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4月23日
纽约艺术学院
纽约市
我在康涅狄格大学政治学系读本科，后到塔夫斯大学佛莱奇国际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也许因为我的职业生涯和佛莱奇的培养项目不相关，多年未和母校联络。有一次，他们请我给纽约的佛莱奇校友讲讲我对艺术和外交的看法。这次讲话的内容也包括我每年秋季教授“美国社会和艺术”这门研究生课程准备的调研资料。这是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主要战斗结束后做的演讲。
20友0 2们年讲八讲月文，化我外接交到。佛由莱于奇我学对院历的史邀和请艺，术让研我究给的在兴纽趣约，的使校我对这个题目考虑多年。我对此话题的热情日益增长，而后顿悟到，战争期间和战后动乱时期，是无法讨论文化和政治的。在我继续琢磨这一话题时，想到了马克·吐温对瓦格纳音乐的评价：“并不像听起来那么糟。”
密尔顿·库明斯最近写到：“‘文化外交’这一概念是指与其他国家和人民之间在文化各个方面的切磋、想法、信息和艺术上的交流。”[1]
在美国创建的早期，约翰·亚当斯就国家优先顺序曾写下名句，“他必须研究政治和战争，他的孩子们才能学习数学和哲学，之后他的子孙们才可以学习绘画、诗歌、音乐和建筑。”然而，他在新英格兰坚韧的成长过程使他对“过于看重美术会令人联想到过分奢侈……（会腐朽）新成立的美国社会公民”表示忧虑。[2]
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府最初把文化和外交有组织地结合起来，以应对拉丁美洲一些国家支持纳粹德国的倡议。
在美国外交政策中，文化外交的作用是由佛莱奇学院的迪安·埃德蒙·格利恩创意的。他把公共外交描述为“一个国家的媒体和其他非政府、私立机构与另一个国家的同等机构互动交流，这类跨国境对政策形成和外交事务的影响过程”[3]。
如今，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我们在世界的影响却日落西山（不算军事力量）我们不能说服其他国家接受我们的正确政策。这种情况加之于其他国家巨大的文化差异加剧了他们对我们的憎恶（不仅仅是中东国家，就连所谓的欧洲盟友也一样）。
罗伯特·卡根最近出版了名为《天堂和权力：新世界秩序中的美国和欧洲》一书。书中提到这样一个论点，“美国和欧洲在本质上并不相同，且越走越远。美国靠积聚军事力量而欧洲通过国际合作”[4]。“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今天的重大战略和国际问题上，美国来自火星，而欧洲来自金星”[5]。
21世纪初的美国，政府和社会并不看好文化和艺术作为影响世界的观点和政策。这就无法产生经过深思熟虑，以文化外交项目为重点的需求。托马斯·弗里德曼最近说过，“布什政府也许是自己最大的敌人，他们（讥笑）很多时候关注的问题是：京都协议、世界法庭、控制武器等。布什政府对一些问题虽有合法的争议，但他们不在意的、嗤之以鼻的做法，使美国树敌不少”[6]。除此之外，无论是里根总统的“魔鬼帝国”还是布什总统的“邪恶轴心国”，这两位总统对道德准则的强势使不少人士有所反应。“正义的目的是强大的，极易煽动情绪”[7]。
作为艺术教育工作者和公民，对我来说最令人困惑不解的就是美国在世界舞台上明显缺乏的细微与敏感。尽管我们都知道德国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经典语句：“战争是变相的政治。”我还是对美国今天在多边关系上，更多借助战争而不是外交深感忧虑。当然，把造成这个现象的责任都推到现任政府身上也不对。因为不仅外交政策机构对利用“软实力”来取得“一个国家达到国际目的的合法权益”[8]感到陌生，就连全美社会对此也不谙不详。你们可能知道“软实力”这个词是由哈佛大学肯尼迪国际学院教授约瑟夫·奈尔首次提出的。
最近，艺术不断遭到社会上一些人的挫伤，大大削弱了其在中小学教育系统的地位。
“当然，这些对艺术在社会中作用的保留意见并非新鲜事物。他们从西方文化存在之际就出现了。在此文化诞生时，亚里士多德警告雅典人，不要成为职业音乐家，恐怕他们被作为“聘用品”“机械工”而不是完整的人。再举个例子，19世纪末，列昂·托尔斯泰强烈痛斥艺术职业化，创办音乐学院，他认为培养出来的都是丧失感情和人性的奴性技师。因此，他们不能服务于真正的艺术，而对于托尔斯泰来说，真正的艺术就是分享人类的情感。
当然，今天对艺术的忽视和误解并不是什么新鲜事[9]，也还是需要我们反思的。因为这不只是对单一职业的忧虑。这关系到重要的、可敬的问题：艺术是否使生活变得美好？是否使人变得更好？如果是，它怎么做到的？如果不是，为何不是？任何相信艺术自身价值的人都应该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然而这些答案并非简单明了，也许还会相互矛盾。一般人都接受文科教育的道理，即改善人民生活，为我们提供情感、知觉和想象方面的满足感，甚至还会加大人们体验这类感觉的力度。也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很早以前就把艺术教育列入一般教学大纲中。
希腊人把艺术置于所有教育的中心，认为艺术会形成个性特点，无论好坏。浪漫主义者，如著名诗人沃兹沃斯和雪莱、歌德、席勒，看到了美学教育通往人道主义的道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把救赎力量归咎于艺术。托尔斯泰想象真正的艺术可以团结人类，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简单地说：“美会拯救人类。”
但类似的想法，尤其在战争期间，则被很多人视为多余、软弱、分散精力。而且，中东地区很多国家拒绝接受西方的文化价值。上周日，《纽约时报》报道说，伊拉克什叶派神职人员布道反对美国，包括：“严格遵循伊斯兰教法，基于古兰经的伊斯兰法律，并取缔音乐、舞蹈和模仿西方文化的举动。”[10]萨缪·汉丁顿的《文明的冲击》和伯纳德·路易斯的《到底什么错了》这两部伟大的作品，都说明了文化问题和国际化已经与无所不能的科技力量捆绑在一起，在21世纪的各行各业无所不在。“超级大国的竞争，被文明冲击取代了”。汉丁顿写道。[11]
然而正是在世界社会处于这种危机之时，主权国的国际关系在我们眼前蜕变之际，美国必须重新评估自己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对军事力量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无敌的悖论审慎自检。“布什政府挥霍掉的，并不是美国的力量，而是组成美国力量必不可少的辉煌”[12]。
在我准备演讲时，我不禁回想起捷克著名剧作家，后成为该国总统的哈维尔的话。1990年哈维尔在美国国会做演说时说：“世界上人类的面孔变换如此之快，原来熟悉的政治历程表都不适用了。作为剧作家，我们必须把整个人类的生活或整个历史时期写入两个小时左右的剧作中，连我们都被这迅猛的变化搞懵了。”[13]
令我孑然醒悟的是哈维尔把作为捷克共和国总统和艺术家两者，放在同一个道德背景中。他说：“拯救人类世界的办法应靠人类心灵，靠人类的力量来反映，人类的顺从，人类的责任感……我们仍不知道如何把道德放在政治、科学和经济之前。我们所有行为的真正支柱（如果都是道德的行为）就是责任感。这是高于家庭、国家、公司和成功的责任感。”
在政府更迭换届，信息技术瞬息即时传递消息的时代，发展维护美国利益的清晰的文化外交愈发复杂。但有时道德高地比地面部队的分析更有影响力。我们看看参议员威廉·福布莱特在他结束从政生涯，创始福布莱特奖学金时做的演讲。“1945年介绍这个教育交流项目的基本法规时，我想到，如果大批人了解并理解其他国家的人民，他们就会增长同情心，厌恶屠杀，爱好和平。如果人的竞争冲动可以从军事上转向文化上的追求，那么这个世界将会发生变化，并更加美好”[14]。
作为茱莉亚学院院长，我为学院有来自45个国家的学生而感到无比自豪。我从学生身上和教学项目中，学到的东西更增强了我对利用美国价值的力量，为世界美好未来贡献的新承诺。下面我给大家举几个茱莉亚学院“文化外交”的例子：
● 一位来自印度加尔各答，在茱莉亚学院学习表演的三年级的出色女演员，在表达她对伊拉克战争极为不满的时候说到，她看到美国人民公开表达自己对政府政策的不满时，不受任何排挤压力，还有妇女在美国常常是这些反战运动的组织者时，不禁充满崇敬之心。
● 一位来自叙利亚的学单簧管的学生说到：“他希望有一天把西方音乐带回国，而不受政府任何骚扰。”
● 茱莉亚学院舞蹈系的校友们来自截然不同的国度，如日本、以色列和南非等，常作为舞蹈界的领军人物和创新者。
● 1987年茱莉亚交响乐团访华时，北京、上海、广州的年轻观众们在演奏贝多芬、斯特拉文斯基作品的音乐会结束后，大批涌向乐团团员，把他们当成摇滚明星看待。除了茱莉亚学院，好莱坞也有很多好的文化外交案例。有时把我们的信仰放到历史背景里。比如1935年希叟·德米尔制作的，由洛丽泰·扬和亨利·威尔考克森主演的一部叫作《十字军远征》电影的**环节，理查德用手中的宽剑，把一段木头一劈两半来展示自己的力量。萨拉丁让理查德切断一条真丝头巾。理查德说头巾毫无分量，难以斩断。而萨拉丁慢慢地告诉他，这正显示出敌人的弱点。然后他把头巾扔到空中，正好落到他锋利的刀刃上，一分为二，干净利索。这真是隐含信息的戏剧的登峰造极！
我在法国学习生活过，因此对近期国内反噶力克的情绪感到吃惊。我了解法国人，也会说法语，我可以理解（但不一定赞同）他们对布什政府的懊恼情绪。因为法国学术系统是以解释课文为文科基础。从一部小说的一段话中揣摩宇宙真理，加之布什政府的直截了当，从文化上对法国人的口味来说，有点单一和不可理喻。
美国外交决策机构需要从战争角度后退一步，而从战略角度来考虑如何把美国的真正意义带给世人。而做到这一点需要严肃的思考和大量的资源。“1993年以来，（国务院和相关机构）的预算缩减30%，驻外人员削减30%，美国国内工作人员裁员20%，无数文化中心、图书馆、分支机构都被关闭”[15]。
目前，美国高中和大学对学习外语仍持可有可无的态度。学习语言的好处不仅是用异国语言沟通交流，了解不熟悉的文化功能，还会使我们国家和公民对原本置之不理的事件表示敏感和关注。
美国参议员理查德·卢格说到：“美国公共外交在柏林墙倒塌和‘9·11’事件之间，缺少的成分并不是明智的宣传，而是美国政府和人民，对建立持久的海外关系来推进我们公平和集会均等的愿景，缺乏坚定的信念。”[16]正如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3月9日写的文章：“如果美国更虚心些，能聆听他人意见，常常说：咱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世界仍愿服从美国的领导。”[17]
我最近对拉姆斯菲尔德谈到巴格达政府迅速垮台的描述感兴趣。他引用了“毁灭性的成功”一词，国防部长提到“这一胜利的到来比预期的提前很多”。还提到“应该准备好医药、食品和水”[18]。
虽然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已达到世界领先的新水平，但我们必须牢记，只有通过正直的目的，人类同感和文化价值，才能在世界上真正发挥友善和积极的作用。
[1] Milton C.Cummings Jr., “Cultural Diplomacy and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 Survey,”Cultural Diplomacy Research Series, Center for Arts and Culture, April 2003.http://www.culturalpolicy.org/pdf/MCCpaper.pdf (accessed April 2003), 1.
[2] Milton C.Cummings Jr., “Government and the Arts: An Overview,”in Public Money and the Muse: Essays on Government Funding for the Arts, ed.Stephen Benedict.The American Assembly at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W.W.Norton, 1991), 32.
[3] Juliet Antunes Sablosky, “Recent Trends in Department of State Support for Cultural Diplomacy: 1993-2002,”Cultural Diplomacy Research Series, Center for Arts and Culture, April 2003, http://www.culturalpolicy.org/pdf/JASpaper.pdf (accessed April 2003), p.2, note 3.Sablosky cites this quote, The 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 Tufts University, 1975-76, Medford, MA, 48; cited in Hans Tuch, Communicating with the World: U.S.Public Diplomacy Overseas (Washington: Institure for the Study of Diplomacy; New York: St.Martin's, 1990), 8.
[4] Serge Schmemann, review of Of Paradise and Power; 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New World Order, by Robert Kagan, New York Times, 30 March 2003, Book Review sec., p.7.
[5] Ibid.
[6] Thomas L.Friedman, “Thinking About Iraq (II),”New York Times, 26 January 2003, Week in Review sec., p.13.
[7] Bill Keller, “Reagan's Son,”New York Times Magazine, 26 January 2003, p.30.
[8] Paul Kelly, “Soft Option for Hard Heads,”The Weekend Australian, 8 June 2002, quoted in Paul McFedries, The Word Spy, http://www.wordspy.com/words/softpower.asp (accessed 21 April 2003).
[9] The discussion in the following four paragraphs is adapted from Joseph W.Polisi and James Sloan Allen, “Music and the Good Life,”The New Criterion 6, no.10 (June 1988): 1-2.
[10] Craig S.Smith, “Iraqi Shiites, Jockeying for Power, Preach an Anti-American Sermon,”New York Times, 20 April 2003, sec.B, p.1.
[11] Samuel P.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Touchstone, 1997), 28.
[12] New York Times, 18 March 2003, Editorial, “War in the Ruins of Diplomacy,”sec.A, p.32.
[13] New York Times, 22 February 1990, sec.A, p.14.
[14] J.William Fulbright,“ The Most Significant and Important Activity I Have Been Privileged to Engage in during My Years in the Senate,”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424 (March 1976), 2, quoted in Sablosky, 1.
[15] Sablosky, 1.
[16] Richard Lugar.“Opening Statement on Public Diplomacy and Islam,”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Press Release, 27 February 2003, 2, quoted in Sablosky, 18.
[17] Thomas L.Friedman, “Fire, Ready, Aim,”New York Times, 9 March 2003, Week in Review sec., p.13.
[18] Thom Shanker, “Words of War,”New York Times, 20 April 2003, Week in Review sec., 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