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年）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哲学家、文艺理论家。他1891年出生在意大利撒丁岛的阿莱士小镇上。1911年在都灵大学文学系学习，主修语言学和文学，受到意大利文艺理论家、美学家桑克蒂斯和克罗齐思想的深刻影响。1913年在大学时就加入了意大利社会党，1915年大学毕业后成为职业革命家。1921年退出社会党，参与创建意大利共产党，后成为党的领导人。1926年被意大利法西斯政府逮捕，被判二十年以上监禁，在狱中度过近十一年。他在艰苦的铁窗生活中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写下了三十二本近三千页的《狱中札记》（1947年）和《狱中书简》（1947年）这两本著作。他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寻找适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内容。在文艺理论和美学上同样卓有建树。
一 以实践为核心的一元论哲学
葛兰西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就是实践哲学。在狱中时，为避免法西斯的检查，他就用“实践哲学”一词代替“马克思主义”，用“实践哲学的创始人”来代替马克思的名字。他强调指出：“在哲学中，——统一的中心是实践，也就是人的意志（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1]这里，他对实践的理解超越主体见诸于客体、主观思想对客观物质的改造的观点，而突出强调了实践的社会历史内涵。他认为，实践不仅仅或主要不是主客体关系的体现，而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统一。他认为上层建筑就是社会历史的人的意志（主观）的体现，经济基础就是被历史化了的（客观）物质世界，实践活动就能将这两个对立面统一起来，解决这一矛盾，因而是两者之间的中心环节。由此出发，他提出了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实践一元论。一般都认为，唯物史观是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一元论，是强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一般的决定作用的一元论。其实，这也是马克思的本意。即使在早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也把自己的唯物史观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显然其实践哲学仍然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但葛兰西却说：“实践哲学的创始人决不把自己的思想称作唯物主义，在谈到涉及唯物主义的时候，则主张应该加以批判，应该加以严肃认真的批判。”[2]这显然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他进而论述了其实践一元论的基本主张，他说：“在这个场合下，‘一元论’这一术语将表达什么意义呢？当然不是唯物主义的，也不是唯心主义的，这一术语将标示出具体的历史行动中的对立面的同一性，也就是与某一被组织起来的（历史化了）的物质，与人们所改造的自然不可分地联系着的具体的人的活动（历史—精神）。重视行动（实践、发展）的哲学，但不是‘纯粹’的行动的哲学，也不是‘非纯粹的’，实在的（在最简单和最通俗的意义上的）行动哲学。”[3]这一段话表明了葛兰西实践哲学的主要内容：（1）实践哲学即重视行动的哲学；（2）这种行动是人的历史行动，而不仅是一般改造自然的行动；（3）但实践哲学不是“纯粹的”行动的哲学，而是以实践行动为中心统一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哲学；（4）这种通过实践达到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统一，便是以实践为基础、为中心的一元论哲学；（5）实践一元论既超越了唯心主义，又超越了唯物主义，克服了唯物主义，克服了两者的片面性而达到两者的综合。
平心而论，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有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方面。首先，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范畴从一般的认识论范畴上升到本体论范畴，作为人与世界关系的核心和基本存在方式，以此为基石构建本体论的哲学，这一思路是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来的，葛兰西将此一思想具体化了。其次，他把社会历史内涵作为实践范畴的主要内容，改变了过去把实践只看作一般唯物主义联系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之间的中介的非历史观念。其实，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中已明确地把实践看成社会实践，他的实践唯物主义不是一般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一种新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所以实践范畴一开始就历史化了。葛兰西历史化了的实践观应当是有道理的。最后，他把实践范畴历史化的目的，是要将它作为解决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矛盾的中介，这是他独创的观点。他的文化学思想即由此生发出来。应当说，到此为止，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是正确的，符合马克思主义并有所创造和发展的。问题在于，他提出的实践一元论的历史观却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历史观上，他用实践一元论取代了唯物主义的一元论。表面上看，他貌似中立，既超越唯心主义，又超越唯物主义，不偏不倚；实质上，他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上，否定和取消了经济基础一般的决定作用，即否定和取消了这一历史观的唯物主义根基。他在早年就曾说过：“在前提（经济基础）的结果（政治机构）之间的关系绝不是简单和直接的：一部人类历史所能证明的并不仅仅是经济事实。解决人类历史的根由，是一件综合、复杂的任务，对于所有的精神和实践活动，进行深入广泛的全方位研究是必要的”，“直接决定政治行动的不是经济结构，而是对它的解释，和对制约它的所谓规律的解释”。[4]他在这二者之间不讲主次，不分决定与被决定，似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在推动历史发展时所起的作用平分秋色，不分上下，两者都是历史运动同等重要的因素，实际上陷入了折中主义立场，其结果必然仍通向以文化作为解释历史的核心因素的唯心史观。
二 以实践哲学为基础的文化学思想
从实践哲学出发，葛兰西提出了一个大“文化”的概念。这个“文化”包容的范围较宽，把各种世界观、思想体系乃至整个意识形态都包括在内，是支配人们一切行动（实践）的意志和力量；但“文化”仍是精神性的，不包括我们今日所说的物质文化的含义。从他对意大利19世纪文学批评家德·桑克蒂斯的文化学思想的阐释的发挥可以看出他心目中的“文化”是什么：“德·桑克蒂斯曾说：‘缺乏力量，因为缺乏信仰。缺乏信仰，因为缺乏文化。’但这里的文化意味着什么呢？它无疑是彻底的、统一的和在整个民族普及的‘对生活中的对人的观念’，是某种‘世俗宗教’，是某种‘哲学’：它应该名副其实地成为‘文化’，即应该产生某种道德、生活方式、个人与社会的行动准则。”[5]这里道德、宗教、哲学以及一切人们对生活、对人的观念，规范人们全部社会行动（实践）的准则，都属于文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葛兰西的文化概念还包含着统一民族和人民的思想、规范他们全部行动的含义，他要求这种“彻底的、统一的”文化渗透和普及至“整个民族”，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行动（实践）的准则。这样，他的大文化概念不但包容的范围大，而且带有指导支配人们实践活动的巨大力量。这样，他那建立在实践哲学基础上的文化学思想，反过来又充实了他的实践哲学，成为其实践哲学最重要的部分。
基于对文化的这种实践性理解，和对实践哲学的文化阐释，葛兰西突出强调了在变革旧的社会关系、建立工人阶级国家的过程中，文化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他说：“主张实践哲学是一种新的、独立的、独创的力量，同时也是全世界历史发展的因素之一，也就是主张一种新的、正在成熟的文化的独立性和独创性，这种文化将随着社会关系的发展而发展起来。一直存在到今天的只是经常在变化着的新与旧的结合，只是产生在一刹那间的与社会关系的均衡相符合的文化关系的均衡。只有在建成了（工人阶级）国家以后，文化问题的全部复杂性才被提出了，并且要求得到彻底的解决。”[6]应当承认，葛兰西这一思想是很深刻的，很有前瞻性的。他看到工人阶级在对变革资本主义旧的生产关系的过程中随着其阶级力量的壮大，它所代表的工人阶级的新文化正在崛起和走向成熟；他尤其预测到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文化问题的复杂性与紧迫性更为突出。他是把文化问题当作无产阶级革命的极端重要的课题来思考的，当作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一个关键问题来探讨的。考虑到他的作为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的身份，他的文化学研究是紧密联系意大利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的，而不是学院派的纯学术思考。
因此，葛兰西还把阶级的政治领导权与文化问题联系起来，提出了阶级的文化统治问题。他以较为隐晦的语言指出，作为革命成败关键的政治领导权问题，必然包含着统治内容，“领导权这个政治概念的发展表明巨大的哲学上的进步，而不仅是实际政治行动中的进步，因为这种发展必然引起和暗示智力的统一以及符合那种克服了常识并成为批判的（哪怕暂时还在有限的范围内）现实观的伦理”[7]；“既然领导权机构的建设构成了新的思想体系的形式，既然这种建设决定了意识的改革和认识方法的改革，那么这种建设也就是一种认识行为、一种哲学行为”。[8]他的意思是：（1）领导权原为政治统治的概念，但现在发展为包含认知、伦理等因素在内的文化概念；（2）领导权的变革中如果能注入对现实批判的文化因素，肯定有利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3）领导权这一政治概念向文化学方向发展，是实际政治行动（实践）和哲学（观念）的双重进步；（4）领导权机构的建设不仅是政治建设，而且首先是一种新的思想、文化体育的建设，新的政治应体现新的思想文化的领导权；（5）这种建设也不仅是政治行为，而且是文化行为；（6）这种文化行为有助于一个阶级的政治统治的巩固和发展。据此，他认为，任何一个阶级、历史集团，任何一种确定的社会秩序，不仅需要国家机器的强制性统治，而且需要思想文化方面的非强制统治。统治阶级的领导权中包括用思想文化灌输的方式使被统治阶级接受其思想体系和意识形态（文化），以巩固其统治地位。所以，要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建立工人阶级国家，也包括推翻资产阶级旧的思想文化统治，建设、发展工人阶级新的思想文化的巨大任务。葛兰西的上述思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是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关统治阶级的思想也就是统治的思想的阐述和发展，也被国际工人运动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他关于政权建设也是文化行为和文化建设的思想也是深刻的、富有创造性的。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葛兰西的文化学思想是他实践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把文化行动看成与政治实践同等重要的实践，看成夺取和巩固工人阶级统治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却并没有走向否定唯物史观。他在强调文化独立性的同时，肯定了文化“随着社会关系的发展而发展”这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正是在实践哲学的文化框架下，葛兰西提出了他独创的建立“民族—人民的”新文学的美学思想。
三 倡导“民族—人民的文学”
葛兰西从上述实践哲学的文化学立场出发，提出要创建包括新的文学艺术在内的新文化，他说：“创建新文化，并不意味着独自去进行‘独创’的发现。它也意味着——而且这一点特别重要——批判地传布已经发现的真理，即把它们所谓‘社会化’，从而把它们变成实践活动的基础，变成人们协调一致和活动的要素，变成人们精神的和道德的机构的要素。”[9]他对创建新文化的理解，似乎着重于传播、宣扬、推广革命的真理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使之成为指导、支配人们实践行动的指南。这正是他前述实现工人阶级文化统治思想的具体化。这里“批判地传布”实际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应当在对旧文化的批判中建立新文化的文化批判思想。
当然，思想的批判，不同于武器的批判，因为要在人民中传播、普及、灌输新的思想文化，建立起工人阶级的文化统治，是一种在人们的心灵中破旧立新的革命过程，是一个思想感情层面的辩证综合过程。为此，葛兰西借用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中的“卡塔西斯（Catharsis）”即“净化”概念，来探讨创建新文化、新文学的途径。他说：“据我看，‘卡塔西斯’因素的确立就成为全部实践哲学的出发点：卡塔西斯过程是与完成每一个辩证法发展阶段的综合的链条相吻合的”，这一过程是净化人们心灵、提高人民精神素质的过程，其实质就是使人民“从纯粹经济的（或感情的利己主义的）因素向道德—政治因素的过渡，也就是向更高地改造基础为人们意识中的上层建筑过渡。”[10]把创建新文化落实到向人民传播、灌输新思想、净化其心灵的“卡塔西斯”过程中，这是葛兰西文化学的独创理论。
在此基础上，葛兰西提出了建立“民族—人民的文学”的美学主张，把它作为文化“卡塔西斯”的重要方面。
“民族—人民的文学”的提出，是直接针对意大利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的。当时，意大利知识分子和传统观念都把“民族”概念与“人民”概念分离开来、对立起来，其“民族”概念含义很狭隘，实际只代表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国家，且与传统的等级制度密切联系，因而是“散发着所谓国家利益的臭味”，同许多语言中“民族的”与“人民的”两词几乎含义不一样，“在意大利，‘民族’的这一概念就其思想内容而言，含义极其狭隘，至少说它不等于‘人民的’这一概念”。葛兰西认为，“这是由于意大利的知识阶层远远脱离人民，也就是说，远远脱离‘民族’，他们同等级制度的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迄今为止，还不曾有过一个强有力的、自下而上的人民政治运动或民族运动，来打碎这个等级制度的等级”[11]；这就造成“近代型意大利民族难产”，“在意大利不存在一个思想上的和精神上的民族统一体”，“整个‘有教养的阶级’和它的精神活动，完全脱离了人民—民族”，具体地说，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隶属予“农村资产阶级”，他们的经济地位建筑在对农民的剥削上，因此就与人民大众毫无联系，他们的作品也就缺乏人民性而为人民所不屑一顾。所以，“在意大利，所谓‘民族文学’不是人民的文学”[12]。葛兰西提出“民族—人民的文学”的主张，就是要彻底改变“民族”与“人民”的分离与对立，要使知识分子把立足点移到人民这一边来，使“民族”观念立足于“人民”基础之上，他指出：“至关重要的是要求对待人民阶级采取新的立场，确立关于‘民族’的新观念。”[13]
他提出的“民族—人民的文学”，还针对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崇拜异族文化而忽视本民族文化的文学传统的“世界主义”倾向。他分析了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新的知识阶级”及其所起的“世界主义作用”，随着历史发展，产生了一批依附于异国贵族和对异国文化的所谓“世界主义”作家，他们漠视本民族和人民的文学，处处模仿外国的特别是法国的文学，因此，“意大利文学不是‘民族的’文学；就是说，它不是人民的文学，它如同人民一样接受外国的统治”。[14]
要建立“民族—人民的文学”，关键要有一支与人民心连心的作家队伍。但实际情况是，“作家缺乏同‘人民’一致的世界观，换句话说，作家既未想人民之所想，喜人民之所喜，也没有肩负起‘民族教育者’的使命，他们从前不曾、现在也没有给自己提出体验人民的情感，跟人民情感融为一体，从而培育人民的思想感情的任务”。[15]这个任务正是由葛兰西的“民族—人民的文学”主张提出来了。寄希望于工人阶级，他要求培养一支人民的知识分子队伍，在包括文学在内的各个方面与人民结合一起，成为人民的代言人。应当说，葛兰西关于建立“民族—人民的文学”，首先要改造作家的世界观，培养与人民、民族的思想感情，培养一支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在论述“民族—人民的文学”时，他强调以下三个方面：
（一）重视文学与现实、与政治的关系
葛兰西十分重视文学与现实社会生活的联系，重视文学与政治的联系，这是由他对文学本质的基本看法所决定的。他认为，文学应该揭示与表现现实生活的本质，“作者应该生活于现实世界，体验它的各种彼此矛盾的要求，而不可表达仅仅从书本上讨得的情感”，作者应当“展示在精神和道德方面社会最先进部分的命运，揭示蕴含于现今世态习俗的历史的发展”。[16]既然文学的最深厚的根源在于现实的社会生活，那么，文学家就必须深入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之中去，体验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然后借助文学想象来表现。不过，即使想象也受到现实生活的制约。在谈到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时，葛兰西指出，想象并不是完全任意的，它受到科学进步的制约。既看到文学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又揭示文学表现生活要借助想象这一基本特性，这表明，葛兰西对于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的把握是比较准确的，因为他看到文学离不开社会生活，同时又认识到文学又不能完全与社会生活画等号。这样一种基本观点既反对文学中脱离社会生活的形式主义倾向，又与照抄生活的自然主义倾向划清了界限。
在文学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中，葛兰西特别重视文学与政治的联系。他认为，文学总是表达着某种政治倾向，通过情感和伦理观念的表达，使欣赏者感受到作者特定的政治态度。因此他要求文学作为“新文化”的一部分，成为“精神、道德革新的表现”，为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基于此，他对作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求他们体验人民大众的情感，与之融为一体，从而起到“民族教育者”的作用。与此同时，葛兰西也清醒地认识到，尽管文学与政治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但也不能因此就把文学与政治等同起来。文学艺术之所以不能等同于政治，那是因为文学艺术还有自己的本质特点，这主要是它们具有审美品质。这种审美品质的集中表现就是文学艺术具有艺术形象。
（二）主张历史内容与美的形式的统一
对于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葛兰西的基本观点是强调两者的有机统一，主张从“审美”和“历史”两个层面上来揭示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
葛兰西注重的是文学艺术作品内容与形式之间的有机联系，反对片面强调内容的机械观点，也反对只注重形式的形式主义观点。他辩证地看待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认为在优秀的作品中，内容与形式应当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以至于每个部分的变化都会引起作品整体的变化。这种看法继承了西方文学理论史上“有机整体”说的优良传统，又对这一传统加以发展，要求文学艺术的内容表现人民的愿望和理想，具有鲜明的人民性。
那么究竟什么是文学作品的内容呢？葛兰西说：“对内容来说，带有根本意义的乃是作家和整个一代人对这个环境的态度。”[17]这种观点强调的是作家感情态度的重要性，具有鲜明的反自然主义倾向。
葛兰西还主张从“审美的”和“历史的”两个层面上认识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学应当既有深厚的历史内容，又能通过各种艺术手段把这些内容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使之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从而使读者能从中得到审美快感。这样，从历史的和审美的层面上认识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既有力地反对文学创作中干巴巴的政治说教倾向，又对当时意大利文学中盛行的浮夸华丽、矫揉造作的文风进行了有力的针砭。
不过在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关系问题上，葛兰西有时也有论述欠准确之处。例如，他认为：“‘美’是不够的。需要一定的思想和道德内容，并使之成为一定的群众——即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的民族—人民——的最深沉的愿望的完美和充分的反映。”[18]在这里，他把美与“一定的思想和道德内容”割裂开来，这显然是不妥当的。因为美并不只是形式，它同时也包含了思想内容。
（三）坚持真善美统一的文学批评标准
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应当尽善尽美地结合起来，这既是葛兰西对于内容与形式关系的基本看法，又成为他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标准。他深刻地指出：“实践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葛兰西在狱中写作时不得已而采用的代用词）的文学批评，必须以鲜明炽热的感情，甚至冷嘲热讽的形式，把争取新文化的斗争，即争取新的人道主义的斗争，对道德、情感和世界观的批评，同审美批评或纯粹的艺术批评和谐地熔于一炉。”[19]葛兰西通过对于意大利文艺批评的历史经验的总结，特别是通过对克罗齐的批评与德·桑克蒂斯的批评加以比较，进一步深化了他所主张的文学批评应熔道德、情感批评与审美批评于一炉的观点。他认为，桑克蒂斯的批评是一种把道德、情感的批评与美学的或纯粹艺术的批评融为一体的“战斗的批评”，而克罗齐的批评“则把形式等同于内容，割裂了文艺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只是一种‘冷若冰霜’的美学批评”。
葛兰西认为，文学批评应当结合具体的历史条件来分析、评价作品。他对乌哥·福斯科洛，皮兰德娄等作家以及未来主义等文学艺术流派的分析就是自己理论主张的一些成功实践。他还提出一种文学批评的“距离”说，认为对“经典作家”的作品应当保持某种距离，才能对这些作品正确地进行批评。在评价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时，他正是采用一种批判的眼光，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在激赏托尔斯泰杰出的艺术天才的同时，又对作品中的某些思想内容作出了恰如其分的批判。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到，葛兰西结合意大利的实际情况提出的在实践哲学基础上的文化学美学思想，包含着许多深刻的理论观点，在一些方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不过其实践一元论哲学亦有偏离唯物史观的失误，而且限于当时恶劣的写作条件，他对不少重要的文艺理论和美学问题未能充分论述，有些观点也存在着片面性，这是应当予以注意的。
[1] 参见葛兰西：《狱中札记》，8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2] 同上书，174页。
[3] 参见葛兰西：《狱中札记》，58页。
[4] 莫菲编：《葛兰西与马克思主义》，33页，伦敦，1979。
[5] 《回到德·桑克蒂斯》，见葛兰西：《论文学》，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6] 葛兰西：《狱中札记》，80页。
[7] 同上书，16页。
[8] 同上书，51页。
[9] 葛兰西：《狱中札记》，8页。
[10] 葛兰西：《狱中札记》，52页。
[11] 同上书，49页。
[12] 同上书，51页。
[13] 葛兰西：《论文学》，3页。
[14] 葛兰西：《论文学》，36页。
[15] 同上书，47页。
[16] 同上书，146页。
[17] 葛兰西：《论文学》，44页。
[18] 葛兰西：《论文学》，55～56页。
[19] 同上书，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