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年），出身于英国一个铁路工人家庭，就学于阿勃文尼文法学校，后获剑桥三一学院奖学金而赴剑桥大学学习。1939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后加入英国共产党学生支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服兵役，战后复员，未再加入共产党。后在牛津大学任成人教育导师。1961年受聘于剑桥大学，任戏剧教授。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英国一部分学院派接受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为“新左派”，并于1957年创办《新左派评论》。威廉斯积极参与新左派活动，逐渐成为其精神领袖。从60年代起，他系统研究了卢卡奇、葛兰西、萨特、戈德曼、阿尔都塞、本雅明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逐渐形成其文化唯物主义美学思想。他勤奋著述，已出版二十多部著作，主要的美学著作有《1780—1950年的文化与社会》（1958年）、《从易卜生到T·S·艾略特的戏剧》、《长期革命》（1961年）、《现代悲剧》、《从狄更斯到劳伦斯的英国小说》、《马克思主义与文学》（1979年）、《政治与文学》、《写作和社会》（1984年）等，还出版了自传体小说《边境地区》和《第二代》。
一 文化唯物主义的社会观
威廉斯作为一个英国美学家、理论家，从年轻时代起，就深受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和20世纪分析哲学，美学的影响，还对19世纪英国美学家阿诺德（Arnold）的文化美学作过深入研究。从50年代后期起，他开始接受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了在英国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思想，他从自己熟悉的英国传统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进行了“文化”改造，创立了“文化唯物主义”理论。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一般说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经济基础是第一位的，而社会意识和上层建筑则是社会存在和经济基础的反映和产物，因而是第二位的。这一原理的前提是将社会划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部分。威廉斯并不反对这种基本的划分，但是，他不同意正统马克思主义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决定与被决定、第一位与第二位的固定区分。他认为这种区分是静态的、僵化的，很难说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间的辩证关系。比如上层建筑中的文学，就不能说是“在或多或少程度上，以直接的方式模仿和再现了现实的基础”，相反，文学和其他上层建筑对整个现实基础倒有促进、生产乃至决定的作用。因而把上层建筑固定地看成是第二位的、被决定的，是不妥的。他进而提出，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实体”，而是一种“过程”，因而必须以动态的观点去看待和解释它们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生成的辩证关系。[89]值得注意的是，威廉斯是在题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基础与上层建筑》（1973年）一文中谈论这一问题的。显而易见，他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基本关系问题看成是更大范围的“文化”理论问题，或者说，他有意无意地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之间画等号。
事实的发展正是如此。1977年他正式提出了“文化唯物主义”的概念，以表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改造及它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分，并对文化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作了阐发。
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和核心不再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而与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一样，是马克思关于人（通过劳动）的创造和自我创造的思想。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特别重视人的创造和自我创造”，“关于自我创造的概念已由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家扩展到人类社会和语言领域，而马克思主义则将它加以大规模地扩充运用到基本的劳动过程，并由此运用到深刻变化（创造性地变化）了的物质世界和自己创造自己的人类”[90]。其意是，马克思主义之前、之后把人的自我创造思想扩展到从精神到物质的整个人类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中，威廉斯想用“文化”一词予以总体上的概括。他首先分析了“文化”概念长期以来的两种基本含义，指出：“‘文化’概念的复杂性是值得特别注意的。它是一种‘内部’过程的名词，特别是长期用于‘知识生活’和‘各类艺术’的一个名词。它又是一个总体过程的名词，特别是用于‘生活的一切方式’的具体形态的名词。在第一种意义上，它在‘各类艺术’和‘人文学科’中成为主角。每一种取向都打算否定这一概念的另一种使用，而全然不考虑二者可否调和。”[91]他认为“文化”概念的这两种使用，都是合理的，但它们却互相否定对方使用的合理性。在威廉斯看来，如果按马克思主义人的自我创造论来表述作为“人的生活的完整方式”的“社会”，则“文化”一词就获得了新的意义，也就能包容前两种使用于一身，使两者调和起来。由此，“文化”便=人的生活的完整方式=社会的全部内容。这里，社会不再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划分得到说明，而成为人类自身创造性活动的成果——文化，并由此获得解释。威廉斯指出，由于人类一切重要的活动，无论物质或精神活动都是集体的，都有社会性，因而也都具有文化性，或都可用“文化”来概括；“文化”既包含人的物质劳动及其创造产品，也包含人的精神生活及其创造成果——“意识”。文化唯物主义的要义，正是通过文化的分析和描述，从整体上把握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他认为，由于对“文化”的这一理解，已超越了前人仅看作抽象精神活动的认识，而将它视为人类自我创造活动（包括物质生产劳动）的全部社会生活，因而坚持了唯物主义。文化唯物主义的基本思路就是如此。
二 文化唯物主义的美学观
由于威廉斯主要是一位美学家、文学理论家，他的文化唯物主义主要体现应用于美学理论中，或者可以说，他的美学理论构成了其文化唯物主义的主体部分。
首先，文化唯物主义从文化是人的全部创造活动的意义出发，突出强调文化中所体现的人类的创造本质。威廉斯认为，文学艺术在体现人的创造能力和水平方面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优势，所以，他把文化分析的重点更多放到文学艺术上。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观点是：
（一）文学艺术的创造性，是全部人类社会创造活动的完整体现。他认为，康德以来的美学虽然屡屡鼓吹文学艺术的创造性，但他们对创造性的理解只停留于表面。他指出：“当我们说文学是‘创造性’的，这并不是因为它在思想意识上提出了新的境界（这只是总体的一小部分），而是因为它在物质社会的意义上提供了自我创造的具体实践。”[92]他的意思是说，文学的创造性不局限于思想意识、精神活动方面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文化唯物主义从文化的总体性出发，进一步指出文学艺术的创造是整个物质社会中人的自我创造的重要具体实践。这就突破了仅将文学艺术划定在精神、意识活动范围的传统理解，而把文学艺术看成人在整个社会中自我创造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和最重要的实践方式之一。这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文学艺术在整个人类社会生活和活动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贯彻了文化唯物主义将人的精神、物质活动一体化的基本思路。
（二）文学艺术创作是最能表现人的创造和自我创造能力的文化方式。威廉斯强调，文学艺术特别是文学写作，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文化形式，“写作是高度的物质和社会的艺术，因而它自然地被运用于，并且不断地被运用于所有各种形式和题旨。我们在这里真正看到的是有关真正的连续统一体，它用各种方式方法表现的人类创造力和自我创造过程相呼应”。[93]这就将文学艺术看成人的创造活动的最高的文化形式了。
（三）文学艺术创作具有最终的社会性和交流性。文化唯物主义的一个特点是最重视分析对象的社会性特征。威廉斯认为，文学“写作往往是社会因素最突出、最长久、最完整的形式”，因为写作这种文化形式只能是在与社会（他人、读者）的交流中才能存在；写作是自我活动，又是人类社会普遍的交流活动，所以，“写作始终是一种思想交流”，但这种交流不仅是个人间的信息传递，还包含社会的思想意识的交流与组合，因此，“写作始终是自我组合和社会组合”。通过写作，常常产生“一种新的组合，实际上也是一种新的构造，它超越了本身的各种形式”。[94]威廉斯就这样层层深入地挖掘出文学写作的丰富的社会性、交流性内涵，并指出写作通过“新的”社会交流、组合和构造，将超越自身而与社会建立更广泛的联系。
（四）文学艺术作为实践参与了对社会关系的改变和创造。既然文化是人类社会的创造活动，文学艺术又是这种创造活动（实践）的高级形式，所以文学艺术能在当代社会实践活动中表现出其活跃性、运动性，体现出其对社会关系改造的积极参与。戚廉斯说：“所谓社会关系，不仅指‘个人的’社会关系，而是指在具体社会具体历史阶段中作品所反映的普遍的社会关系，指在这样的社会和历史阶段中体现在特定作品中的总体社会关系。而作品的‘风格’、‘形式’或‘内容’，不再被认为是抽象的东西，而是对这些关系的表述’，于是，通过作品，“社会关系不仅被接受，它们也能被创造，并能被改变”。[95]这就是说，文艺作品通过自己的风格、形式等对社会关系作动态的、深刻的描写和揭示，就不仅能真实地反映社会关系，而且能参与创造、改变现存的社会关系。正是在此意义上，威廉斯把文艺创作看成一种社会实践活动。
其次，威廉斯汲取了结构主义的某些成果，十分注重对文学艺术进行文化结构的总体的和具体的分析。他在这方面提出了三点主张。
（一）提出了“情感结构”（structures of feeling）的概念，并以其变化来说明文学艺术形式、类型的发展、变化。他的“情感结构”概念主要指“特定的、有一定特殊的历史联系的社会体验和社会关系”。[96]也即“特定时代的文化”形式，虽不限于文学艺术，但由于艺术是文化的最高形式，所以“特定时代的种种艺术，包括对这些艺术的研究和争论，则是它的重要部分”。[97]换言之。情感结构集中体现于文学艺术之中。他认为，过去把结构单纯看成一些要素的组合，而文化唯物主义则把社会文化结构看成人们对社会体验的现象结构，是“个人的、特异的甚至是孤独的”情感体验，但其中又包含着自明、自然、普遍的“人类经验”。由此，通过个人体验可以把握、理解整个社会和文化的结构。尤其文学艺术更是以个人体验方式来表达人类的共同经验的最佳情感结构，它是以“语言的生活和形式的特征表现出来的活生生的生活体验”。[98]因此，对文学情感结构的文化研究和批评，就成为文化唯物主义把握文学艺术特征，进而把握整个社会和文化的主要途径。如威廉斯就通过对20世纪初欧洲戏剧的情感结构由感知和回应现实的方式，向借助于象征和幻想透视“正常状态”下人的异化和分裂的新方式的转化，来揭示戏剧艺术由“自然主义”向“表现主义”突变的社会文化原因。这种分析是有说服力的。
（二）强调对文艺进行总体与历史具体相结合的文化结构分析。威廉斯认为，文化结构分为由每个时代社会生活决定和提供的特定时代的文化结构，与文化本身构成的超越特定时代社会的相对稳定的文化结构两种。所谓“文艺的文化结构”即规范文艺的“规则”系统。对文艺的文化结构分析就应兼顾这两方面的规则，因为进行这种分析有两个必要前提：“第一，一定的文学形式同产生它的或者它活动于其中的社会与时代有着清楚的社会和历史联系；第二，各种文学形式具有无可置疑的连续性，因而足以通过并超越与它们有上文所谈那种联系的社会和时代。”[99]只分析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是片面的。比如，对法国17世纪新古典主义的规则即文化结构进行分析时，应当既考察它与其产生的社会的具体历史联系，又应当着眼于总体性文化结构，揭示某些超越时代的、体现人类普遍性体验的因素。只拘泥于前者，就会把古典主义规则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陷于片面性，因为“一种文化结构，以过去的实践，以它所谓的‘经典’文学的‘规范’作为自己的基础，形成一套极有影响却非常缺乏说服力的‘规则’，在阐明现有作品的同时，为新的作品规定体裁”[100]，这样势必不能适应新的时代的文化结构而会遭到否定。但同时，亦可以对新古典主义的规则中超越具体历史时代的那些因素加以发掘和阐述，以揭示其与以后的文艺规则即文化结构之间的历史连续性或联系。这样才能透过特定时代文化规则发现人类共同的文化结构，才是完整的文化结构分析。
（三）要求把对文化的普遍结构分析与各构成部分的可变性和不变性分析结合起来。威廉斯在分析文学体裁时，将基调、作品结构模式和恰当的题材看作不变的普遍结构的三个要素，其中后两个要素可变性很大，时代特征显著，而基调则相对稳定，是集中体现人类创造性活动成果的，它“是一种社会关系”，“是基础（社会）组织的一种模式，它决定某种特定的表现形式——或是叙述一个故事，或是通过角色表现情节，或是单纯的抒发，等等”，“它们的社会—文化的与历史的范围是非常广阔的。许多种文化和时期都有各种基调的作品，而重要的社会的和历史的变异形式，主要或全部是一个程度问题”[101]。因此，对文学的文化结构分析，必须牢牢抓住基调这一不变因素，并与对其他两种可变要素的分析结合起来，才能全面、辩证地把握文学作品的文化结构。
最后，20世纪80年代后，威廉斯对其文化唯物主义美学作了局部的修正和补充。他主张适当吸收解构主义的符号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批评结合起来，使文化唯物主义成为“对所有意识形式的分析，包括分析写作和写作过程中的时间环节和手段”[102]，从而构成新的完整的“历史符号学”。
三 对现实主义的文化分析
威廉斯对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文化历史考察和分析，是其文化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与经典作家不完全一样，认为“现实主义并不是一种可以验证、确定和擅用的东西。倒不如说它是描述某些写作方法和态度的一种方式”，具体来说，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是“对事物作艺术的描写，并要求对细节观察具有准确性和生动性”。他指出，对现实主义的“这些描述随着创作经验的不断交流和发展，自然也产生了各种变化”[103]，换言之，随着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实践的发展，现实主义的内涵及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描述和概括，即现实主义理论也会发生种种变化。这显然是一种唯物主义态度。据此，他对欧洲主要是英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历史作了深入的文化分析。
威廉斯从现实主义要求真实、准确、生动地描写对象的“技术性要求”出发，指出这一要求本身就包含着现实主义应描写普通的、同时代的、日常生活的主题内容的要求。所以，从文艺复兴起，现实主义文学更多地同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因为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要求描写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取代中世纪的神和英雄的文学的中心地位。但到当代资产阶级走下坡路时，现实主义就开始反叛资产阶级世界观，自然易于成为进步文学、革命文学的口号。
他认为，现实主义文学（主要是小说）发展的最高成就是19世纪，这个时期也是小说艺术的成熟时期。当然，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成就是在18世纪现实主义小说探索的基础上取得的，“18世纪以来小说的历史，主要就是向这一立场探索、前进的过程”，“正是在对个人和社会关系不断加深理解的过程中，小说这种形式才真正成熟起来”。[104]
在他看来，19世纪现实主义的伟大成就主要表现在“它对整个生活方式，对社会（它大于任何组成它的个人）作了评价，同时也对人们的创造活动作了评价”[105]，从而显示出19世纪文学表现社会生活的整体性或完整性的文化特点。他指出，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中，个人、环境与社会融为一体，个人不仅是研究社会的资料，社会也不仅仅充当个别人物的活动背景；而是个人生活的一切方面都深受社会的一般特性的影响，而社会的一般特性又完全渗透于个人，并通过个人而获得表现。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这种表现社会生活的整体性特征，是由当时组成人们社会关系的“共同体”决定的，它“不仅是以一种关系——劳动、友谊或家庭关系——相联结的共同体，而且是以许多相互作用的关系相联结的共同体”。[106]正是这种“共同体”的社会关系，形成和发展了现实主义文学表现社会生活的整体性特征。
20世纪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生活共同体亦逐渐解体，威廉斯说，“在20世纪想找这样一个共同体显然是困难的”；与19世纪的社会共同体相比，“我们这一世纪特有的经验是坚持和维护个人的特性”，突出个人，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和反抗，从而带来了20世纪小说的新特点，“通常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结尾，总要有一系列定居、新的婚约和正式的关系”体现“共同体”特点，“而一般20世纪的小说结尾则是一个人，把自己从被统治的地位中解放出来，并从而表现了他自己之后，独立出走”。[107]也正是由于社会关系中个人地位的突出，导致19世纪忠实客观地描写人物和环境的现实主义的衰落，而代之以描写个人心理体验和情感的“心理现实主义”的兴起。威廉斯把伍尔夫、卡夫卡、乔伊斯等现代派作家的作品归纳入现实主义的范畴，不过是不同于19世纪的“心理现实主义”，并作了肯定的评价。他说，20世纪的现代小说，孤立地一部一部看，似乎只记录了个人的活动（特别是心理活动），但若从整体上审视它们，则可发现，“被记载下来的个人历史合起来就是一部通史”。不过，威廉斯在揭示20世纪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取代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必然性和肯定其合理性的同时，也明确指出其不足，需要进一步突破。因为现代小说所赖以形成、发展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病态的、需要改造的，而社会的改造必将带来现实主义形态的新变，他呼唤这种新变。他的社会改造目标，如他所说，“我们时代真正富有创造性的努力是要为各方面的关系而斗争，一种整体的既可看作个人又可看作是社会的关系”，即消灭资本主义异化，建立个人与社会高度融合的新的社会关系。这是他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追求。在文学上，他也努力为此目标而进行改革，即主张在19世纪现实主义整体性传统基础上，吸收20世纪心理现实主义的成果，创造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现实主义，“在最高级的现实主义作品中，我们基本上是根据个人来认识社会，通过社会关系来认识个人的。这种一体化是居于支配地位的，不过并非是想要达到就能达到的。如果它终于实现了，那将是一种创造的发现，或许只能在现实主义小说的结果和内容方面创造出这种记录”。[108]这可以看作他对未来新现实主义的设想和呼唤，也是他用文化唯物主义原则对英国现实主义文学历史发展进行深入分析基础上得出的必然经验。他希望这种新的现实主义能对未来理想社会作出创造性、建设性的贡献。
总起来看，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美学以马克思关于人的创造和自我创造的观点为立论基础，本质上仍然属于人本主义；他的文化分析强调了文学艺术的集体性、社会性和交流性；他对现实主义历史地位的演变的阐述，坚持了以社会文化环境为依据，与历史唯物主义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他在艺术和美学上坚持消除资本主义异化，达到个人与社会融合的进步理想，而且他善于借鉴、吸收当代文艺和美学新思潮（如现代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符号学等）来充实、完善自己的理论，因而对后起的前沿性美学潮流（如文化批评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不过，他用广义的“文化”概念取代基础和上层建筑，取消决定论，实际上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他过分抬高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表明他对消除异化、改造现存资本主义的态度明显带有温和和改良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