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提到，传统文学批评的基础土要建立在印刷出版的文字文本以及对文本的阐释上，不仅对活生生的日常文化经验和实践鲜有评述，而且不可能从理论上对伴随新技术、新媒体出现而变化乃至生成的文化样式进行充分的理论概括。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以电子技术为核心的新兴产业的形成和普及，通常意义的文化，包括形式和内容，正经历着巨大的变革。最明显的是，电子媒体的广泛运用不仅逐渐改变了人们的阅读、写作习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时间、空间观念。激光印刷、阅读机器、高速信息传导、自动成像和电子合成、数字技术在声像方面的应用、自动写作机制、激光影碟、电脑网络、信息高速公路、高保真音响、高清晰度电视等，所有这一切，都强烈冲击着自文字和印刷术发明以来形成的、局限于少数“文化人”范围的文字文化。在很多情形下，书写文化在社会中所占的首要位置，今天已经被声像文化所取代，而昔日备受推崇的艺术独创性也日益受到复制技术发展的威胁。面对这一技术和文化的转型，一些激进的批评家认为有必要将文化批判的锋芒延伸到新技术和新媒体领域，在父权和资本主义秩序尚未站稳脚跟时抢先占领这块具有争议性的空间。
涉足新技术、新媒体空间，首先必须对其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在这方面，执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多娜·海萝威以其文化批判和科学研究两方面的学术背景成为无可争议的代表。她在耶鲁大学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加州大学讲授意识史和科学史。80年代初，在女性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影响下，海萝威开始发表一系列以文化、哲学思辨审视科学和新技术的论文。1991年结集出版的《猿猴、机械人与女性：自然的再创造》是海萝威多年潜心研究意识形态、特别是性别政治与自然以及自然科学之间关系的总结。该书一出版，即获得评论界的嘉许，不仅立即被授予美国国家图书奖，而且被誉为既代表了“猿猴科学研究”方面的“最佳学术成果”，又为文化批评界“提供了新的视野以及新的希望政治的可能”。《猿猴》一书的中心章节是一篇题为《机械人宣言：科学，技术，以及20世纪晚期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论文。海萝威所称的“机械人”，系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20世纪晚期以来出现的混杂生物，它们由特殊的有机体和机械装置共同构成，既包括在信息系统、文本以及人类工程学控制下的再生产体系等“高技术”装扮中的人类自身和其他有机生物，又包含装扮在相同机制中的无机物体，特别是机器本身。用比较通俗的语言说，海萝威笔下虚构的“机械人”，乃是在20世纪中晚期高科技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有机与无机相结合的特殊混合物，它既有人类的特征，又无可避免地结合了高技术条件下的机器性。根据海萝威的说法，她在80年代写作该文，是为了在世界范围内人类已逐渐演变成“混合体”（hybrids）的条件下“找寻政治方向”。她意图通过考察女性主义理论中关于“科学客观性”的争论扭转对有机体与技术结合的轻视，以便凸显女性主义的政治立场，以多元性策略为女性主义文化批判开拓空间。
海萝威的“机械人宣言”，既基于国际女性主义运动的政治实践，又是某种类似于科幻小说的想象性虚构。将现实性与虚构性结合在一起，正是海萝威意图将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建构性”观念应用在女性主义文化批判中的体现。以“建构性”观念审视科学和技术发展，可以看到所谓“自然”和“真理”并非是对某种外在客体的“发现”，而是人类“建构”（constructed）的结果。海萝威对这一观念的强调，并不是打算挑战传统意义的真实概念，而是在充分意识到真理、自然建构性的基础上让其为己所用。也就是说，“机械人”这一混合生物的诞生，不仅仅依赖于海萝威对科技发展和现实政治的考察和总结，而且也是她挑战和超越资本主义文化政治秩序的大胆想象的结果：“机械人是想象和物质现实这两个结构任何历史转化可能性的中心相结合凝聚起来的意象。在‘西方’科学和政治传统中，包括种族主义传统、男性占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传统、进步传统、驯服自然以作为文化生产资源的传统，以及从对它者的反省中对自我进行再生产的传统，关于有机体和机器之间关系（的问题）一直是一场边界战。这场边界战涉及生产、再生产和想象领域。该章节（试图）在边界的混淆中寻找愉悦，在它们的（再）建构中树立责任感。它同样是某种（试图）在后现代主义和非自然主义条件下，在构想一个没有性别的乌托邦传统影响下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文化和理论作出贡献的努力。”[37]海萝威所称的“边界的混淆”，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类与动物之间的界限。根据她对科学史的研究，美国20世纪末的科技文化并未在语言、工具使用、社会行为、大脑活动等方面令人信服地建立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分野。许多人甚至怀疑是否有必要划分两者的界限。女性主义运动中的某些支派试图超越自然与文化的两元对立，并表达对人类和其他生物建立亲密关系的愉悦。过去200年来生物学和进化理论的发展已经同时生产出作为知识客体的现代有机物，这进步削弱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区别。由虚构性与现实性结合而成的机械人，正是一种超越了人类与动物分野的生物。二是人类—动物（有机体）与机器之间的界限。海萝威认为，20世纪末的机器已经摆脱了过去不具备自我运作、自我设计等功能的狭隘性，使自然与人工、头脑与身体、自我发展与外在设计以及很多过去适用于有机物和机器的分界因素变得模糊不清。在很多情形下，当代机器具有相当的活力，而人本身则常常令人恐惧地迟钝而缺乏生气。进一步说，在后现代条件下，人类对何种因素构成自然的确定性已经被致命地动摇了。这一动摇不仅意味着阐释权威及其超越性的丧失，而且也预示着“西方”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削弱。但是，认识到支撑西方文明基本原则的谬误并不必然导向玩世不恭和信仰的丧失。机械人的诞生，正表达了在有机与无机之间界限日益模糊的情形下对未来的乐观信仰。三是身体与非身体之间的界限。在海萝威看来，对20世纪末的人类和机器详加考察，就会发现这一分界是很不准确的。现代机器是微电子完美组合的结晶，它们遍布各处但却隐而不见，是对无所不在的父权体制和上帝精神的嘲弄。写作、权利以及技术是西方文明起源故事的亲密伙伴，但微型化却改变了人们对机器的看法。微型化本身成了权利的象征。只要将50年代的电视、70年代的新闻摄影机与当代的手腕电视和手掌大小的摄像机相比较就会发现，当代最出色的机器往往是轻型与洁净的结合，它们的核心或是信号、或是电磁波、或是光谱的一部分，不仅便携，而且灵活机动。相比之下，人类的流动性简直无法与机器比拟。将无机与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机械人，则同时吸收了当代机器和人类的长处，是两者完美的结合。
很明显，海萝威所构想的机械人，是对整个西方文明秩序的颠覆。一方面，“机械人是一个后性别世界的生物，它也不承认双性倾向、前俄狄浦斯状态、非异化的劳动力，以及其他关于有机完整性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机械人没有西方文明中的起源故事”[38]。另一方面，机械人毫不犹疑地与所谓的“褊狭”、“反讽”、“亲近”、“反常”为伍，它挑战资本主义秩序中公共与私人的二元对立，不梦想一个建立在核心家庭基础上的社群，而是呼吁一场社会关系的革命，以对立的、乌托邦式的观念重构自然与文化、人与机器、有机与无机之间的关系，创造一个崭新的摆脱了资本主义文化政治秩序的世界。可以看到，海萝威的机械人世界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弗洛伊德对人类心理世界的理解存在质的区别。在她看来，马克思和弗罗伊德的理论均建立在与起源故事相联系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对人类异化性的考察旨在克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人的异化现象，回返原初非异化状态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其重要方面之一乃是强调孩童与母亲身体分离后的意识发展过程。婴儿与母体的分离是俄狄浦斯情结、认同语言和父权权威的前奏，也蕴含着重回“完整性”、“一体性”的渴望。而海萝威的机械人则不然，它的诞生不意味着异化、缺乏或丧失，因为它跳过了原初一体性这一阶段，也并不期望它的“父亲”通过花园的重建将其“拯救”出来。机械人“不承认伊甸园”；它们“对完整性保持怀疑态度，但却需要关系——它们似乎具有对联合战线政治的自然需求，但却不必组成先锋党派。……它们是不合法的产物……但非法后代常常对其原初形态绝对不忠诚。毕竟，它们的父亲毫不重要”[39]。
海萝威的“机械人宣言”，对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变化持乐观主义态度。她确信，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不仅不会生产法兰克福学派所称的“单向度的人”，而且是进步政治生成的崭新源泉。举例而言，现代传播和生物技术是重新建构人类身体的重要工具。在女性主义政治方面，这些工具对世界范围内的女性来说孕育着并将强化新的社会关系。进一步说，传播科学和现代生物学建立在相同原则的基础上，亦即将世界解释成一个代码问题。传播技术必须完全依赖电子发展。现代民族国家、跨国公司集团、军事力量、国家福利机制、卫星系统、政治过程、想象的制造、控制劳工体系、身体的医学重建、商业色情、国际劳动分工，乃至宗教福音会等都必须仰赖电子技术。微电子是劳工转化成机器人和文字处理、性转化成基因工程和再繁殖技术、人脑转化成人工智能和决策过程的必要中介。另一方面，作为工程科学的生物学在重新设计材料及其处理方面取得了革命性的成就，其中最明显的领域包括发酵学、能源和农业等。传播和生物技术的发展对文化批判和思考的最大启迪在于，机器与有机体之间的差异变得日益模糊，而人脑、身体和工具也变得日益亲和。与此相应，基础和上层建筑、公众和私人空间、物质和理想之间的界限比任何时候都显得脆弱：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统治话语中）头脑与身体、动物与人类、有机体与机器、公共与私人、文化与自然、男人与女人、原始与文明之间的二元对立在意识形态方面受到了全盘的质疑。……家庭、工作场所、市场、公共区域以及身体本身——所有这一切都可以采用几乎无限多样的方法加以消解和（重新）结构相互的关系。这一变化对女性和其他人来说具有相当大的意义。它不仅意味着不同的人群会有不同的方法与结果，而且使强有力的、反抗性的国际运动难以想象但却至关重要。重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政治的重要途径之一乃是通过理论与实践勾画科学与技术的社会关系，包括结构我们想象的神话和意义的重要体系。机械人正是一种被分解并重新装配的后现代集体和个体本身。它是女性主义者必须加以代码化的自我。[40]
很明显，海萝威的技术乐观主义，表现在她既充分认识到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给固有的文化政治秩序带来了颠覆性的冲击，又在这一冲击中看到了在当代科技的辅佐下以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原则重建崭新社会文化秩序的曙光。她在“机械人宣言”中列举了两列既相互关联又互相抵触的范畴。左边一列被称为“老的等级性的支配”体系，是有机工业社会的产物，而右边一列则被冠以“新的可怕的网络”体系的称呼，体现了她所谓的“信息科学的支配”（informatics of domination）。右列范畴既是对科技发展所导致的社会变化的某种描述，又带有某种虚构性，用以取代左列等级性支配体系，其中包括以“科幻小说、后现代主义”取代“资产阶级小说、现实主义”，以“生物合成”取代“有机组织”，以“人类工程学、劳动力控制论”取代“有机劳动力分工”，以“复制”取代“再生产”，以“全球性工厂、电子村舍”取代“家庭与工厂的科学管理”，以拉康取代弗洛伊德，以基因工程取代性，以机器人取代劳工，以人工智能取代人脑，以信息科学的支配取代白人资本主义父权统治等；最重要的是，以机械人国籍取代公共与私人空间的分野。机械人神话尽管具有虚构性，但它是女性主义在当代科技条件下摆脱非此即彼逻辑的最佳选择。机械人超越边界，拥抱强有力的混合，蕴含着无穷的可能性。在后现代条件下，女性也不能逃脱自身的建构性。那种期盼不同文化、不同历史的女性可能会有一种相同话语和相同关切的想法至少是对回返同一逻辑的重复。女性主义政治不能是简单地以女神取代男性上帝，以女权取代男权。机械人想象的长处在于它能超越二元对立，超越现存的阶级、种族、性别之间的界限，颠覆西方社会建立在区分和辨别基础上的逻辑中心主义。机械人想象的诞生至少可以证明两点。第一，“普适性与总括性理论的生产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它或许一直是对现实的曲解，（至少）现在是如此”；第二，“对因科学技术而生的社会关系采取负责任态度意味着拒绝反科学的形而上学说……拥抱对日常生活边界进行重构的技能”。这不仅仅是说科学技术是达到人类幸福的可能方式，更意味着机械人指出了一条摆脱二元主义迷宫的途径：“这并非一个憧憬相同语言的梦，而是一种有力的异教徒的众声喧哗……它意味着既建构又破坏机器、身份、范畴、关系以及空间故事。尽管二者都被捆缚在螺旋的舞蹈中，我宁愿是一个机械人而不是女神。”[41]
近二十年来电脑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和思考方式，而且催生了一批与电脑紧密相连的新媒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网络媒体和光盘媒体。网络和光盘技术的普及一方面意味着自印刷术发明以来出版业的又一次巨大革命，另一方面是对传统空间、时间观念的重大挑战。最重要的是，网络和光盘技术的出现改变了几百年来人们所形成的阅读、写作习惯，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以纸张为主要载体的文本观念。伴随着网络和光盘技术发展出现的所谓“超文本”（hypertext）不仅呼应后现代条件下的“超现实”（hyperreality）和“超空间”（hyperspace），而且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中的某些重要观念具有惊人的吻合之处。美国布朗大学英语和艺术史教授乔治·兰道（George P.Landow）于90年代初出版的《超文本：当代批评理论和技术的汇合》正是试图在电子技术和当代文化批判理论的比较考察中找寻两者的契合点。根据他的研究，如果说大多数文化批判学者，包括罗兰·巴特、德里达、鲍德里亚等，是在尚未充分意识到电子新媒体巨大潜力的情形下构筑其理论体系的话，那么，新媒体不仅能够帮助理解当代批判理论中的某些重要观念，而且也在很多方面进一步深化了文化批判理论，使其更加周密和成熟。
兰道认为，“超文本”一词出自20世纪60年代后结构主义者西尔多·尼尔森（Theodor H.Nelson）的笔下，其中心含义是指一种电子文本的形式，同时亦是一种新的信息技术、新的印刷方式。尼尔森在80年代初出版的《文学机器》中定义“超文本”为“非连贯的写作”，“一种具有分支并赋予读者以选择性的文本；它的最佳阅读必须发生在互动的荧幕上”[42]。简而言之，超文本是由块状组成的文本，并以电子技术将其互联，而所谓的“超媒体”（hypermedia）则包含文字文本之外的其他成分，如视觉信息、声音、地图、图表以及动感画面等。后结构主义理论家如德里达、罗兰·巴特、尼尔森等关于文学、文化研究范型转换的论述均强调我们必须摈弃建立在中心、等级、线性发展等观念上的思维模式，转而以多元性、联结、网络、互动等观念取代之。罗兰·巴特在《S/Z》中提到的“理想文本”，与后来所称的电脑超文本有惊人的相似性。根据他的构想，理想文本之中存在着许多平行的互动因素，而各因素之间并没有谁超越谁的关系。这一文本由“能指的群星”构成，它没有线性发展所需要的开端与结尾，可以从多重角度切入，并且具有回返性和开放性。像巴特一样，福柯对文本的描述也强调其网络和联结的特征。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指出，书籍的界限从来就不是清晰明了的，因为它存在于与其他文本和语句相互参照的体系之中，是某一互涉网络中的一节。兰道认为，阅读超文本的经验类似于通常阅读学术文章时所遇到的注解。比如说，我们在读一篇关于乔伊斯的《尤里西斯》的论文时，首先是看它的主要论点。如果遇到一个符号注明某处有一脚注或尾注，细心的读者会暂时跳过正文，浏览注解的内容，而该内容又可能会把读者导向从另一文本引用的段落之中，或是另一篇或多篇关于乔伊斯小说的文章。这样，该注解实际上起到的是电子超文本中的联结功能，将读者部分或全部地从正文引开，展示另一崭新的文本空间。尽管阅读传统文本注解时的游离仅具有暂时性，但它却构成了基本的超文本经验，是超文本创制过程的起点。电子超文本实际上是对一般文本的注解功能的放大。它不仅使参照资料更加易于搜寻，而且突显出整个互联领域的重要意义。超文本的阅读者可以根据各自不同的需要寻找不同的参照材料，并以每次都不同的切入角度进入某一特定的电子超文本。在包含超文本的电子信息体系中，关于某一主题的参照材料的相对完整性或许比论述该主题的单独文件更显重要。
在兰道看来，电子超文本和建立在传统印刷术之上的普通文本之间的区别恰似巴特所称的“可书写文本”（writely texts）与“供阅读文本”（readerly texts）之间的差异。巴特在《S/Z》中论及理想文本时指出，文学作品的目的不再仅仅是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更重要的是改变读者作为被动“消费者”的地位，将他们变成文本的积极生产者。传统文学机制的特征之一乃是维持并强化文本生产者与文本使用者，亦即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固有距离，将读者限制在静止和严肃的阅读状态中，不仅不能进入能指的迷宫内享受文本的愉悦，而且除了接受或拒绝文本的可能性外没有任何其他选择。以巴特关于“可书写文本”的描述审视用互联媒体所设计的文本就可以发现，电子超文本允许单个作者或一群作者将文件和其他重要信息联成一体，通过相互关联的一些资料创制不同的进入或退出途径，而读者则可以自由和非线性地浏览经过联结的文本，获得比阅读古典文本更主动的审美经验。坐在电脑屏幕面前的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习惯改变字词的大小和显示风格，尽管他或她仍不可能永久性地在所阅读的文本中加上自己的烙印，暂时的改变却并非不可想象。最重要的是，以电子媒介置入电脑网络或光碟的超文本具有相对广袤的开放性，它一方面为读者提供了多重切入文本的角度，另一方面因为其载体的特殊性预设了可供读者解构和重新拼接的机制。
电子超文本同样具有德里达、巴赫金等批评家所提出的“互文性”、“多声性”以及“非中心化”等特征。德里达解构哲学在强调文本开放性的同时，特别注意到各个文本之间的相互联系，并对传统意义上的文本内外的区别提出了质疑。他对文本的构想，集中在所谓的“分解方法”。也就是说，文本并非由某一相对完整的写作构成，而是一群离散的阅读单位，不仅本身可以被瓦解，而且与文本之外的东西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阅读文本的经验恰似品尝食物，是与味觉相关的咀嚼和吞咬，而咀嚼所需要的牙齿则相当于文本中的引号和括号，将文本外的语境释放出来。在论及电影文本与印刷文本的区别时，德里达使用了“集合”（assemblage）这个词，用以说明电影语言中的拼接和蒙太奇效果。实际上，他对“集合”概念的认识，同样适用于文字文本。一种类似蒙太奇的印刷文本具有互相交织、互相缠绕的特征，它像一个密织的网络，将不同感觉、不同力量的线索和条缕编织在一起，又随时可以被拆散和分离。与“集合”密切相关的概念是“互文性”，它指向文本和文本之外的更广泛的指涉行为或文化符号的使用，以崭新的文本/话语/文化关系取代传统上作者/作品/读者的三维联系，并将经典意义的文学史演化模式改写成一个带有结构性或共生性的文学符号体系。这一文本战略变化所带来的最显著的效果乃是将文学文本从心理、社会以及历史决定论中解放出来，使其成为一开放的、具有无限关联性的符号的集合。兰道认为，电子超文本从本质上说正是德里达“互文性”观念的最佳体现。进一步说，超文本比一般以纸张装订的文本更富有互文性。某一以超文本呈现在电脑屏幕上的小说，不仅可以联结该小说所提及的材料，而且能够将读者导向小说作者的其他作品及其评论，甚至加入文字以外的声像资料，并允许读者根据其对文本的理解将其他相关的指涉行为结合进关于该文本的互联网络中。阅读经验表明，超文本对文本外资料的引入并不会将读者的注意力从单一文本中扯开。相反，它有助于读者以更积极的态度进入文本，在联系、比较以及互相影响的网络体系中更清晰地介入到文本之中，并进一步验证后结构主义批评家关于理想文本的论述。同样，超文本的阅读经验亦使人联想到巴赫金所提出的“众声喧哗”。巴赫金描绘的理想小说，是一部具有对话性、多声性以及多重嗓音的作品。它不是由某种单一的意识形态体系构成，或以某一支配的意识系统将其他相异成分纳入其轨道，而是一种在多重并彼此独立的意识体系相互作用下所产生的多元整体。超文本的“众声喧哗”，表现在它不允许有一个独裁性质的单一嗓音，总是持续不断地处于焦点的游离和重新生成以及切入途径的转变之中。与“互文性”和“众声喧哗”相仿佛的是超文本的“非中心化”现象。德里达在《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中认为，非中心化在当代知识转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比如，人类文化学的诞生只有在欧洲文化及其形而上传统“错位”之后才有可能。尽管他并不认为知识和意识形态中心的存在必然带有正面性，但中心对他来说不是既成现实，而是一种功能。也就是说，中心应该被看成是某种正在生成的过程，其中各种话语之间纷争不断，从而导致中心的延滞和虚无。在文本的网络和互联体系中漫游的读者会注意到，对超文本的研探似乎总能发现它的中心永远处于变化状态。换句话说，超文本提供的是一种无限的可不断中心化的体系，它的暂时焦点实际上掌握在阅读者手上。更进一步，超文本很可能可以用“无中心”来形容，因为浏览者完全能够凭借自己的兴趣和知识结构对超文本的组织原则进行个人化，从而确定自己的进入角度和中心。由于超文本既可以被不断非中心化，又可以被持续再中心化，阅读者不再是被捆缚在任何特别的组织和等级原则中的被动对象，而成为具有主动性的文本中心和切入途径的创制者。
概而言之，以电子科技发展为依托诞生的超文本，不仅提醒我们重新审视传统意义上的文本、作者、读者概念，而且是对叙述本身的重新定义。如果说以古腾堡圣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现代印刷科技是对以手稿和抄写本为主的信息传播的革命，那么，电子媒体和文本的诞生则是对印刷科技的又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现代学术、文学、批评、出版等所仰赖的乃是能够对某一文本进行大量复制的印刷科技。无论是巴特的“可书写文本”还是巴赫金的“多嗓音”文本，其基本特征仍是可触摸的、对千百读者来说面目相同的装订书册。与此相对照，在新一轮媒体革命中出现的超文本实际上并不生产类似印刷书籍那样的可触摸的实物。电脑、电子科技与人文学科结合所产生的是“虚拟文本”、“虚拟作者”、“虚拟时空”以及“虚拟读者”。传统印刷术所生产的文本在传播方面至少具有两方面的局限。一是信息获取的难度。对那些急于获得某方面的信息而书籍藏有量又有限的人来说，一个收藏量丰富、在家庭或工作场所之外的图书馆是唯一的选择。二是根据线性发展和等级规则安排的文本或许并不能满足信息搜寻者的特殊需求。以代码置入网络或光碟的超文本，不仅具有便于随时进入、随时索取的功能，而且能够根据信息需求者的不同要求迅速显示所索取的资料。信息科技的数码化带来的是灵活性和易得性。电子超文本存在于电脑记忆、数码光盘和下载取得的碟片之中。在读者眼前出现的某一虚拟文本，因为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体的不同，既不可能以相同的面貌显示出来，又不带有传统书籍的可触摸性。根据兰道的看法，电子超文本带来的最重要变革乃是信息的“民主化”，包括开放性、共享性以及文本中等级制度（如主要内容与注解的区别等）的削弱乃至消失等。
兰道对电子超文本和文学、文化批评理论之间关系的讨论显然对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文化变化持乐观态度。在他看来，那种认为超文本的诞生会威胁到知识传授以及文本权威的人实际上重复了历史的错误。当印刷书籍初次在欧洲出现时，很多大学教授们担忧知识的大量生产不仅会削弱他们的地位，而且会造就一批不受学院控制的异端分子。晚至18世纪，欧洲大学中的本科学生仍然被限制每周只有几个小时的图书馆时间。同样，超文本的出现在更大程度上拓展了信息和知识的接受范围，极大地改变了阅读与写作、教师与学生、此地与彼地、权利与个体以及意识形态宣传和反抗霸权力量之间的关系。这一对既成秩序的挑战当然会受到某些保守力量的非难。兰道认为，正如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所指出的，任何问题归根结底都具有政治性，超文本也不例外。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总是在强化某一部分人权利的同时，削弱另一些人的占有权。信息技术的电子化和数码化赋予那些能够及时掌握该技术，并能有效使用和进入其中的人以权威地位。这样，问题的关键不再是超文本是否会取代传统文本的地位，而是电子新媒体究竟将赋予哪一方面的群体以权利。随电子科技发展而诞生的超文本带给传统文本最大的冲击恐怕是对阅读者权利的空前肯定。换句话说，电子超文本带来的是个人权利的增长和个人自由度的强化：“从写作到超文本的信息技术史显示了权力不断民主化与分散化的过程”；“印刷技术与文化史同样显示，如果超文本在文化上占据支配地位，那么它将使大量的人（解放出来），或是从事新的工作，或是更加容易地继续旧的东西。更进一步，正如（欧洲）文明向印刷文化转型时所经历的那样，信息领域的变革或许会创造出大量的新文本……以回答学院外阅读者的要求。这些阅读者长期以来不仅被自称为懂得他们真正需求的文化精英们排斥在文化之外，而且一直是被讥嘲的对象，（尽管）他们构成了真正的意义上的‘人民’。”[43]
兰道对超文本的描述及其前景的预测也许过于乐观。二十多年来通讯和信息科技的发展确实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自我、现实以及与他人关系的认识，颠覆了西方文明中许多理论假设和思维方式，但科技发展和超文本的诞生并不必然允诺问题的终结。与许多现象一样，科技与超文本同样具有两面性，它们可以强化某些力量，但也可以弱化人们对很多问题的认识。比如说，电子虚拟空间的诞生或许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信息共享、信息共创的需求，使他们得以在不受时空制约的条件下自由驰骋。但这种自由的取得并非没有代价。对虚拟空间的沉迷也许会使人们忘却活生生的现实，分散人们对真实社会矛盾的注意力。虚拟空间和电子超文本往往编织的是一个无性别、种族和阶级的差异的美丽神话，而可以触摸的物质世界却指向性别差异、种族歧视以及阶级纷争。一如传统权力机构中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虚拟空间和电子超文本中同样存在控制和审查机制，并没有绝对的自由使用和自由遨游。更重要的是，将电子超文本与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兴盛的文明现象（如电视、高速公路和购物中心等）放在一起考察，就会发现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构筑一系列“非空间”的空间，将某种虚构小说的效果烙印在主体意识中，使之产生游离于此在之外的精神恍然。纵横发达的高速公路解构了传统意义的都市概念，飞速运行的车流将人们从此空间送到彼空间，却不发生真正意义上的空间、人际接触。购物中心以封闭的建筑、自成一体的结构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游离出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形成类似中世纪城堡般的魔幻现象。置身其间的消费者，利用资本主义体制提供的丰富商品，企图重新找回后都市时代业已失落的社群感。电视媒体二十四小时不断播放的“声像流”，披着直接面向观众说话的伪装，单方面霸道地吞食观众的此时此地，代之以超现实的、与众具体情境毫不相关的时空话语。同样，电子超文本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虚拟空间、虚拟实境等也具有瓦解主体意识、淡化人际联系、分散矛盾焦点的潜在危险。只有在充分意识到电子超文本这一负面效应的基础上，新媒体才能真正为具有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和积极介入现实的接受者带来前所未有的曙光。
[1] 安东尼·伊斯特霍普：《从文学到文化研究》，11页。
[2] 威廉斯：《关键词》，198～199页。
[3] 威廉斯：《文化与社会》，289页。
[4] 同上书，304页。
[5] 威廉斯：《2000年》，135页。
[6] 威廉斯：《文化与社会》，308页。
[7] 参见斯图亚特·霍尔等编：《礼仪的反抗：战后英国青少年次文化》。
[8] 参见迪克·海布迪吉：《次文化：风格的意义》。
[9] 参见费德勒：《费德勒论文集》，第2卷，454～461页。
[10] 费德勒：《费德勒读本》，270～294页。
[11] 阿多诺：《现代音乐哲学》，30页。
[12] 转引自修森：《巨大的分野之后》，48页。
[13] 修森：《巨大的分野之后》，59页。
[14] 修森：《巨大的分野之后》，152页。
[15] 修森：《巨大的分野之后》，220～221页。
[16] 参见爱德华·索哈：《后现代地理：空间在社会批判理论中的重新确立》，10页。
[17] 参见爱德华·索哈：《后现代地理：空间在社会批判理论中的重新确立》，10页。
[18]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73、85页。
[19]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86页。
[20] 同上书，88、412页。
[21]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154页。
[22] 米歇尔·德索托：《日常生活实践》，12页。
[23] 米歇尔·德索托：《日常生活实践》，93页。
[24] 米歇尔·德索托：《日常生活实践》，117页。
[25] 乌姆贝托·艾柯：《启示的延滞》，18页。
[26] 艾柯：《在超现实中旅行》，215页。
[27] 斯图亚特·霍尔：《制码/解码》，见《文化、媒体、语言》，138页。
[28] 劳拉·莫薇：《视觉与其他愉悦》，15、16页。
[29] 劳拉·莫薇：《视觉与其他愉悦》，15、16页。
[30] 卡霞·西伏曼：《符号学主体》，转引自《电影理论与批评》，209页。
[31] 玛丽·安·登：《电影与伪装：女性观众的理论化》，转引自《电影理论与批评》，766页。
[32] 玛丽·安·登：《电影与伪装：女性观众的理论化》，转引自《电影理论与批评》，722页。
[33] 马塞柯：《穿皮衣的维纳斯》，129页。
[34] 盖琳·斯塔德勒：《受虐主义与电影的反常愉悦》，转引自《电影理论与批评》，778页。
[35] 盖琳·斯塔德勒：《受虐主义与电影的反常愉悦》，转引自《电影理论与批评》，781～782页。
[36] 同上书，787页。
[37] 多娜·海萝威《猿猴、机械人与女性：自然的再创造》，150页。
[38] 多娜·海萝威：《猿猴、机械人与女性：自然的再创造》，150页。
[39] 同上书，151页。
[40] 多娜·海萝威：《猿猴、机械人与女性：自然的再创造》，163页。
[41] 多娜·海萝威：《猿猴、机械人与女性：自然的再创造》，181页。
[42] 西尔多·尼尔森：《文学机器》，2页。
[43] 兰道：《超文本：当代批评理论与技术的汇合》，174、1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