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2月16日
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佛瑞斯诺分校讲座系列
这个演讲是作为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佛瑞斯诺讲座系列的一部分。当时我和夫人在洛杉矶和芝加哥拜访当地的茱莉亚学院校友。这是第一次在纽约之外谈到我对艺术和美国社会的想法。
讨论表演艺术在美国社会中的作用有点像评估歌剧替补演员的作用，你知道他们在后台待命，但并没兴趣去跟他们打照面。20世纪末的美国社会到处是“底线”之谈和“现实政治”之声。艺术是抽象性的，无论它以什么形式出现都难以量化，更难以描述。
临近20世纪末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使我们有了目前的心态。总统初选和11月份的总统大选，10月19日的股市暴跌，持续的预算赤字，中美洲和中东地区的动**局势，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放—这些现象都酿成了一锅用辛辣和慢火熬成的“全球炖汤”，要么会扑出来，要么会让人乏味得流泪。
但如果让我来找出一个使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社会着迷、魅惑和沮丧的因素，我会选择经济活动。商业和经济活动已成为电视和报纸的热门话题。我们被迫应付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收支平衡、税务改革、黄金、石油价格、内幕交易和年度上演的总统和国会之间的“预算大战”等。对经济的关注并不仅限于业界人士。其实，经济问题的无所不在已经真正影响到了美国社会的每一分子。
职业主义在校园的猖獗泛滥似乎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经济意识的直接结果。如今的大学生们并没有经历类似20世纪六七十年代激励我们上辈人那样的公民权利和反战运动的政治运动。尽管那个动**不安的年代带来不少消极的因素，但那时没人袖手旁观，每个人都必须做出锻炼未来意志的道德选择。
随着人们对越战记忆的渐渐模糊，美国陷入尼克松政府末期的经济和政治沼泽，以及卡特政府期间的通货膨胀和弯路。美国人作为一个社会整体，仿佛变得反思和内向。随着里根政府上台，美国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和繁荣的时期。大学毕业典礼上的口号声也从“停止战争”到“我找到了工作！”对于那些以大学生身份参加20世纪60年代反战抗议，而20世纪80年代已步入中年的人来说，随着相对的稳定和个人责任的不断增加，好像比之前想象的更良性化，更可预见。整个美国社会上空好像铺着一张自满的毯子，毯子里面的人害怕外面的冷空气，只待在里面沾沾自喜。这是个不愿正视自己，评估自己内心深处的感受的社会。
这也是为何作为一个培养未来表演艺术家机构的领导者，我对当今美国社会的价值观感到忧虑。我们无法容纳艺术所具有的挑衅性和抚慰性，让它在社会中生根发芽，不断充实我们人类。如果艺术不是有效的存活于我们的文化中，一个文明和关爱社会的繁荣兴旺将希望渺茫。
美国社会的艺术，不应被作为虔诚的老生常谈的话题，而必须被视为人类生存中举足轻重的因素。被看成一个极易被漠不关心的民众瓦解的脆弱和高度敏感的实体。著名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二世写道：
如果对历史我们有任何借鉴的话，和其他国家一样，后人会以美国作为文明社会所取得的成就和个性来评价我们，而不会以国民生产总值和军事威慑力的大小来评价我们。[1]
可见一个对艺术不理解和不欣赏的社会，会是多么的荒芜贫瘠和冷漠无情。可悲的是，历史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文明社会中不人性化的例证。我们只需看看20世纪的几次世界大战和接着发生的武器竞赛，就知道我们的世界在朝着一个威胁文明社会本身生存的方向行进。
去年，我看了详细描写越战最严酷时期的电影《军排》。我们看到的是人类最残酷、最不理智、完全没有人性和同情心的境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电影的主题音乐是萨缪尔·巴伯的《弦乐慢板》。巴伯的音乐是在战争场面结束时，让观众看着战争不可理喻的恐怖时播放的。在这个背景下，《弦乐慢板》代表了文明的顶峰：理智的、美好的人类生存。每当音乐打断影片中的暴力场面时，我就想象没有音乐和艺术的世界会是什么样的。对所有理解真正的艺术对人生的意义的人来说，那将是个荒芜惨淡的景象。
可是，美国对艺术在文化中的地位似乎惊人的自相矛盾。专业交响乐团和舞蹈团以惊人的速度相继倒闭，主要是因为社区对此类活动的不支持。当纳什维尔交响乐团倒闭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恰恰享有“美国音乐中心”之称。美国交响乐团协会代表凯瑟琳·佛兰芝说：“我对这些地方的活力、献身精神和领导水平感到担忧。你必须热爱音乐、相信音乐，并让音乐在社区中生存。”[2] 联邦政府对艺术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只是耍嘴皮子，拨给艺术机构的款项，无论是大都会歌剧院，还是各类表演艺术机构全部加在一起也比不上拨给军乐队的年度款项。
从一个更令人不安和普遍的意义上来说，美国国民似乎对艺术是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毫无准备或勉勉强强。人们常把这归因于，美国是个多元化的民族社会，不可能像欧洲和亚洲国家那样，以一种艺术美学概括所有种族文化。因此，美国人不会对由欧洲定义的古典音乐、舞蹈和戏剧表演艺术深感兴趣。因此，艺术常常不被重视为社会的核心部分。尽管这一争论具有说服力，而且有一定的道理，但它没有考虑产生于20世纪美国社会的流行文化的巨大力量。通过电影、电视和录音，美国流行文化已被传递到地球的每个角落。我们都知道很多国家都惧怕今天的西方（美国）流行文化。
作为调解世界口味的美国娱乐界有很大的财政赌注。我并不是争论美国音乐、电视和电影界的领军人物有意识的模糊了所谓高尚艺术和娱乐文化之间的界限。今天的美国社会面临着日益严重的问题，这就是很多美国公民没有接受过艺术方面的教育，他们对艺术能提高人类文明质量不理解也不欣赏。
在表演艺术界一个普遍存在的忧虑是，古典或高尚艺术受到流行艺术强大势力的威胁濒于灭绝。无论你站在高尚艺术或流行艺术这场争论的哪一方，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场争论和我们的文化一样古老。20世纪通过消费者经济和先进的技术，加强了流行艺术的力量。这场战争虽然古老，但现在流行艺术可能比以前更胜一筹。
这场争论在现代背景下提出的问题是，如何保留高尚艺术的利益，并且拥抱我们当今流行艺术掌舵的时代？换句话说，如何一面避免“博物馆综合症”而另一面牺牲艺术标准来提高流行艺术所需的美学体验？
这个问题令人着迷的一点始于20世纪中叶，由于电视的发明和多产给我们发出了可怕的预警。作为电视一代的首届成员，我清晰地记得父母和医生们不断警告我们，长期看电视会使人头脑发木。这是否已经过去了，大家可以自由讨论。但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视觉化的社会，目前艺术和娱乐界的趋势也证实了这一点。
我们都知道任何自尊的流行艺术歌唱家都不会在没有视频的情况下发行唱片。MTV已经成为电视观众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其实它的存在仅有十几年而已。
致力于演奏20世纪晚期古典音乐的克鲁诺斯四重奏大获成功。原因在于他们上台演奏时，都着庞克发型和五颜六色的紧身服。他们表演自选音乐很出色。但我还不太信服，他们的巨大成功是出于对简约主义音乐的出色理解。
尽管我们还没到离开剧场时为舞美设计叫绝而吹口哨的程度，但近期在纽约发生的事情让我联想到，这样的场合也许不会太遥远。大都会歌剧院上个演出季上演的《图兰朵》舞美设计如此庞大和夸张，观众对舞美的赞叹多于对演唱水平的赞美。
百老汇最走红的音乐剧是安德鲁·罗伊德·韦伯的《歌剧魅影》。大部分呼声都是针对舞台设计造诣和票房的成功而来：预售票收入已高达一千八百万美元。正如作曲家和钢琴家威廉·伯克姆指出：“在威尔第的歌剧里，音乐为首位，而在罗伊德·韦伯的作品里，音乐只是一部分。马戏团演出时，要给大象找到合适的音乐，但我们应该看的是大象表演。”[3]
这一生动形象的强调似乎很普遍，可最近当我沉浸在一场由米瑞拉·佛兰妮和帕瓦罗蒂主演的大都会歌剧院《波西米亚人》的辉煌表演时，我对自己的反应的确有些惊讶。我体验到了音乐和戏剧在真正意义上的合成。这也是歌剧成立时的哲理基础。可惜这种合成在当今社会极为罕见。
由于目前美国文化的大气候，似乎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对表演艺术越来越远离民众的趋势提出富有创意的解决方案。借用另一句行话，我们应该为美国撰写一份文化环境影响报告书。
值得欣慰的是，严肃艺术家已经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了。在最近召开的一次全国舞蹈领军人物会议上，大家充分讨论了以前从未讨论过的话题。其中一个研讨会的标题是：“艺术形式报告：经济危机或者文化隔阂？”提出美国社会对待舞蹈的态度和对少数族裔一样。另一个研讨会题为：“抓住我们的文化：我们可以把它夺回来‘倡议舞蹈家和编导们排斥一个‘更重视万纳·怀特而不在乎其他人’的文化。”[4]
夸张与否先不说，这些忧虑并不只来自于舞蹈界。先进的电子合成音响给严肃音乐家们带来了困扰和威胁。电子音响把乐器的音色提高到一个近乎完美的程度。尽管欣赏交响乐和歌剧的观众人数尚未减少，但他们日益老龄化。年轻人会继续前辈的传统，或观看古典音乐会演出已经荒谬地远离了个人和社会需求？古典音乐现场演出继续遭到财政吃紧的威胁和出自商业的考虑，以及与影视界以丰厚的报酬引诱最佳演员而竞争的压力。
总之，表演艺术在美国还是兴旺繁荣的，但未来的前景并不乐观（这不是艺术或财政的忧虑）而是因为伟大的古典音乐表演对我们个人已不再重要了，它不再是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下一次经济危机到来时，随时可以消耗掉这种缠绵不断的感觉。更重要的是，这些艺术形式和影响可能被误解，也被归属于娱乐形式，而不是与艺术的表演相混淆。
为保证艺术成为文明因素和存于社会的重要性，我们不仅需要艺术的领导和决心，也需要全国范围内的教育项目，让每个人都理解古典音乐表演艺术，看到它在文化中的位置。政府和教育界领导要为艺术丰富我们的环境和个人这一前提做出承诺。这一概念，并不是抽象和天真的，如果得以实现，会极有助于我们的国家和地球上的邻邦了解人类生存的美感，以及提高人类经历质量的必需性。
[1] Arthur Schlesinger Jr., “The Arts’Key Role in Our Society,”New York Times, 20 September 1985, sec.A, p.31.
[2] John Rockwell, “Nashville Musicians Defy Order to Cancel Season,”New York Times, 6 February 1988, sec.1, p.11.
[3] Bernard Holland, “Score of‘Phantom’: How Good Is it？”New York Times, 28 January 1988, sec.C, p.24.
[4] Anna Kisselgoff, “Where Dance Is Heading,”New York Times, 31 January 1988, sec.2, p.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