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后结构主义美学的形成和传播概况
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兴盛与结构主义的衰落是同步的，其形成和迅速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社会背景看，1968年学生运动席卷欧洲，“五月风暴”使法国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受到了暂时的威胁，但由于种种原因，这场学潮很快就平息下去了，情绪低落的学生们首先对学潮中表现思想中立的结构主义进行了发难，当时曾有人指责结构主义为“结构，结构，从不上街参加战斗”。人们不再用结构主义的眼光看待世界，对“结构”的稳定性、整体性也失去了往日的兴趣。后结构主义就是在这种兴奋和幻灭、斗争和平息的背景下产生了。它的诞生迎合了当时青年学生的失落情绪，学生运动虽然在大街上被冲垮了，虽然没能颠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但他们却可以转入另一个领域——将语言的结构颠覆，这是资产阶级的法律、秩序所无能为力的，他们从否定社会、怀疑社会转向否定秩序、否定结构、否定现存的语言体系。
从哲学思潮看，否定理性、怀疑真理的思潮一直伴随着西方哲学的发展，当年尼采提出“上帝死了”，“重新估价一切价值”，这股反理性的浪潮，极大地冲击了欧洲理性主义的大厦。后结构主义的“太凯尔”集团，就同尼采的非理性主义有着渊源关系。他们不承认有什么宏观的理论，如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或结构主义，不承认这些理论可以说明语言学的新问题，他们逐渐转向微观理论。如德里达全力攻击结构主义的理论基础——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理论，提出要破坏语言的多种结构，并用这种方法来达到彻底颠覆结构主义的目的。这标志着对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信念的彻底否定，标志着人们对真理可靠性的彻底怀疑。德里达要对统治西方几千年的形而上学和传统认识论进行彻底的解构，揭露真理的虚构性和否定语言传达思想的工具作用，以便否定建立一切科学的真理体系的可能性。解构主义可以说是后结构主义思潮中最重要的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代表着整个后结构主义。
就对语言的批判而言，对后结构主义影响最大的也是尼采。如德里达汲取了尼采文字超越一切观念形态的思想。在《白色的神话》中他引尼采的话：真理就是一支隐喻、双关、拟人等修辞手段组成的大军。换言之，哲学和一切观念形态，首先是文字。无怪乎德里达要人们抛弃卢梭式的感伤怀旧情绪，而像尼采那样笑着、舞着来肯定文字的自由游戏。1976年出版的《马刺：尼采文体论》一书中，还对尼采的辩论风格有专门探讨。尼采对古希腊语文有很深的造诣，其对希腊哲学的批判，所用的策略明显也直接对德里达发生了影响。德里达还从尼采的强力意志中，发展出欲求和控制（desire and control）的概念。他认为“知识”乃是要达到某一欲求所构成的阐释力量，意义因此是无穷尽的符号阐释、传达活动，是人类创造的另一组替代符号，它们不断衍生，不可能是稳定、有限、“真实”的；尼采对神学、形而上学的抨击尤其给德里达的“去中心”观念以极大的影响。
海德格尔被公认为解构主义的另一个直接渊源。就解构西方形而上哲学传统而言，海德格尔与德里达有很多相似处。其中语言第一的观点，和以文学和艺术来解构并拯救哲学的观点，则对德里达发生了直接的影响。
解构（deconstruction）一词的字根来自“解”、“瓦解”（“toundo”，“decon-stouct”），是德里达从海德格尔的哲学概念destruktion发展而来的。“解构”抓住了一个关键问题：经典的结构主义所试图运用的二元对立法体现了一种观察意识形态特点的方式。意识形态总喜欢在可接受和不可接受之间，以及种种对立之间确立明确的界线，德里达认为通过“解构”，对立的态势可以部分地被削弱，或者在分解文本意义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对立的两项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削弱对方的力量。“解构”并非为了证明这种意义的不可能，而是在“作品之中”（“构”）解开、析出意义的力量（“解”），使一种解释法或意义不致压倒群解。
德里达《论文字学》等论著向传统的符号、文字观提出质疑，集中批判了自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一直维护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他对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音中心主义”的语言学、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结构论、卢梭的“文字起源论”及其自然、文化的对立观都进行了解构，批评他们都以“现存”为中心。德里达还批评、解析了胡塞尔以理性的现存为对象，将声音视为本源，力图以超越的主体意识回归到纯粹本质的现象学理论，以及海德格尔以“现存”为基石的存在本体论。德里达认为从康德、黑格尔、卢梭到索绪尔、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一批思想家都是预先设想了某一定点，以此为立论基础，并称之为纯粹、先验、固定、真实，却始终没有想到这个“定点”其实是哲学系统为了巩固自身的立场，坚持其理论构架所发现到的现象，即哲学家所说的“真理”，所不能不建立的一种假定；对于这些“假定”，思想家们不但不加以质疑，反而进一步引申为一种“逻各斯”。解构主义者试图证明，既然对立面的一个术语隐秘地包含在另一个对立面的术语之中，那么这些对立的事物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有时是如何相互转化和毁灭自己的，或者它们是如何把某些会给它们带来极大麻烦的细枝末节驱逐到文本的边缘地带，最终达到瓦解那些使文本成为一个整体的对立物的目的。
随着德里达在60年代末连续到美国讲学，他的解构主义思想也传播到了美国，从而使解构主义很快取代了新批评长期以来的支配地位，成为一股声势浩大的思想运动。其中坚力量是耶鲁学派。耶鲁学派的形成标志着解构主义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时期。著名的“耶鲁四人帮”是从各自不同的思想立场和方法转向解构主义的，因此对解构主义的理解和运用也不尽相同。“耶鲁四人帮”都曾在耶鲁大学这个美国当代文论的中心地带学习和工作，因此他们较之德里达，更关心文本本身，更注重解构主义理论的实际“操作”。
除德里达外，70年代法国还有一批文论家从结构主义阵营退出，转向解构主义。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罗兰·巴特。巴特对自己原先奉行的结构主义进行了清算和嘲讽，他说：“据说某些佛教徒凭着苦修，终于能在一粒蛋豆里见出一个国家。这正是前期的作品分析家想做的事：在单一的结构里……见出全世界的作品来。他们认为，我们应该从每个故事里抽出它的模型，然后从这些模型里得出一个宏大的叙事结构。我们（为了验证）再把这个结构应用于任何故事：这真是令人殚精竭虑的任务……而且最终会叫人生厌，因为作品会因此显不出任何差别。”[1]巴特的转向解构主义与德里达不全相同，他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文本理论和文本阅读理论。
如前所述，巴特从消解索绪尔的符号理论入手，认为文本语言能指和所指并不能构成索绪尔所谓的完整、固定的符号，因为他发现，语言中每一所指的位置都可能被其他能指取代过，能指所指涉的与其说是一个概念（所指），不如说是另一些能指群，这就导致能指与所指的分裂，能指的意指活动还未及达到其所指前就转向了其他能指，能指因而只能在所指的岩层表面“自由飘移”。这样，文本中的语词符号就不再是明确固定的意义实体，而是一片“闪烁的能指星群”，它们可以互相指涉、交织、复叠；文本中出现的虽只是有限的能指符号，却像水珠般折射出无边际的能指大海，所以巴特说“文本无所谓构造”，“文本没有任何句式”，“文本是能指的天地”。巴特还认为，把结构主义的“作品”与他心目中的“文本”加以区分，“作品”是“单数”的，“文本”则是“复数”的。因为任何语词单独存在时不可能有任何意指活动，当它真正成为语词时，它四周已是一个由无数语词构成的无形“词典”；同样，任何文本真正成为文本时，四周已是一片无形的文本海洋，每一文本都从中提取已被写过、读过的段落、片段或语词，从来不存在“原初”文本，每个文本都是由其他文本的碎片编织而成；文本这种“复数”特点导致文本意义的不断游移、播撒、流转、扩散、转换和增殖，文本本身只是开放的无穷无尽的象征活动，任何意义只是这一活动过程中即时的、迅速生成又迅速消失的东西。这是对结构主义“作品”论的有力消解。
巴特还提出了与其文本理论相对应的阅读理论。他认为，第一，阅读结构主义“作品”，只需理解性思维，而阅读“文本”，则需转喻式思维即把文本每一部分和每一象征都看作对另外更大部分和象征群体的无限的替代品；第二，判断“作品”间的区别主要依据我们所理解的确定的意义内容，而判断“文本”间的区别，则要依据它们不同的能指意指的活动路线和意义播撒过程：第三，阅读“作品”是按兴趣享受意义的文化商业消费，而阅读“文本”则是一种创造的双重“游戏”：既遵循文本意指活动玩文本“游戏”，不断再生产文本的意义；又把文本当乐谱演奏（play，游戏）文本，这种演奏不是解释，而是工作、生产，是合作式的创造。在此意义上，阅读即写作，即批评。
显而易见，巴特的文本和阅读理论是对结构主义美学、文论的彻底否定和消解，也是对他前期理论的自我否定和消解。其价值在于看到文学艺术作为“活动”的过程性，看到了读者的参与性和创造性；不足之处一是未跳出文学与生活割裂的形式主义窠臼，二是存在某些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倾向。
在后结构主义营垒中，福柯是一位非常独特的思想家。他的理论曾遭到德里达的批评，但他又反过来严厉批驳了德里达，形成了结构主义之后一场重要的论争。下面，我们将专节介绍福柯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