茱莉亚学院教师会议
1985年12月11日
纽约茱莉亚学院
在这次会议上，我扩大和推进了一个观点，强调了茱莉亚学院在戏剧、舞蹈和音乐方面的不同教学方法，无止境、轻率的练琴显然适得其反。最后，我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提议我们的教育过程：茱莉亚学院尊重对学术和艺术的追求，重要的是这些追求在未来得以实现。12月份召开的教师会议之后，都有全院的节日庆祝酒会。大卫·沃尔特（David Walter）长期从事与低音贝斯相关的教学工作，他2003年去世。他曾说过，判断茱莉亚学院财政健康状况的一个标志，就是年度酒会上是否提供了大虾。
茱莉亚学院到现在一直延续了1905年建院之初的教学和表演相结合的传统。在我们庆祝八十周年校庆之际，我们在回顾过去的同时，也要展望未来。你们每个人对茱莉亚学院的未来都采取开放态度，对未来充满愿景，艺术承诺和卓越性，以及对这一目标的奉献精神，使我信心十足，力量倍增。
我觉得你们的建议都是无私的，来自于你们对茱莉亚学院的真诚信仰，认为这个充满活力和具有清晰目标的教育机构必须不断发展繁荣。茱莉亚学院的使命不是我们之间的矛盾：培养未来的表演艺术家。但是，我希望指出这样做的方法和建院初期应有所不同。毫无疑问，教学相长、师生间的密切关系在建院80年里依旧未变。良好的师生关系，资深教师微妙或明显的督促，恳求甚至呐喊，成为任何教育过程里最特殊、费神和有意义的经历。学生音乐家们正是在我们的排练室里成长，接受培训，他们将做出未来生活的选择。这一经历正是在茱莉亚学院学习音乐的中心所在。
1963年，一位最著名的茱莉亚学院的教师，萨沙·格朗尼兹基（Sascha Gorodnitzki），在师生集会上精辟地总结了茱莉亚学院应有的经历：“你们来到了一个从最佳意义上说的专业学院。这里培育的愿望是获得艺术最高水准。茱莉亚学院鼓励保持音乐艺术的理想主义，发展有思想的艺术家，并提高音乐技巧。”
在我努力成为了解社区情况的公民时，我接触了发生在这栋大楼不同楼层的舞蹈和戏剧教学活动。因为我母亲是位舞蹈家，所以我从戏剧系开始教育自己。我在戏剧系的经历可以说是个启示。我看到鼓励学生们突破自己能力范围的教学方法，尽管这一过程会让他们在同学面前暂时丢脸。这些学生为追求深度的理解艺术而不惜尝试自己萌芽中的艺术技巧感到惬意。
正值节日期间，我想你们应该让我公开说两件大家都心有灵犀的事。舞蹈和戏剧系都上集体大课，学生们探索发现自己和自己研究的艺术。通过这个过程，学生们会成为自己毕生奉献的艺术事业的最佳代言人。这些学生对自己和艺术的期待值与初期有所不同。大多数情况下，进入茱莉亚学院音乐系学习的学生水平和能力都比较高。每一次排练，每一堂课，每一场音乐会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完善表演、在师长面前加强并提升自我形象的机会，也是在压力下出成绩，敢于在挑剔的观众眼前曝光的机会。
大一的舞蹈和戏剧系的学生们则以不同的方式对待学习，有时在同学和老师面前暂时心甘情愿，愿意上集体课，互相学习。
我把自己的这些印象提出来，想让音乐系的同事们审视一下这栋大楼三、四层进行的活动，也想强调一下，我们尽管都理解学习钢琴、小提琴、单簧管和长号的学生们不断继承音乐传统所面临的压力，但作为音乐家，我们也必须为未来做准备—下个世纪的作曲家、独奏家、室内乐家以及交响乐团演奏家—都需要看到他们的生活愿景以及看到自己艺术要在有生之年兴旺、成长中他们应该起到的作用。
强迫性练琴有必要，但是麻木、轻率的练琴则会适得其反。我们必须向学生们灌输内在的力量、愿景和使命感。如果只是有效复制贝多芬伟大的奏鸣曲，人们则很难听得懂。我们如何期待学音乐的学生来分析理解伟大的音乐作品？如果他们从未经历过理智的，深思熟虑的发问，而这样的发问恰恰是任何一位受过教育的人在解读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或欣赏一部经典绘画的构成时所产生的行为。
我相信我们在这个观点上是一致的。学生们似乎也看得出这个方法是明智之举。你们可能也看到了，一位硕士毕业生在院报上发表的文章说道：“我们必须抛弃自己是玻璃瓶中的花，是人们周末消磨时间的去处。我们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从事的职业会微妙的改变生活。”我想强调的是，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任何对教学大纲的修改，对任何课程结构的改变，都应该以预示我们的学生（这些音乐家、舞蹈家、戏剧家）会成为自己艺术更有成就、更有效的传播作为出发点。而最重要的是，毕业生离开茱莉亚学院时，都应该带着一份对所受教育的炽热的爱。
最近，一位著名剧作家，阿尔伯特·英瑙拉托（Albert Innaurato）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最后的一段形象地指出：
教过我钢琴的一位著名教师曾说过一句话。我没有希望，但有狂热，他对我产生怜悯。有一次，他把所有的乐谱扔到屋外的雪地里，用浓重的口音大叫着“到外面泥地里去吧……你这头笨拙的大象!”但有一天，他从旅途归来时显得疲倦而失意。我心里想着最糟糕的事情就要发生，因为我弹奏肖邦的幻想即兴曲时忘了一点儿谱。我坐在那儿直打哆嗦，期待着所有地狱冲出重围。而我却听到了一声低沉的声音，然后看到一张笑脸，“感谢上帝你没有音乐天赋”，他说道：“这样你到死也会热爱音乐。”[1]
如果我们带着开放的态度去做一件事，如果我们试着向同事们学习并与他们互动，我们会取得一个特别微妙和美好的目标—培养年轻艺术家。这些艺术家在真正的意义上会是我们社会的良知和作为艺术家的希望。
[1] Albert Innaurato, “A Playwright's Operatic Love Affair,”New York Times, 24 November 1985, sec.2, 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