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韩愈大力反对浮华的骈文，提倡作古文，一时从者甚众，后又得柳宗元大力支持，古文创作业绩大增，影响更大，成为文坛的主要风尚，文学史上称其为古文运动。以韩柳为首的古文运动的胜利，树立了一种摆脱陈言俗套，自由抒写的新文风，大大提高了散文的抒情、叙事、议论、讽刺的艺术功能。
中唐以后，古文运动一度衰落，到了宋代，欧阳修再一次掀起了古文运动，此后的王安石、曾巩、苏轼、苏洵、苏辙等人都在古文运动的影响之下取得了各自的成就，后人将他们与唐代韩愈、柳宗元合称为“唐宋八大家”。
北宋的历史文学家司马光编有一部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它除具有史学价值外，还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南宋散文家在北宋诸位大家影响下，产生了一部分上书言事的政论文，表现了作者鲜明的政治态度，胡铨、陈亮、叶适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家。古文运动的成功，使散文更切合实用，南宋时大量出现的笔记杂文便是一个明证。洪迈的《容斋随笔》、王明清的《挥麈录》是笔记杂文中的佳作，此外，朱熹（1130—1200年）的古文长于说理，造诣匪浅。
明初的宋濂（1310—1381年）是“开国文臣之首”，他的一部分传记文很有现实意义，比较著名的作品有《秦士录》《王冕传》《李疑传》等。明中叶以后，针对程朱理学、八股文的束缚，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发起“复古运动”，倡导文必秦汉。他们在对扫**八股文风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同时，又走上了盲目模拟古人的路子。后来的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复古运动，又再一次重复了他们的错误。
归有光等“唐宋派”首先起来反对复古派，进而万历年间的“公安派”也加入猛烈抨击拟古主义的队伍。
公安派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代表，时称“三袁”，其中袁宏道（1568—1610年）最为著名。他们认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因此反对贵古贱今，模拟古人。袁宏道更出于作家的主观要求提出了“性灵说”。公安派的散文创作特点是：冲破传统古文的陈规旧律，自然流露个性，语言不事雕琢。
与公安派同时存在的还有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他们也主张独抒性灵。
公安派与竟陵派革新的直接产物是晚明大量出现的小品散文，这是传统散文的一个发展，张岱（1597—1679年）是小品散文作者中比较有成就的一位。他的小品散文题材较广，山水名胜、风俗世情、戏曲技艺乃至古董玩具等等都可以入文。他的散文语言清新活泼，形象生动，广览简取，《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是他的代表作。
明末清初，侯方域（1618—1654年）的散文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代表作有《李姬传》《马伶传》《任源邃传》等。
桐城派古文是清中叶最著名的一个流派，主要作家方苞、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因此而得名。方苞（1668—1749年）继承归有光的传统，提出“义法”主张，并使之成为桐城派古文的基本理论。桐城派古文作品选材用语只重阐明立意，而不期堆砌材料，因而文章一般简洁自然，但缺乏生气，代表作品有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
与桐城派对立存在的是提倡“骈文”的复社作家，汪中（1745—1794年）是其中成就最大者。
清初有不少成绩突出的散文家，如王猷定、魏禧。王猷定（1598—1662年）的传奇性散文以小说传奇体打破了传统古文写法，代表作有《李一足传》《汤琵琶记》《义虎记》等。魏禧（1624—1681年）以人物传记最为突出，代表作是《大铁椎传》。
康有为（1858—1927年）、梁启超（1873—1929年）为清末改良运动的代表人物，也是学术上改良派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散文无视传统古文的程式，直抒己见，畅所欲言，是政治斗争的有效工具。梁启超的新体散文更是对一切传统古文的猛烈冲击，为晚清的文体解放和“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开辟了道路，他的《少年中国说》即是这样一篇典型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