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诸家东汉史中流传至今的三种著作。
《续汉书》，西晋司马彪（？—约306）撰。司马彪，字绍统，在晋武帝泰始年间（265—274）任秘书郎，后转秘书丞。他认为：“汉氏中兴，讫于建安，忠臣义士亦以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烦杂……安、顺以下，亡缺者多。”于是他“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14]，号曰《续汉书》”[15]。这是一部完整的东汉史著作，后纪、传散佚，仅存八志：《律历志》3篇，《礼仪志》3篇，《祭祀志》3篇，《天文志》3篇，《五行志》6篇，《郡国志》5篇，《百官志》5篇，《舆服志》2篇，凡30篇。[16]从内容上看，百官、舆服二志，是《史》、《汉》所没有的。然《舆服志》的撰写，东汉末年董巴、蔡邕已有创议，《百官志》则取资于皇家“故簿”。至于郡国志，谢承《后汉书》已立为志目，实由《汉书·地理志》而来。尽管如此，《续汉书》八志还是被誉为“王教之要，国典之源，粲然略备，可得而知矣”[17]。
《续汉书》八志在撰述思想上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注重考察典章制度的变化。如其《郡国志》序称：“《汉书·地理志》记天下郡县本末，及山川奇异，风俗所由，至矣。今但录中兴以来郡县改异，及《春秋》、‘三史’会同征伐地名，以为《郡国志》。”[18]一是注意到东汉以来的变化，二是注意到读史的需要。其《百官志》序称：“班固著《百官公卿表》，记汉承秦置官本末，讫于王莽，差有条贯；然皆孝武奢广之事，又职分未悉。世祖节约之制，宜为常宪，故依其官簿，粗注职分，以为《百官志》。”[19]这是指出了《百官公卿表》重在记“置官本末”，而《百官志》重在记百官“职分”，即职务禄位与责任范围，说明“表”与“志”的不同，而后者更详于官制的变化。其《舆服志》因是首创，故不独仅记东汉，而是通记“上古以来”车服制度的演变，“以观古今损益之义”。
第二，是强调了以“君威”、“臣仪”、“上下有序”为核心的“顺礼”等级秩序。司马彪认为：“夫威仪，所以与君臣、序六亲也。若君亡君之威，臣亡臣之仪，上替下陵，此谓大乱。大乱作，则群生受其殃，可不慎哉！故记施行威仪，以为《礼仪志》。”[20]这个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东汉末年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他还认为：“故礼尊［尊］贵贵，不得相逾，所以为礼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顺礼也。顺则上下有序，德薄者退，德盛者缛。”[21]这显然是适应正在形成的门阀制度的需要，故“顺礼”是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的。
第三，是推崇“务从节约”的政治作风。司马彪批评汉武帝在官制上“多所改作，然而奢广，民用匮乏”；推崇东汉光武帝的“中兴”，说他“务从节约，并官省职，费减亿计，所以补复残缺，及身未改，而四海从风，中国安乐者也”[22]。他批评秦始皇、汉武帝的大规模封禅活动，违背“天道质诚”，认为：“帝王所以能大显于后者，实在其德加于民，不闻其在封矣。”[23]
《续汉书》八志在撰述思想上是把对历史的考察和现实的需要结合起来了，这反映出当时史家的一个共同的思想趋向。
南朝梁人刘昭注范晔《后汉书》，惜其诸志未成，“乃借旧志，注以补之”。[24]唐太宗有《咏司马彪〈续汉志〉》诗，其中四句是：“前史殚妙词，后昆沉雅思。书言扬盛迹，补阙兴洪志。”[25]这都反映出后人对《续汉书》八志的评价。
司马彪还著有《九州春秋》10卷，记东汉末年事；又据《汲冢纪年》，列举谯周“《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为不当”，均散佚。司马彪的史学思想的核心是“教世”。他说：“先王立史官以书时事，载善恶以为沮劝，撮教世之要也。”[26]《续汉书》八志可以说是很鲜明地表现了他的这个史学主张。
《后汉纪》30卷，编年体东汉史，东晋袁宏（328—376）撰。袁宏，字彦伯，善作咏史诗，以寄其风情。任大司马桓温府记室，“专综书记”。为人“强正亮直，虽被温礼遇，至于辩论，每不阿屈，故荣任不至”[27]。
袁宏对西晋陈寿所撰《三国志》甚推重，他自称：“余以暇日常览《国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虽道谢先代，亦异世一时也。”本着这样的认识，他撰了一篇《三国名臣颂》，借评论三国名臣抒发对于历史的见解。他认为：“百姓不能自牧，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独治，则为臣以佐之。”[28]他把君臣关系视为致治的关键，而维系君臣关系的核心便是“名教”。这个思想，也突出地反映在他的《后汉纪》一书中。
袁宏与司马彪的卒年，相距70年左右。故袁宏生活的年代，已有多种东汉史著述行世。他说到撰《后汉纪》的起因和经过是：“予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为《后汉纪》。……前史阙略，多不次叙，错谬同异，谁使正之？经营八年，疲而不能定。”袁宏撰集时参考、“缀会”的诸家东汉史有：《东观汉记》、谢承《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华峤《汉后书》、谢沉《后汉书》等。其中司马彪、华峤二家，《文心雕龙·史传》、《史通·古今正史》均有好评，似不应斥为“烦秽杂乱”者。至于“前史阙略”、“错谬同异”，诸史相比，当是可能的。袁宏的撰述兴趣在编年而不在纪传，所以他在参阅前史的基础上，又吸收了起居注、名臣奏、诸郡耆旧先贤传等文献，仿荀悦《汉纪》撰集此书。历时八年，最后以张璠《后汉纪》补东汉末年事，全书乃成，其记事，起于“王莽篡汉”，终于“魏以河内之山阳，封汉帝为山阳公”；正式纪年，起于更始元年（23），终于建安二十五年（220）。全书各以8卷记光武事和灵、献事，篇幅占全书一半以上。内容上的这种轻重详略安排，反映了作者着意于写出东汉皇朝的兴起和衰亡。
《后汉纪》在编撰方法上除具有编年记事的基本要求外，还有自身的特点，这就是它吸收了传记体记人的优点，以容纳众多的人物的言行。具体说来，就是在记事的同时，把与此事有关的、时间相近的一些人物连带着写出，或把一人发生于不同时间但可表明此人基本面貌的言行集中写出，此即袁宏称作“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方法。如卷一写王莽末年的社会动乱和刘秀政治活动的开始，就连带写出20多个与此有关的人物。又如卷三十记建安十三年（208）八月“壬子，太中大夫孔融下狱诛，妻子皆弃市”一事，接着便集中写出孔融的身世和一生中几件大事，说他“年十三丧父，哀慕毁瘠，杖而后起，州里称其至孝”；说他为北海太守时，“崇学校庠序，举贤贡士，表显耆儒”，“其礼贤如此”。全书皆类此。这是在编年体史书中把记事和写人结合起来，事因人而丰满，人依事而益显。这是袁宏对编年体史书在编撰方法上的发展。
袁宏的“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编撰方法，写出了众多人物，目的是借以“观其名迹，想见其人”，为贯彻其“通古今而笃名教”的撰述思想服务。对于前人撰述，袁宏尤其推崇荀悦，说他“才智经纶，足为嘉史，所述当世，大得治功已矣”，但又说他“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故袁宏“因前代遗事，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前史之阙”[29]。可见《后汉纪》之突出名教思想，正是袁宏主旨所在。袁宏对名教的本质做了这样的说明：“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则名教之作，何为者也？盖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教，辩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务者也。”他进而认为：“天地，无穷之道；父子，不易之体。夫以无穷之天地，不易之父子，故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大定而不乱，置之六舍，充塞宙宇，自今及古，其名不去者也。”[30]这就是说，名教的核心是君臣、父子关系，这种关系是天地、自然所决定的，是无穷的、不变的，人们都应当恪守这种关系。而名教的根本作用是“以统群生”，故其与治乱盛衰有极大关系。[31]而这种作用，一是通过“风化”发挥出来，即“立君之道”要本于“有仁有义”，弘扬“崇长推仁”的“自然之理”，倡导“出乎情性”的“爱敬忠信”之风，从而使人们“服膺名教”[32]。二是要有制度的约束，“王者之兴，必先制礼，损益随时，然后风教从焉”[33]。这就把名教同风化、礼法结合起来了。但是，恪守名教的人也是有区别的：“称诚而动，心理为心，此情存乎名教者也。内不忘己以为身，此利名教者也。情［存］于名教者少，故道深于千载；利名教者众，故道显于当年。”[34]袁宏并没有把名教完全理想化，所谓“利名教者众”的看法，说明他还是讲求实际的。袁宏一生生活在东晋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日益积累和发展的年代，他借撰述东汉史来阐发名教思想，是有他的一番深意的。
《后汉纪》作为编年体东汉史，是一部成功的历史著作。往前，它追踪荀悦《汉纪》。《史通·六家》篇说：“为纪传者则规模班、马，创编年者则议拟荀、袁。”[35]往后，它无愧范晔《后汉书》，故“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36]。
范晔（398—445）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善文章，精音乐，宋文帝时以才学为用，官至太子詹事。他撰《后汉书》始于宦途中元嘉九年（432）左迁宣城太守之时。元嘉二十二年（445），被人告发与谋立大将军彭城王刘义康为帝一案有牵连，以谋反罪入狱，被杀，时年48岁。其时，上距司马彪之卒约140年、袁宏之卒约70年。范晔在狱中作《与诸甥侄书》，阐说了他的为人、治学和撰写《后汉书》的一些重要情况，是一篇具有自序性质的文献，故《宋书·范晔传》全文收录了它。范晔治学，重在“至于所通解处，皆自得之于胸怀”。认为“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主张“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37]。他的治学态度和为文主张，在《后汉书》中得到相当程度的实践。他撰《后汉书》的全部计划，是要写成纪10卷、志10卷、传80卷，合为100卷。但他只完成了纪、传部分的90卷就被捕入狱了，没有完成志的撰述。
范晔自己说：“本未关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汉》，转得统绪。”[38]后人说他是“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又说他撰述中“至于屈伸荣辱之际，未尝不致意焉”[39]。这可能考虑到他身为庶子和宦途播迁的境遇，但范晔所谓“政恒觉其不可解”的话，似不必限于从个人境遇上去理解。范晔所提出的问题，还是在于从历史上去寻求关于现实政治中存在问题的答案。范晔撰《后汉书》时，至少有10种汉晋史家所著后汉史作为参考。范晔自称，他的《后汉书》虽“博赡”不及班固《汉书》，但“整理未必愧也”；而其“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可见，范晔虽是据众家后汉史撰《后汉书》，而他的撰述目标却是以“最有高名”的《汉书》为参照的。他对于材料的整理之功和对于史事的评论精深，是《后汉书》的两个特点。
范晔删削众家后汉史，在材料整理上博采诸家。《后汉书》中提到的有《东观汉记》和华峤《汉后书》，范晔称为“前史”。还有许多是他没有提到的。如其《党锢传》，可能来自司马彪《续汉书·党锢传》；其循吏、酷吏、宦者、儒林、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类传可能来自谢承《后汉书》之同名的类传；其“六夷”传，包括东夷、南蛮、西羌、西域、南匈奴、乌桓鲜卑等，可能是分别参考了谢承、司马彪、华峤三家后汉史中有关的传。而范晔在整理材料中对历史人物传记的编次上，则更多地受到袁宏《后汉纪》“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方法的影响。其于同卷人物，往往“不拘时代，而各就其人之生平以类相从”：有的以“治行卓著”，有的以“深于经学”，有的以“著书恬于荣利”，有的以“和光取容，人品相似”，有的以“立功绝域”，有的以“仗节能直谏”，有的以“明于天文”等。[40]总之，范晔对众家东汉史的“整理”之功，是更便于反映出东汉时期各类人物的事迹和风貌。
范晔的历史评论，是《后汉书》的精华所在。
第二，范晔的人才论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他认为一是政策得法，即“知能任使”，“士得用情”；一是各方面人才得尽其用，即“英能承风，俊乂咸事”。根据这一认识，他对顺帝时的人才辈出，赞叹不已，而对桓帝时的人才政策则“可为恨哉”[46]。
第三，范晔的历史评论还表明了他在历史观上的朴素唯物倾向。他批评佛教“好大不经，奇谲无已”，“故通人多惑焉”[47]。他批评种种方术“斯道隐远，玄奥难原，故圣人不语怪神，罕言性命”；方术怪诞之论“纯盗虚名，无益于用”，不过是有人“希之以成名”的工具罢了。[48]他对武帝“颇好方术”，光武“尤信谶言”，桓帝“修华盖之饰”，都采取批评的态度。[49]他极少讲“天命”，即使讲到了，也是采取保留的态度。他说：“天命符验，可得而见，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大福者，归于信顺乎！”[50]他是把顺乎天、信乎人结合在一起来看待的。这虽多少带有一点折中的色彩，但范晔总的思想倾向不是折中的，所以直到临死前还说：“天下决无佛鬼！”[51]
《后汉书·儒林列传》写的是东汉时期经学家们的传记，按《易》、《书》、《诗》、《礼》、《春秋》经传分类，各类依时间为序，一一为传。各类起始均上接《汉书》所载经生，记其源流；结末处则补叙本传以外经学大事，以备互见，以明终始，读来一目了然，可谓一部简明有序的东汉经学史。
在传首，范晔作长篇序论。一是写出了“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的文化政策及实际措施；写出了“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的盛况。到了汉明帝时，学子众多，“匈奴亦遣子入学。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二是概述了东汉时期儒者之风的几度盛衰，直至汉灵帝熹平四年（175），还“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58]。
于传末，范晔又作后论，指出：
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
自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者，人诵先王言也，下畏逆顺执也。至如张温、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眄，则天业可移，犹鞠躬昏主之下，狼狈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绳约，而无悔心。暨乎剥桡自极，人神数尽，然后群英承其运，世德终其祚。迹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历年所者，斯岂非学之效乎？[59]
在范晔看来，早在桓帝、灵帝的时候，东汉朝纲已是一片衰败景象，随时都有“崩离”的可能；而“权强之臣”、“豪俊之夫”终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者，正是光武“中年以后”，“专事经学”，“其风世笃”所致。这是《后汉书·儒林传》所要阐明的基本思想。从今天的认识来看，范晔的这篇史论，是说明了主导的意识形态、良好的社会风气对于维系政治统治的重要。
从《后汉书·儒林传》来看，它所反映的内容，不只是东汉学术史的一部分，也是东汉政治史的一部分。不论是从学术史来看，还是从政治史来看，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东汉儒士们的精神追求都有比较明确的目标，其修身、自律的自觉性都比较高。刘昆的“少习容礼”，杨政的“笃于义”，孙期的“事母至孝”，欧阳歙的“恭谦好礼让”，高诩的“以信行清操知名”，伏恭的“性孝，事所继母甚谨”，杜抚的“沉静乐道，举动必以礼”，召驯（字伯春）的“以志义闻，乡里号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甄宇的“清静少欲”，楼望的“操节清白，有称乡闾”，何休的“雅有心思”，服虔的“以清苦建志”，许慎的“性淳笃”，等等，都表现出了做人的规范。这是一种人格的力量；而当这种人格的力量通过讲学、从政广泛地发挥作用时，便会影响到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范晔史识的高明之处，是他一方面看到了东汉经学发展中的弊端，一方面又指出了经学发展对社会的影响。他认为，东汉经学的发达，包含有两个突出的缺陷。一是死守门户之见：“分争王庭，树朋私里，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二是陷于迂腐刻板：“书理无二，义归有宗，而硕学之徒，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固焉……且观成名高第，终能远至者，盖亦寡焉，而迂滞若是矣。”这两个弊端，其实是互为因果，其发展到极点，便是东汉经学的末路。对此，历代学人多有批评。
第五，类传史论的特色。《后汉书》的其他类传如党锢、循吏、酷吏、文苑、独行、逸民、列女以及“六夷”等传的序、论，如范晔所说，都写得“笔势纵放”，颇多精彩之处。《循吏列传》序概述了东汉一朝循吏简史，认为光武时期与章帝、和帝以后，是循吏辈出、屡屡不绝的两个时期。而循吏的特点是“仁义笃诚，使人不欺”，“可以感物而行化”，做到“明发奸伏，吏端禁止”，“移变边俗”，等等。范晔着重指出了循吏的出现，其最重要的原因是最高统治者的政治风范，故序文用了近一半的篇幅称赞光武帝的“勤约之风，行于上下。数引公卿郎将，列于禁坐。广求民瘼，观纳风谣。故能内外匪懈，百姓宽息。自临宰邦邑者，竞能其官”。他充分肯定了这种垂范作用对于循吏政治的重要影响。《循吏列传》后赞进而指出了循吏政治的社会作用是：“推忠以及，众瘼自蠲。一夫得情，千室鸣弦。”作为史学家，范晔对循吏表示出“怀我风爱，永载遗贤”的崇敬之意，表达了他的一种社会理想。同循吏相对的是酷吏。《酷吏列传》的序、赞表明范晔对酷吏政治的朴素辩证认识。他一方面认为酷吏的出现是政治统治中不可避免的，酷吏的特点是“肆情刚烈，成其不桡之威”。他们敢于“揣挫强执，摧勒公卿”的执法精神“亦为壮也”，故能“厌快众愤”。但毕竟手段严酷，“末暴虽胜，崇本或略”。这个评价自然不如对循吏的称颂，但范晔也没有完全否定酷吏的作用，认为前者是本，后者是末，这是为政之中的本末关系。
《后汉书·宦者列传》序，也可视为一篇宦官小史，而以论东汉为详。从历史上看，范晔认为，宦人中“其能者”可有功于国，“其敝也”则为国之祸。西汉时的宦人，“勤心纳忠，有所补益”者有之，“以佞险自进”、“损秽帝德”者有之。东汉时期，宦官权重，以至于“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汉之纲纪大乱矣”。范晔在后论中还分析了宦人的权力是历朝历代逐渐滋长起来的，其危害终于发展到“忠贤所以智屈，社稷故其为墟”的地步，“今迹其所以，亦岂一朝一夕哉！”应当说，这是一篇极为深刻的宦官参与政事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但历代皇朝体制又决定了它无法割去自身肌体上的这个赘瘤，以致一再重复宦人掌权而造成“纲纪大乱”、“社稷为墟”的政治悲剧。《后汉书·儒林列传》的序与论，是范晔史论之佳作中的突出者，历来为论者所重，已如上述。以上《循吏》、《酷吏》、《宦者》、《儒林》四传的序、论，都反映了范晔对政治统治、国家兴衰的关注，反映了他的积极的、进步的社会历史观和历史人物评价标准。范晔对于历史人物的看法是取兼容态度的，并不持偏激之见。他推崇忠义、进取的人生，但也承认“性尚分流，为否异适”[60]的历史现象，故作《独行列传》。他的这个认识，在《后汉书·逸民列传》序中阐述得十分明确，他认为，种种隐逸之人“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可见他对于社会中之所以会出现“逸民”，以及“逸民”的不同心理与目的，是很理解的。同时，他也指出政治状况、“帝德”的盛衰，直接影响到“逸民”的多寡去留；他希望的是一种“举逸民天下归心”的社会局面。《后汉书》“六夷”传的序、论，分别论述周边各民族、各地区同三代、秦汉的关系，而尤着意其与东汉联系的密切。他写道：“自中兴之后，四夷来宾，虽时有乖畔，而使驿不绝，故国俗风土，可得略记。东夷率皆土著，喜饮酒歌舞，或冠弁衣锦，器用俎豆。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者也。凡蛮、夷、戎、狄总名四夷者，犹公、侯、伯、子、男皆号诸侯云。”[61]尽管范晔于“六夷”传的序论及传文中，对各族仍难免有不恰当的评论，然上引这段话所确定的基本看法，反映出了他对各族关系的认识，可以说是继承了司马迁的思想传统。《后汉书·循吏列传》以下各传诸序、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纵向论历史演变，横向评得失利害，以陈述史事为目的，以总结经验为归宿，有吞吐古今之志，无矫揉造作之意，此即其“笔势纵放”之由来。
范晔的史论，言深意远，用词典雅，笔势纵放，在史学上是不多见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注史之风极盛。范晔《后汉书》行世后约五六十年，南朝梁人刘昭即为其作注。昭伯父彤曾集众家晋史注干宝《晋纪》，可见刘昭“集后汉同异以注范书”，本有家学影响。刘昭惜《后汉书》诸志未成，又据范晔“遗书自序，应遍作诸志”的计划，乃移司马彪《续汉书》志“注以补之”，合为130卷[62]，“世称博悉”[63]。但二书仍系单行，直至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以后，范书马志方合刻行世，流传至今，成为《二十四史》中的优秀著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