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是唯一保存至今同时又是兼记魏、蜀、吴三国史事的优秀著作，这是中国史学上的一大幸事。著者陈寿（233—297），字承祚，西晋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早年师事著名学者谯周，在蜀国官至散骑黄门侍郎，入晋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太康元年（280）西晋灭吴后，陈寿开始撰《三国志》，约经10年，撰成全书65卷，“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司空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64]陈寿撰《三国志》与司马彪撰《续汉书》大致同时，但他比司马彪早卒约10年。他们是西晋最有成就的两位史家。
《三国志》记事，起于东汉灵帝光和末年（184）黄巾起义，讫于西晋灭吴（280），不仅仅限于三国时期的史事，故与《后汉书》在内容上颇有交叉。从《三国志》看陈寿的史才，首先是他对三国时期的历史有一个认识上的全局考虑和编撰上的恰当处置。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三国之间和战的展开，以及蜀灭于魏、魏之为晋所取代和吴灭于晋的斗争结局，都是在纷乱复杂中从容不迫地叙述出来的。在编撰的体例上，陈寿以魏主为帝纪，总揽三国全局史事；以蜀、吴二主史事传名而纪实，既与全书协调，又显示出鼎立三分的格局。这种体例上的统一和区别，也反映在著者对三国创立者的称谓上：对曹操，在《魏书》中称太祖（曹操迎献帝至许昌后称公、魏公、魏王），在《蜀书》、《吴书》中称曹公；对刘备，在《蜀书》中称先主，在《魏书》、《吴书》中均称名；对孙权，在全书中一概称名。此外，在纪年上，著者虽在魏、蜀、吴三书中各以本国年号纪年，但也注意到以魏国纪年贯串三书，如记蜀后主刘禅继位、改元时书曰“是岁魏黄初四年也”[65]，记孙亮即位、改元时书曰“是岁，于魏嘉平四年也”[66]。这些都表明陈寿对于三国史事的总揽全局的器识和在表述上的精心安排。他以一部纪传体史书兼记同时存在的三个皇朝的历史，这是“正史”撰述中的新创造。
陈寿的史才，还在于他善于通过委婉、隐晦的表述方法以贯彻史家的实录精神。他先后作为蜀臣和蜀之敌国魏的取代者晋的史臣，对于汉与曹氏的关系、蜀魏关系、魏与司马氏的关系，在正统观念极盛的历史条件下，都是在历史撰述中很难处理的大问题，但陈寿却于曲折中写出真情。如他写曹操“将迎天子，诸将或疑，荀彧、程昱劝之，乃遣曹洪将兵西迎”[67]，写得很含蓄；而在《魏书·荀彧传》中，就荀彧的话说出了“奉迎天子都许”的政治目的，即效法晋文公纳周襄王、汉高祖为义帝缟素的故事。《魏书·文帝纪》写曹操死，曹丕嗣位为丞相、魏王，“改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68]，暗示了曹丕急于称帝的迫切心情。又如在《蜀书》中称先主、后主，以及对诸葛亮治蜀的高度评价，以寄托对于故国的情怀。而关于魏晋禅代事，《魏书·三少帝纪》中只写了“如汉魏故事”，但在《曹爽传》和《夏侯尚传》中却揭示曹氏政权向司马氏政权过渡中的尖锐斗争。在这些重大历史问题的记述上，《三国志》不失为一部信史。但由于陈寿承袭了晋人王沉《魏书》的若干记载，故对魏晋间事于晋难免有所回护，这是《三国志》的缺点，但不是它的主流。
陈寿的史才还突出表现在叙事简洁。全书以《魏书》30卷叙魏事兼叙三国时期历史全貌，以《蜀书》15卷、《吴书》20卷分叙蜀、吴史事兼三国之间的复杂关系，而无冗杂之感，反映出陈寿对史事取舍的谨慎和文字表述的凝练。有人评论《三国志》“练核事情，每下一字一句，极有斤两”[69]。这个评论是中肯的。如上述记魏晋禅代事只写“如汉魏故事”五个字。如写曹操、刘备心态：“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按袁绍字本初——引者）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70]写袁绍的浅薄和曹操的深谋：“袁绍与韩馥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太祖拒之。绍又尝得一玉印，于太祖坐中举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恶焉。”献帝都许昌。以曹操为大将军、袁绍为太尉，“绍耻班在公下，不肯受。公乃固辞，以大将军让绍”[71]。这两件事，寥寥几笔，把人物的气质高下、风貌各异写得淋漓尽致。陈寿还善于通过写人物的对话指陈形势、论辩是非，如以荀彧同曹操的对话分析了曹操与袁绍双方的形势，以王粲同曹操的对话分析了曹操、袁绍、刘表三方的形势，以诸葛亮同刘备的对话估量了形势的发展和刘备应采取的对策，以王肃同魏明帝关于《史记》的论辩说明“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72]，等等，都写得十分精彩、凝练。
陈寿在撰述旨趣上推重“清流雅望”之士、“宝身全家”之行的士族风气，所以他对制定“九品官人法”的陈群赞美备至，对太原晋阳王昶长达千余字的戒子侄书全文收录。它的起首几句是：“夫人为子之道，莫大于宝身全行，以显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于灭亡之祸者，何也？由所祖习非其道也。夫孝敬仁义，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则宗族安之，仁义则乡党重之，此行成于内，名著于外者矣。”[73]陈寿的这种旨趣为时人所称赞，认为他的《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74]。陈寿的“有益风化”跟司马彪强调“顺礼”、袁宏提倡“名教”有相通之处，只是前者更着重自身和家族的利益罢了。陈寿的史论在这方面表现得很突出。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重礼法、门风、名教，这是有长久的历史根源的。陈寿在历史观上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和天命思想，他用符瑞图谶、预言童谣来渲染魏、蜀、吴三国君主的称帝，用“天禄永终，历数在晋”[75]来说明晋之代魏的合理性，他断言“神明不可虚要，天命不可妄冀，必然之验也”[76]。这种推重“清流雅望”和宣扬天人感应的政治观点和历史观点，是陈寿史学中的消极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三国志》的史学价值。陈寿还撰有《益部耆旧传》10篇；《古国志》50篇，被誉为“品藻典雅”；又编订诸葛亮言论行事为《诸葛氏集》24篇，凡14000余字。这些，都散佚了。
《华阳国志·后贤志》记陈寿早年“治《尚书》、《三传》，锐精《史》、《汉》。聪警敏识，属文富艳”。这对他后来的史学成就至关重要。晋荀勖、张华称陈寿史才“以班固、史迁不足方也”[77]。南宋叶适说：“陈寿笔高处逼司马迁；方之班固，但少文义缘饰尔，要终胜固也。”[78]这些评价未免过分拔高了《三国志》。清人李慈铭评论陈寿说：“承祚固称良史，然其意务简洁，故裁制有余，文采不足。当时人物，不减秦汉之际，乃子长作《史记》，声色百倍，承祚此书，暗然无华，范蔚宗《后汉书》较为胜矣。”[79]以三史相较，大抵如是。后人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四史”，认为是《二十四史》中的代表性著作，这充分肯定了《三国志》在史学上的地位。
《三国志》只有纪、传而无书志，这个缺憾只有留待后人弥补了。
陈寿死后132年，南朝宋人裴松之于元嘉六年（429）作成《三国志注》。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他是奉诏“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三国志》”的，说明皇家对《三国志》的重视。裴松之认为《三国志》“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因此，他作注的主旨是“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所注内容主要在四个方面，一是“以补其阙”；二是“以备异闻”；三是“以惩其妄”；四是“有所论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裴注“综其大致，约有六端”，事实上都没有超出这四个方面。《三国志注》奏上后，宋文帝称善：“此为不朽矣。”裴松之注《三国志》，目的在“鸠集传记，增广异闻”，主要是史事上的补阙、存异、惩妄。据清人赵翼统计，裴注所引据书有50余种，并皆注出书名[80]，近人王仲荦考证其引据书应是210种[81]，足见裴松之注书用功之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裴注“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82]。这说明《三国志注》在历史文献学上有重要的价值。裴松之注史的方法，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史注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早在东汉末年，应劭就有《汉书》集解。后西晋杜预作《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北魏郦道元撰《水经注》，都是以搜集丰富的文献作注为特色。裴松之之子骃撰《史记集解》，也是“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83]而成。其后，刘昭伯父彤集众家晋书注干宝《晋纪》，刘昭集后汉同异以注范晔《后汉书》等，都反映出这一时期史注发展上的风格。裴注称得上是这种风格的代表，这是它在史学史上的价值。
裴注所引魏晋人著作，今已十不存一，因此格外为学术界所重视。其注文历来被认为多过陈寿本书数倍。现经研究者细致统计，《三国志》正文为36万多字，裴注为32万多字，正文比注文多出4万余字。[84]宋人叶适批评有人提出重修《三国志》的论点，认为裴注所载“皆寿书之弃余也”[85]，固然偏颇；但今人也有提出裴注价值远在原书之上的说法，亦属失当。《三国志》作为反映三国时期的历史著作，是裴注无法代替的；裴注也正因有《三国志》的存在作为比较才更显出其价值的重要。这可谓离则两伤，合则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