不能决定演变的速度、途径与方向。语言文学内在规律使其系统维持一种均衡状态，但规律之间的关系可能变动不定，因此无法预测演变方向，这取决于语言文学系统与其他系统的关系。
这些思想涉及文学研究的方法、文学系统观念以及文学史的发展演变规律等问题，其中关于文学系统性的认识、对“功能”的重视、对“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兼顾以及在文学研究中区分“语言”和“言语”等观点都构成了布拉格学派的基本观点，具有重要的理论影响和意义。
在文艺观和方法论上，雅各布森的理论直接影响了布拉格学派成员米哈诺夫斯基和特鲁别兹柯依，而这两位布拉格学派成员合著的《语言学原理》一书又对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雅各布森的思想也直接影响着以托多罗夫和热奈特为代表的巴黎结构主义，从而构成由莫斯科——布拉格——巴黎当代文艺学、美学的三个重要里程碑；比起俄国形式主义的观点来，雅各布森的文学美学观点无疑大大推进了一步，成为连接俄国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之间的重要桥梁。
[1] 雅各布森：《最近的俄罗斯诗歌》，11页，布拉格，1921。
[2] 转引自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读》（下），41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3] 转引自赵毅衡：《文学符号学》，106页，北京，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8。
[4] 转引自《文艺理论研究》，1992年第2期，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