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 ），英国当代最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文学批评家、文化理论家。伊格尔顿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北郊萨福镇的爱尔兰工人移民家庭，中学时期在当地教会学校读书，较早接受社会主义思想。1961年伊格尔顿入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受业于英国新批评代表人物利维斯，同时又受到时任剑桥大学基督学院研究员、文化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的影响。1964年伊格尔顿获博士学位后留校，在基督学院任助理研究员，与威廉斯共事。1969—2000年伊格尔顿在牛津大学任教，先后教授批评理论和英国文学，其间接受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思想上转向新左派，并在威廉斯去世后成为新左派的一面旗帜。2001年开始，伊格尔顿到曼彻斯特大学任文化理论教授。伊格尔顿著述丰硕，代表性的著作有《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1976年）、《批评与意识形态》（1976年）、《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的批评》（1981年）、《文学原理：引论》（1983年，中译本《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的功能》（1984年）、《审美意识形态》（1990年）、《意识形态引论》（1991年）、《后现代主义幻象》（1996年）、《文化的观念》（2000年）、《理论之后》（2003年）、《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2011年）等。
作为英国当代最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伊格尔顿的美学思想和批评理论受到利维斯、威廉斯、阿尔都塞、本雅明等思想家的多重影响，同时又能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进行批判的吸收和创造性的综合。历史地来看，伊格尔顿在60年代的学术预备期中接受了利维斯主义学术话语，但其理论框架则来自威廉斯，这在其第一部文学批评专著《莎士比亚与社会》中表现明显，其中鲜明的社会主义立场以及明确的直接改造现实秩序的政治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初步浮现出伊格尔顿文化政治批判的基本路向。70年代，面对发生巨变的社会现实，伊格尔顿在接受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反过来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曾经作为思想资源的威廉斯，并以意识形态为核心范畴，尝试阐发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批评与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在80年代，伊格尔顿通过阐发本雅明而抛弃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思路，实现了从理论思辨到政治实践、从文学批评到文化批评的转向，这集中体现在《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的批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的功能》等著作中。从90年代至新世纪，伊格尔顿将批判后现代主义文化与回归马克思主义传统结合在一起，在文化批评、文学批评以及美学理论等诸领域都有进一步的推进，取得不少重要实绩，《审美意识形态》、《后现代主义幻象》、《文化的观念》、《理论之后》、《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等著作都完成于这一阶段。整体上说，伊格尔顿融合社会文化批判中的人本主义倾向和科学主义倾向之间的对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当代继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他“把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批评研究与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传统相结合，探索了一条超越后现代主义，创造性的回归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的学术道路，从而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美学领域成为独树一帜的理论家”。[109]
事实上，伊格尔顿自认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同时也坦言自己对于马克思的一些美学观点持保留意见，“马克思本身也非无懈可击”，然而，在全球化背景下，批判并厘清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上的一些错误认识的时机已经到来，而他“只想展示马克思观点的合理之处”。[110]在2011年出版的《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中，伊格尔顿列举并批判了最常见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十种批评：1.在当今西方后工业化时代，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毫无用武之地，对此，伊格尔顿认为，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稳定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有效性；2.马克思主义理论付诸实践将导致恐怖、独裁和暴政；3.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否定主体自由的宿命论；4.马克思主义是乌托邦，荒谬不切实际；5.马克思主义是经济决定论；6.马克思主义是唯物质主义；7.马克思主义是唯阶级论，在当今时代失去了意义；8.马克思主义倡导暴力的政治斗争；9.马克思主义是无视个体自由的国家主义；10.马克思主义已经不能够为新的激进主义运动提供思想支持。作为英国权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伊格尔顿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厘清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诸错误认识，秉持了一种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立场，这一立场始终贯穿在伊格尔顿的哲学、美学、文学以及批评之中。伊格尔顿坦言“‘马克思主义美学’问题归根结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的问题”[111]，这也可以视为对其美学之思的简明概括。
一 文学批评理论
伊格尔顿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立场，具体说来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的基本立场。他认为，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批评已经发展出人类学批评、政治批评、意识形态批评和经济批评四种基本模式。其中，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批评以普列汉诺夫等人为代表，将文学艺术问题置于社会物质生产过程中来思考，“雄心最大、影响最远”，但容易滑入庸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批评以列宁及其追随者为代表，批评被视为论战和介入的工具，其最终结果是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意识形态批评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本雅明、戈德曼等为代表，强调从艺术作品的形式因素透视社会的物质历史，着力于文学作品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经济批评以未来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以及布莱希特史诗剧理论为代表，它既不关注作品形式也不关注内容，而是关注文艺生产系统及其制度与作品审美趣味的关系，即“文化的生产方式”问题。在上述四种模式中，伊格尔顿倾向于肯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视其为一种比较理想的方法，认为该模式“既避开了关于文学作品的纯形式主义，又避开了庸俗社会学。这中间的关键是，生产艺术作品的物质历史几乎就刻写在作品的肌质和结构、句子的样式或叙事角度的作用、韵律的选择或修辞手法里”[112]。脱离这样的物质性，文学批评将滑向庸俗社会学，而局限于这样的物质性，则易流于形式主义，如何思考文本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文学批评的关键所在，而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正是集中于文本生产与意识形态等论域。
关于文学文本，伊格尔顿认为，任何文本既是相对的独立的有机整体，又具有内在的分裂性，这一矛盾性构成了文本的真实存在，而其根源则要从文本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来寻找，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要求。“马克思主义批评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社会学’，这种文学社会学局限于思考小说怎样出版、是否提到工人阶级等问题。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目的在于更充分地阐释文学作品，这就意味着要敏锐地注意文学作品的形式、风格和含义等。”[113]为此，伊格尔顿力图建构其自己的文本理论，即所谓“文本科学”。
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学文本是文学话语以感性的形式建构起来的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审美世界，其中，“虚构性是文学文本最普遍的结构性因素”。[114]相对于现实世界与现实真实，文学艺术所呈现的是艺术世界与艺术的真实，因而二者并不能一一对号入座。正是由于虚构性，文本被视为一种自我指涉的符号表意活动：“文本变成一个舞台，在其间，符号自我复制、伸展、压缩和多样化，它们摆脱单一的决定性，以前所未有的自由进行归并和省略，由此创造出更深远的经验空间，这正是读者被拉入的空间。”[115]符号自我指涉的表意活动似乎除了其自身并不指向其外的任何对象，这使文本保持与社会历史之间的一定距离，或者说，文本生产的物质性与文本存在的意义性之间存在宽阔的领域，其间在文本的错综复杂的内在结构中生长的正是文学意义及其意识形态维度。
文字的编织之所以成为文学，或者说文本成为文学文本，并不是由于文字本身的固有属性，而是由于意识形态性。“文学其实就是任何被某种阐释活动从其实用语境中分离出来的、受制于一种笼统化的、重新铭刻的东西。由于这种重新铭刻总是限定在意识形态之内的一种特定姿态，‘文学’本身永远是一种意识形态建构。作为文学的文本，重要的是意识形态的定义；一段文字从文学之域转变到非文学之域，而后在其历史生涯中又回到文学之域，这是完全可能的。”[116]但是，文本并非是直接的意识形态的，也并非与意识形态直接对立，而是在文本的内在矛盾和断裂中，各种意识形态的存在得以显示。“文本总是处于无法将自身统一起来的状态之中，否则，文本也就无话可说了。”[117]正是在文本生产过程中，不仅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相互交织、相互冲突，而且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内部也不是有机统一的，因而，它们之间的复杂动态关系构就成了文本的内在张力。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也不是直接显示自身，而是以文本的感性象征系统为中介的，通过文学特定的表意方式的中介，“以真实的不在场构成真实的在场”。[118]意识形态是不在场的，又通过感性系统的中介而真实在场。
文本是以审美话语呈现出来的多重结构的意识形态生产过程，“表意符号会把倒转或调整自身为一个替代的‘意识形态’域，以保持审美的力量，或者说，意识形态为了保持自身的纯洁性，而折射进替代的表意形式之中。”[119]在这一过程中，意识形态生产表意符号，表意符号生产意识形态，这不仅贯穿于文本生产过程之中，也贯穿于文本的接受之中。将读者拖入文本思考之中，是伊格尔顿文本理论的一个重要认识。“有价值的文本和有价值的读者之间是可逆的，二者相辅相成、双向互动，文本书写它的读者，读者书写他的文本。”[120]伊格尔顿一方面充分肯定文本的自洽性与生产性，另一方面又强调阅读对于文本意识形态实现的意义，没有前者，文本与意义失去了物质基础，离开了后者，意识形态再生产无法继续。因此可以说，文本的存在是一种为意识形态的存在：意识形态支配了接受惯例，也就支配了文本的选择，而文本接受又反过来促成意识形态所认可的惯例，就此而言，阅读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再生产，其原材料是文本中的全部意识形态，消费就是读者的意识形态与文本意识形态相互作用，产品就是文本的意义。
从揭示文本深层的意识形态结构去把握文学话语对象的历史性，伊格尔顿汲取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本雅明的文学语言学以及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理论资源，他的文本理论既与各种形式主义保持距离，也与机械反映论划清界限，而力图将形式与内容、历史与审美、读者与作者统一起来。“如果文学是一种写作，它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实用语境泛化其命题，或者说，它被一种特定的解读操作所引诱而如此作为，那么我们就对文学不可否认的意识形态权力有了直接的认识，因为正是在这种泛化行为中，文学赋予命题特别具体的力量，而且没有比这种糅合更加有效的意识形态手法了。”[121]对于文学批评来说，如何穿透文本表层，抓住文本内在的矛盾性、断裂性，以揭示隐藏在文本与意识形态张力背后的历史性，就是文学批评功能的基本规定。
一切批评在一定意义上来说都是政治批评，这就是伊格尔顿对于文学批评的基本规定。通过对英国现代批评的历史性回顾，伊格尔顿发现，批评从一开始就是资产阶级反对专制政权和等级制度、争取政治要求的手段，具有明确的政治性。就批评的政治性而言，现代批评与传统批评并无本质区别，唯一的不同也许只是批评对象的改变：同样产生于反对专制政权的斗争中，传统批评的对象是封建主义专制，而现代批评则面对的是资产阶级专制，并且“除非它把反对资产阶级专制确定为自己的未来，否则它将可能毫无前途。”[122]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就是政治性的文学批评，但是政治性的文学批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发明，而是迄今为止最古老、最值得尊重的文学批评样式之一，伊格尔顿将这种形式的文学批评称为修辞学，它涉及整个社会话语实践领域。
首先，文学批评作为修辞学，关注文学话语所产生的各种效果以及它们如何产生这些效果。文学批评“并不把说话和写作仅仅视为进行美学沉思和或无限解构的文本对象，却把它们视为与种种作者和读者、种种讲者和听众之间的种种更宽广的社会关系密不可分的种种形式的活动，并且认为，它们如果脱离了它们被嵌入其中的那些社会目的和状况，就基本上是不可理解的了。”[123]文学批评是实践性的，同时也是反思性的，说文学批评是政治性的，也就说，文学批评本身“把话语和权力的表述进行系统的理论化，并且以政治操作的名义进行：丰富意指的政治效应。”[124]而所谓政治，伊格尔顿意指社会生活整体组织方式以及这种方式所包含的权力关系，文学批评的政治性则意指文学批评关注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与权力关系。可见，文学批评如果仅仅局限于文学文本，而无视文学文本所根基于其中的社会历史，那么，它不仅是肤浅的，也将抛弃了自己的社会担当。
其次，文学批评是文学制度的组成部分，而文学制度决定着作品的价值高低。比如莎士比亚并不是一开始就如其所是的伟大作家，莎剧也不是伟大的经典作品，它们的伟大主要在于被特定文学制度所发现、所建构。文学批评就是根据某些制度化了的标准来面对并评判文学作品，而这些标准并非是永远无可争辩的，而是历史性变化着的，文学批评的历史性根源于文学制度的历史性，同时又构成文学制度的一个部分，但是“这并非意味着他的作品并不是‘真正的’伟大文学，亦即，所谓伟大文学只不过是人们对他的看法而已，因为，离开了作品在种种特定形式的社会生活和制度生活中所受到的种种对待方式，就根本无所谓‘真正的’伟大的或‘真正’如何的文学”[125]。归根结底，文学批评与文学制度都要从既定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制度来理解。
再次，文学批评本身就是一种权力。文学批评的权力体现在以下四个层面：一是文学批评执行警卫语言的权力，它设定标准，并据此肯定那些与标准相契合的文学话语，排斥不契合者；二是文学批评警卫作品本身，也即将作品与非作品、一般作品与伟大作品区隔开来；三是文学批评凭借其权威性支配他人，这执行选择和承认批评家的权力；四是授予作家身份的权力。显然，文学批评权力的根源并不在于批评本身，而在于它与现实社会生活的权力关系，“归根结底，这是文学—学术制度——上述一切都发生在其中——与整个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利益之间的种种权力关系问题：对这一话语的保存和有控制的扩展将服务于这一社会的种种意识形态需要，并将使它的成员得到再生产”[126]。
又次，伊格尔顿从文学批评的修辞性出发，为文学批评规定了三大任务：一是投身到作品及其生产实践当中去，二是批判用来制造政治上不可取效果的文学作品，三是尽可能深刻而独到地阐述作品以从中发掘有价值之物。简而言之，“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的实践是投射式的、争论式的和攫取式的”[127]。
最后，文学批评的意义也必须从其政治性得以理解。文学批评的意义并非在直接的审美意义上、而是在其“有用”的意义上来讲的，文学批评的有用性即政治性。伊格尔顿认为，即便是认为结构主义无法分析效果问题、自由人本主义则过高地估计了文学改造人的力量，在这样的批评中也依然隐含着符合某种特定政治价值的批评标准。因此，“认为存在着种种形式的‘非政治的’批评，这其实只是一个神话，一个更加有效的促进了文学的某些政治用途的神话。‘政治的’与‘非政治的’批评之间的差别只是首相与君主之间的差别：后者是通过假装不搞政治而促进某些政治目的实现的，前者则是直言不讳的”[128]。因此，文学批评总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并且文学批评将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作为自己存在的目的。
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的基本立场出发，伊格尔顿进一步讨论了文学理论的意识形态问题。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一书“序言”中，伊格尔顿指出，“我认为中立的不含价值判断的描述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在本书中自始至终都在阐明某一论点”[129]，那么，这一带有价值判断而且贯穿本书始终的论点是什么呢？伊格尔顿对包括新批评、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结构主义以及精神分析在内的20世纪文论重要理论流派和思潮进行批评，在该书出版13年之后又补写的“后记”中，伊格尔顿又对原先没有涉及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唯物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等理论思潮和流派以及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新近发展进行了简要批评。贯穿伊格尔顿对整个20世纪西方文论思潮批评的基本观点就是：“文学理论是具有政治性的”。这一观点是反思性的、现实性的，也是伊格尔顿离开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开始新的转向的逻辑结果，正如他所坦承：“如果历史是向前运动的，关于它的知识就是向后运动的，所以在写我们自己的不久的过去之时，我们总是不断地在另一条道路上遇到向我们走来的自己。”[130]
那么，伊格尔顿所言的“意识形态”又意指什么呢？“我用‘意识形态’大致指我们所说的和所信的东西与我们居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相联系的种种方式……我所说的‘意识形态’并非简单指人们所特有的那些非常牢固的、经常不自觉的信念；我指的主要是那些感觉、评价、认识和信仰模式，它们与社会权力的维持和再生产有某种关系。”[131]在上述界定中，伊格尔顿突出了意识形态作为“感觉、评价、认识和信仰的模式”所具有的权力特征，即该模式对于生产与再生产特定社会权力的决定性影响。因而，对于文学理论来说，意识形态性就不再是某个人的怪癖，而是内在于文学及其理论自身之中。“实际上，不必把政治拉进文学理论：就像在南非的体育运动中一样，政治从一开始就在那里。我用政治这个词所指的仅仅是我们把自己的社会生活组织在一起的方式，及其所涉及的种种权力关系；在本书中，我从头到尾都在试图表明的就是，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就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史的历史的一部分。从雪莱到诺曼·N·霍兰德，文学理论一直就与我们时代的政治信念和意识形态价值标准密不可分。的确，与其说文学理论本身就有权作为理智探究的一个对象，还不如说它是由以观察我们自己时代的历史的一个特殊角度。而这一点儿都不应该是让人感到惊奇的原因。因为，与人的意义、价值、感情和经验有关的任何一种理论都必然会涉及更深更广的信念，那些与个体和社会的本质、权力和性的种种问题、对于过去历史的种种解释、对于现在的种种理解和对于未来的种种展望有关的信念。”[132]
伊格尔顿对于文学理论的考察是从“文学是什么”这一问题切入的。他在对于形式主义文论的批评中指出，形式主义者最初将文学作品视为种种手段的不无随意性的组合，后来将这些手段视为一个整体文本系统之内的相关元素或功能，它们共同之处在于陌生化效果，体现形式为语言。形式主义将文学语言视为一套偏离于普通语言的特殊语言，在这样的偏离中隐藏着关于“什么是文学”这一问题的答案，显然，文学性被视为话语差异性关系的一种功能。这一理解的合理性在于表明“文学性并不是一种永远给定的特定的特性”，但另一方面又无限扩大了文学的边界，如此一来，文学之为文学的问题反而湮没不彰了。通过对于形式主义的批评，伊格尔顿推翻了一开始提出的“文学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合法性，因为这样的提问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文学不是“某一或某些内在的性质，而是人们把自己联系于作品的一些方式。在由于各种原因而被称为文学的一切中，相分离出一些永恒的内在特征也许不太容易。事实上，这就像试图确定一切游戏所共有的唯一区别性特征一样的不可能。文学根本就没有什么‘本质’”[133]。相信存在着永恒不变的关于文学之为文学的内在特征，或者相信关于文学性的探讨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围绕文学、历史和哲学之间古老的争论，在伊格尔顿看来只能是一种幻觉。文学并非客观的描述性范畴，也非主观性范畴，它植根于更深层的稳固社会信念结构之中。
批判文学理论关于文学界定的不可能性，并不意味着关于文学的界定毫无意义可言，它所告诉我们的不是事物的确定永恒存在，而是“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总是从自己的关切出发来解释文学作品的——的确，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自己的关切’概括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这一事实可能就是为什么某些文学作品似乎世世代代保持自己价值的原因之一。当然这可能是因为，我们仍然分享作品本身的许多成见；但这也可能是因为，人们一直在评价的实际上根本不是‘同一’作品，尽管他们也许认为是。‘我们的’荷马并不是中世纪的荷马，我们的莎士比亚也不是他同时代人心目中的莎士比亚；情况很可能是，不同的历史时代为了自己的目的构造了‘不同的’莎士比亚，并在这些作品中发现种种可以加以重视或贬斥的成分，尽管这些成分并不一定相同。换言之，一切文学作品都被阅读它们的社会所‘改写’，即使仅仅是无意识的改写。的确，任何文学作品的阅读同时都是一种‘改写’。没有任何一部作品，也没有任何一种关于这部作品的当时评价，可以直截了当地传给新的人群而不在其过程中发生改变，虽然这种改变也许几乎是不被觉察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说那被当做文学的乃是一个极为不稳定的东西的原因”[134]。分析伊格尔顿的上述阐发，可以将其要点归纳如下：第一，文学理论关于文学性的思考必须将理论实践主体拉入视域之中，文学理论根植于主体的生存现实之中，根植于对现实的关切之中，因此关于文学性的界定也必然扎根于现实土壤之中，并且其本身就是现实世界的一个环节；第二，对于文学作品的批评是历史的、具体的，因而关于文学的理解也必然具有历史性和具体性，可以说，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就是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第三，阅读文学作品是一种社会性改写，理解和认识文学也是一种具有社会性的建构过程，其间充满了意识形态的支配性与斗争性；第四，文学理论一直就与种种政治信念和意识形态价值标准密不可分，“与其说文学理论本身就有权作为理智探究的一个对象，还不如说它是由以观察我们时代的历史的一个特殊角度”[135]。概言之，无论是阅读接受还是理性批评，关于文学的实践及其理论认识无不是意识形态的，伊格尔顿于此剖析的个案就是所谓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问题，所批判的对象则是利维斯。
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中认为，英国小说的伟大传统由亨利·菲尔丁（《汤姆·琼斯》）开创，由一些伟大的作家和作品来体现和传承，比如简·奥斯丁（《傲慢与偏见》、乔治·艾略特（《荒原》）、亨利·詹姆斯（《一位女士的画像》）、约瑟夫·康拉德（《黑暗的心》）、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恋爱中的女人》），狄更斯的《艰难时世》则被认为差强人意，而《德伯家的苔丝》的作者哈代更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136]对此，伊格尔顿一针见血地指出，“根本就没有本身即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或传统，一个可以无视任何人曾经或将要对他说过的一切的文学作品或传统”[137]。所谓无可怀疑的伟大传统，只不过是特定人群出于特定目的而在特定时代提出的一种关于什么是文学的建构，审视这些所谓伟大作家的伟大作品，则清晰显现出利维斯自己以及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性来：“文学理论与这个政治制度有着最特定的关系：文学理论有意或无意的帮助维持和加强了它的种种假定。”[138]
由此，伊格尔顿断定，文学范畴不过是人们在不同时间出于不同理由赋予某些种类的作品的一个名称，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不应该是那些标示出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的东西，而是这一判断处身其中的社会生活实践，20世纪诸种文学理论也必须从这一社会生活实践中才能得到正确反思。在伊格尔顿看来，女权主义的兴起与马克思主义批评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迅速退潮相联系，性政治与社会主义左翼力量相消长；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不再流行，既与全球性资本主义危机有关，也与各种新理论思潮的批评有关；后结构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所搁置与驱逐的正义与自由、真理和自律等问题，坚定地拒绝从理论中视野中消失，正是它们依然在现实中有待正视和亟须解决的表征；后殖民主义不过是颠倒的帝国主义统治，包含着对于“他者”的理想化浪漫与以及简单化的政治；文化理论关于文学艺术作品并不存在中立的或者清白的阅读的这一主张已经为人接受，但这并不应该意味着关于普遍价值预设的人文主义传统已经寿终正寝的结论是毫无异议的，即便如此，现实也依然没有走过作为文学理论活动之所立足的历史阶段。文学理论的一切陈述都是在一个经常是隐而不显、却又无处不在的价值结构之中进行的，因而，任何中立的陈述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分享了某些深层的认识方式和评价方式，而它们是与我们的社会生活密不可分的。伊格尔顿宣称：“文学理论不应因其政治性而受到谴责。应该谴责的是它对自己的政治性的掩盖或无知，是它们在将自己的学说作为据说是技术的、自明的、科学的或普遍的真理而提供出来之时的那种盲目性，而这些学说我们只要稍加反思就可以发现其实是联系于并且加强着特定时代中特定集团的特殊利益的。”[139]
综上所述，伊格尔顿认为文学艺术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功能，政治从一开始就存在于文学艺术之中，超政治的纯文学只能是一种学术神话，文学艺术本身就是一种思想意识，与社会权力问题有最为密切的关系。美学、文学理论和批评应该自觉确立意识形态性，以揭示出文化艺术的意义形式和权力形式（不仅是社会阶级之间，而且还有种族、性别和个人之间的权力关系）之间的那种多重关系，这实际上就成为他为美学、文学理论和批评所规定的意识形态任务，即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统治进行深入的揭露和批判。
伊格尔顿在强调文学艺术的政治功能时，也十分重视阐发其审美情感逻辑，二者构成其美学思想的两极，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伊格尔顿美学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化的集中表现：一是更加突出文学艺术意识形态属性中的情感逻辑的地位，对于文学艺术的审美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二是更加强调文学艺术对于一般意识形态和现实生活的政治功能，从而对文学艺术的社会作用作了更高的评价。伊格尔顿指出，文学艺术虽然属于意识形态，但它所遵循的个人独特体验和情感逻辑却是其审美本质的真正来源。他对于本雅明改造尼采的情感本体论、把审美话语和情感逻辑作为相对独立的对象来研究的思路十分赞赏，并大胆吸收和借鉴，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情感的思路和方法。首先，伊格尔顿强调，审美意识形态以情感话语为特征，它与一般意识形态的区别在于情感性和非逻辑性，更为重要的是，文学艺术话语以个人独特体验为基础，其具有原生性、个人性和丰富性使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权力和强制都无法将它们完全符号化、普遍化。其次，他关注文学艺术中社会一般意识形态与个人情感话语之间的互动关系，指出，个人情感话语一方面具有反抗社会异化、抵抗意识形态强制的本性，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所拥有的文化机制不断使情感意识意识形态化，因此单靠文学艺术的情感话语难以突破意识形态的罗网。再次，他进一步分析了审美意识形态的情感孕育过程及其内在矛盾。他认为，情感活动的物质基础是身体，身体、情感、意识形态三者之间存在矛盾关系：身体具有自己的物质性，受自然规律的制约，也有现实性，受现实关系和意识形态的约束，同时身体影响和制约着审美情感表达的方向和强度。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情感话语作为反封建的破坏力量表现出来，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的异化也导致情感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统治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重要手段。因此，只有发现和追求真正能表达出对生活最深刻感受的个人情感体验，才有可能超越意识形态的束缚，重建体验完整的合理的人性的情感话语，而真正达到审美的境界，这就是伊格尔顿对于审美情感的现代反思。
二 审美意识形态
文学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点性问题之一，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伊格尔顿对此的思考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生产问题，一是审美意识形态问题，前者扩展和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生产方式”，并进一步提出文学生产方式等重要概念，讨论了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艺术与作为生产的文学艺术之间的复杂关系，后者则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进行了进一步考察，二者构成了伊格尔顿文化政治美学的重要方面。
伊格尔顿对文学艺术意识形态生产的思考奠基于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经典理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将社会运动奠基于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的基础之上，在此阐释框架之内，艺术既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同时也与经济基础密切相关，对此，伊格尔顿进一步追问的是：“如何说明艺术中‘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即作为生产的艺术与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之间的关系，依我看来，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当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140]这样一来，对意识形态生产的思考就具体化为对于艺术生产与意识形态生产的考察。
伊格尔顿首先对本雅明、布莱希特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意识形态与艺术生产问题上的探索进行了客观的反思和剖析。本雅明在《作为生产者的作者》中表露出艺术生产依赖于生产技术、生产技术作为艺术生产力组成部分标志着艺术生产发展阶的想法，伊格尔顿对此给予充分肯定，他认为本雅明创造性将马克思生产理论运用于艺术考察：“革命的艺术家不应当毫无批判地接受艺术生产现成的力量，而应该加以发展，使其革命化。这样，他就在艺术家和群众之间创建了新的社会关系。”显然这一种新型关系将自己的立足点放在了艺术接受方面上去了，艺术的意识形态性或者说倾向性必须通过对于艺术表现形式的关注才能通达艺术接受者，因此“真正的革命艺术家不能只关心艺术目的，也应关心艺术生产工具。‘倾向性’不止是在艺术中表现正确的政治观点；‘倾向性’表现在艺术家怎样得心应手地重建艺术形式，使得作者、读者和观众成为合作者。”[141]此外，他在布莱希特那里也注意到这一点，认为布莱希特遵循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的观点，即，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一件产品只有经过消费才能充分地成为产品，以此来强调观众在戏剧生产中的重要地位。这些评价表明了伊格尔顿对于艺术接受/消费环节的重视，并进一步概括和区分艺术生产和艺术创造的不同，认为作家与其他社会产品的生产者一样，主要是艺术生产者，而反对浪漫主义把作家当作创造者的观点。
伊格尔顿将这种区分进一步追溯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于欧仁·苏的评论中就曾指出，将作品与作为活生生的历史的主体的作家分割开来，是醉心于笔的神奇力量，因为作品一旦与作家的历史条件分离，必然会显得意图不明，神秘莫测。[142]对于艺术创作神秘化的反对，意味着将艺术重新拖回生产论视域中，事实也正是如此。伊格尔顿一方面强调艺术生产相对于社会物质生产的被决定地位，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对于艺术生产的去魅来强调其内在的意识形态功能：“文学可以是一件人工产品，一种社会意识的产物，一种世界观；但同时也是一种制造业。书籍不止是有意义的结构，也是出版商为了利润销售市场的商品。戏剧不止是文学脚本的集成，它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商业，雇用一些人产生为观众所消费的、能赚钱的商品。批评家不止是分析作品，他们（一般地说）也是国家雇佣的学者，从意识形态方面去培养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尽职的学生。”[143]无论作为人工产品还是具体来说是制造产品，文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能离开资本主义生产这一基本现实，因而，文学生产与文学批评也就不能摆脱意识形态性这一基本属性，由此，伊格尔顿进一步提出了“文学文本是意识形态的生产”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