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的学前教育
（一）《幼儿园令》与学前教育制度的确立
1911年，日本全国保育工作者大会做出决议，敦请当局改变一向只在小学校法令中附带提及幼儿园的做法，而制定单独的幼儿园令，以推动幼儿园的发展。此后，保育工作者大会又不断地向当局发出类似呼吁。1923年，文部省分别以敕令和省令的形式公布了盲学校令和聋哑学校令。这一举措对幼儿园教育工作者刺激甚大，他们决心通过相应的方式去促进幼儿园令的制定。1925年3月，全国保育工作者大会向第50届帝国议会提交了《关于幼儿园令及其施行规则的建议案》，提出为了改善和普及幼儿园的设施，必须制定关于幼儿园的幼儿园令及该令施行规则，上述努力终于换来日本学前教育独立发展的第一步。
1926年（大正十五年）4月22日，日本文部省颁布了《幼儿园令》及同令实施规则。从1876年第一所幼儿园成立到1926年，其间经过50年的时间，日本学前教育史上的第一部较为完整而又独立的法令终于颁布了。该法令的颁布，标志着学前教育逐渐趋于制度化而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内容上，《幼儿园令》及其实施规则与1899年颁布的《幼儿园保育及设备规程》几乎完全相同。《幼儿园令》中颇具特色的地方是规定幼儿园是为父母都从事生产劳动，无暇进行家庭教育阶层的幼儿而设的保育机构。另外，《幼儿园令》放宽了入园年龄的限制，规定原则上幼儿3岁入园，但在特殊情况下，得到知事批准，不满3岁的幼儿也可入园，这就从年龄上说明幼儿园应兼备托儿所机能。正因为如此，在幼儿园中可附设托儿所，在保育时间上规定幼儿园不必拘泥于每日实行5小时的半日制，即便采取全日制也不妨。
较之过去，《幼儿园令》规定有以下引人注目的变化：（1）将幼儿园招收对象界定为劳动者子女，而不是富裕家庭子女。有人认为其目的是为了化解阶级矛盾和劳资纠纷。（2）招收3岁以下幼儿，将托儿所纳入幼儿园体系。
《幼儿园令》颁布后，立即招来反对意见。幼儿园实际上还是以招收富裕家庭子女为主，有些简易幼儿园（如著名的二叶幼儿园）还更名为保育所而脱离了幼儿园系列。不管怎样，《幼儿园令》的出台标志着日本在法律上把学前教育视为教育制度中不可分割的一环，从而在制度上平息了关于学前教育作用问题的争论，明确了学前教育的地位。
（二）学前教育机构的发展
1876年，日本建立了第一所公立幼儿园。直到20世纪初，公立幼儿园在日本幼儿园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1899年日本颁布的《幼儿园保育及设备规程》使日本幼儿园在具体实施做法以及在教育制度的位置上逐渐明确。1900年，日本政府修改《小学校令》规定幼儿园可以附设在小学校里，这样，幼儿园的开设就较为容易了。同时文部省从1896年开始，规定每年各知事向文部省呈报的学务统计诸事项中，增加对幼儿园结业升入小学的幼儿数统计一项。该规定事实上也刺激了幼儿园在小学校里的增设。然而，公立幼儿园发展步履蹒跚。主要原因是：（1）经费问题。当时的日本政府重视义务教育，随着义务教育年限延长，地方政府的财政已被小学教育弄得苦不堪言，对于非义务教育的幼儿园便无力顾及了。（2）观念问题。社会上有些守旧人士鼓噪儿童进幼儿园会削弱家庭教育，有损亲子之情，并为此罗织伪证，从而“幼儿园无用论”一时甚嚣尘上。上述因素一度制约了日本公立幼儿园的发展。据统计，明治二十年代，公立幼儿园仅增加42所。私立幼儿园则不受上述因素干扰，稳步增长，1909年，私立幼儿园数开始超过公立幼儿园（这一年，公立幼儿园为208所，私立为234所）。其后，这一趋势一直保持下去，而且差距越拉越大，到1926年，私立幼儿园达692所，而公立只有372所。
在幼儿园基本上为富裕阶层子女服务的同时，托儿所（或称保育所）承担起收容贫民幼儿的任务。
日本第一所托儿所于1893年由私人建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妇女就业率空前提高，许多女士携幼儿上班，此时，婴儿死亡率极高（1918年达18.9%）。这一状况引起了社会各方普遍关注，要求办托儿所呼声四起。1918年，日本爆发了贫民的“米**”，统治阶级深感国家体制危机深刻，于是便投入经费扶持托儿所，以缓和国内阶级矛盾。1920年（大正九年），内务部专设社会局，以有组织地进行以托儿所为主的儿童保护工作。在上述背景下，托儿所在日本各地都有了迅速发展，1922年，日本有托儿所121所（公立15所），1926年为312所（公立65所），1936年发展到874所（公立163所），到1944年，托儿所竟发展到2184所（公立636所）。可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日本保育机构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托儿所招收0岁至学龄前期的婴幼儿，每日保育时间为11～12小时。托儿所的目的（或功能）开始只为母亲和儿童提供养护，后来还强调注重婴幼儿的精神教化，托儿所收费低。尽管这一时期日本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应重视幼儿园和托儿所的一元化，但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托儿所和幼儿园并行发展，各自独立，出现颇具特色的学前教育机构的二元化局面。
（三）自由主义保育思潮涌现
20世纪初，正值儿童中心主义教育思潮在欧美兴起之际，在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背景下，日本一些受西方影响的人士，突破明治后期天皇《教育敕语》的专制主义及德育主义观，提出了与西方新教育相呼应的自由主义保育思想。
上述的自由主义保育思想在当时幼儿园工作者中获得很大的反响，并对20世纪初的官方幼儿教育政策一度发生影响。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文部省修改了《小学校令》施行规则，对有关幼儿园条款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修改后的教育内容仅仅规定为游戏、唱歌、谈话和手技4项，取消了过去对这4项内容的具体指示，任凭各地自由安排，过去将保育时间规定为5小时，此时则修改为由管理者或设置者自定，府县知事批准。此外，还扩大了幼儿园的规模，过去规定为100～150人，修改后则为每园120～200人。修订有关规定的指导思想除基于财政开支考虑外，主要来自欧美流行的儿童中心主义和自由保育思想的影响。
（四）学前教育的军国主义化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还出现以科学、实证主义来反对精神万能，反对以“教育敕语”为理念的教育的对抗性研究运动。1936年，以城户幡太郎为会长的保育问题研究会成立，该会成立的意图在于探讨和研究出一套科学的、来源于生活的保育内容，认为学前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学前儿童未来的独立生活能力。在日本军国主义盛行的20世纪30年代，保育问题研究会的学前教育主张是难能可贵的，表达了日本学前教育界对法西斯主义霸占教育领地的一种抗议，但终抵挡不住黑暗的军国主义势力。城户幡太郎也因坚持“科学主义和生活主义”的教育观点，在战争末期而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