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中国，发表学术论文是高等学校教师考核和晋升的最重要指标之一。各类刊物林林总总，五花八门，而高等学校尤其是本科院校最看重的还是核心刊物，包括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估中心研制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刊物，以及北京大学图书馆等研制的《中文核心期刊目录》中的刊物。在各类中文核心期刊中，多数高校还分出各种级别，如按一类、二类，一级、二级，A类、B类，权威、核心刊物等来区分。虽然各高校对刊物的级别区分有共通之处，然而，不同高校对同属核心刊物的级别认定存在着许多差异。在高校教师和研究生中，大家经常议论在什么级别的刊物上发表论文最有用，在什么刊物上发表论文不顶用，已成为考察核心刊物学术地位的重要视角，但迄今没有人对这种现象作过系统梳理和学术探讨。本文以教育学刊物级别为例，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对不同高校对刊物的评价与取舍的差异进行分析。
一、主要高校对教育学刊物级别的认定
对刊物进行分级是高等学校尤其是本科院校学术评价和科研管理的重要方式。我国刊物种类和数量庞大，各类刊物质量及刊载论文水平参差不齐。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的统计数据，2012年全国共出版各类期刊9867种，仅文化、教育类期刊就有1350种[2]。依据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中心对刊物的分类标准，教育学学术期刊也有213种[3]。面对种类繁多、水平不一的刊物，多数高校科研管理部门为改进学术评价工作，提高科研管理效率，通常按照一定的标准，采用刊物分级的方式，对刊载论文的学术水平进行评价，据此作为本校职称评审、科研奖励、学位申请、项目申报等评估的重要依据。
各高校对中文学术刊物级别认定大致有以下两种做法。一是采用某一种、两种或两种以上国内权威机构遴选的核心期刊作为本校核心期刊目录，以此评价和考核本校发表论文的学术水平。部分高校采用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估中心研制的CSSCI来源期刊、北京大学图书馆研制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研制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等，不再将刊物具体分级。这类高校不多，以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为代表。[4]二是在参照上述各种中文核心期刊体系的基础上，由本校各学科单位按照一定的标准，对同属某一种或几种核心期刊体系提出并由学校统一定出各种级别，据此，对本校发表论文的学术水平实行分级评价与管理。这种做法因操作简便且可兼顾不同高校的实际情况，目前得到大多数高校科研管理部门的认可和采用。
为深入考察和分析采用后一种做法的高校对学术刊物级别的认定情况，找出影响这些高校决定刊物等级的取舍因素和规律，本文选取教育学刊物为对象进行研究。由于20世纪50年代初高校院系调整后很长时期，只有师范院校才有教育学科，当今大多数师范院校也都有教育学科，且最强的教育学科还是在师范院校，因此本文按师范类与非师范类两类高校分别列表进行考察。笔者选取28所主要师范类高校（大多数是部属或省属师范大学）、32所非师范类重点高校（均为“985工程”或“211工程”高校），共计60所设有教育学科的高校作为研究对象。由于不同取样的高校对教育学刊物[5]等级划分及所定名称并不统一，如分为特类、一类、二类，最优、一级、二级，A类、B类、C类，权威、核心刊物等，有的高校还在各类中再列出两档，不一而足。考虑到不同高校之间的可比性，本文按照各高校对教育学刊物实质性的等级次序，将其归为甲级、乙级、丙级三个高低不同的层次，高校排序依据2012年全国高校教育学一级学科评估排名。（见表1、表2）
表1 师范类高校教育学刊物分类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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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非师范类高校教育学刊物分类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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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较分析这些高校对教育学刊物级别的认定情况，发现取样高校对教育学刊物的认定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其一，从总体上看，高校认可的教育学刊物呈现比较分散的分布状态。60所取样高校认可的甲、乙、丙三个等级的教育学刊物分别为26种、49种、55种，除去等级间相互重叠的刊物，一共有69种教育学刊物得到认可。其中，在甲级刊物中，有10种刊物仅仅被1所高校认定为最高级的刊物，被2所以上高校认可的刊物有16种；在乙级刊物中，仅被1所高校认可的刊物有12种，被2所以上高校认可的刊物有37种；在丙级刊物中，仅被1所高校认可的刊物达21种，被2所以上高校认可的刊物有34种。在此，我们仅将被2所及以上高校认可的教育学刊物列表（见表3）。取样高校认可的教育学刊物在等级内呈现比较分散的状态分布和等级间的重叠性，一方面说明教育学科的学术话语和规范性存在着相对弱一致性的特征，同时也印证了高校对教育学刊物级别认可存在着差异的论断。
表3 被2所及以上高校认可的教育学刊物分类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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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从各等级内部来看，高校对部分教育学刊物的认可存在一定的集聚现象。这在被认定的教育学甲级和乙级刊物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由表3可知，在甲级刊物中，被取样高校集中认可的教育学刊物主要是《教育研究》和《高等教育研究》。其中，认可《教育研究》的高校最多，高达59所，占取样高校的98.33%，这充分说明《教育研究》是教育学刊物中最具影响的中文核心刊物。其次是《高等教育研究》，达到22所，占取样高校的36.67%。而认可《中国高等教育》的高校仅有7所，其后的教育学刊物被认可的高校数逐渐减少。在丙级刊物中，得到认可最多的是除甲级和乙级之外的CSSCI来源期刊中的教育学期刊，高达20所，占取样高校的1/3，而其他教育学刊物被认可的高校数则相对较少。并且从总体来看，69种被认可的教育学刊物大多为CSSCI来源期刊或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总之，高校认可的教育学刊物的来源总体上存在向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估中心和北京大学图书馆研制的中文核心期刊聚集的趋势，等级内存在向某几种权威刊物集聚的现象。
其三，从高校类型来看，师范类与非师范类高校总体上对教育学刊物认可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在高校认定的教育学刊物三个级别中均有所表现，其中，以甲级和乙级刊物表现得最为明显。从甲级刊物来看，师范类高校一般倾向于认可教育综合类、比较教育学类、教育技术学类等侧重基础教育研究的刊物作为最高级别，而非师范类高校则一般将高等教育学类刊物作为最高级别。在乙级刊物中，除了《高等教育研究》和《中国大学教学》在师范类高校中被认可的比例略高于在非师范类中被认可的比例，其他高等教育学类刊物凡在甲级中被非师范类高校认可的比例依然高于师范类高校，而师范类高校对教育学刊物类别的认可同甲级刊物中认可情况基本上是一致的。（见表4）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最高级别刊物中有10种教育学刊物仅被1所高校认可，而这些高校的类型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见表5）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不同高校之间对教育学最高级别刊物的认可确实存在明显的差异。
表4 不同类型高校认可的教育学刊物分类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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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甲级刊物中仅被1所高校认可的教育学刊物
二、影响高校决定刊物级别的取舍因素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高校对教育学刊物级别认定存在着某些共性和差异。为进一步分析影响高校决定刊物级别的取舍因素，尝试性地揭示高校对学术刊物认可的机制和特征，以便对当前高校内部学术评价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依据做出分析和判断，本文在此就影响高校决定刊物级别的一些关键性因素进行分析与考察。
（一）高校刊物级别认定与刊物主办单位和刊名的关系分析
迄今为止，我国职能部门虽然并未按照刊物主办单位的级别对学术刊物进行定级，但学术期刊主办单位在国际国内的学术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主办的学术期刊的水平和档次。[6]从上述高校对教育学刊物的认可情况来看，在甲级刊物中被3所及以上高校认可的刊物，主办单位通常为教育研究某一领域的权威机构，这些机构一般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国家一级教育学会或教育研究实力雄厚的科研院校。比如，几乎被取样高校公认的教育学权威刊物《教育研究》，主办单位即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居于第二位的《高等教育研究》，主办单位是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专业委员会和华中科技大学。其后的10种教育学刊物，3种是国家一级教育学会主办，2种是国家一级教育学会和名牌或重点师范类大学联合主办，3种为中国名牌大学或名牌师范大学主办，2种为教育类权威出版机构主办。（见表6）
表6 甲级中被3所及以上高校认可的教育学刊物主办单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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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的教育研究或出版机构由于聚集了一批高水平的专家学者和编辑人才，决定了刊物的高水平。比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主办的《教育研究》，可以说是该研究机构学术影响和编辑水平的集中反映。《教育研究》杂志创办于1979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创办的第一份教育理论刊物，作为全国独一无二的教育学最高刊物，吸引了国内优秀学者的代表性论文。从影响因子来看，《教育研究》遥遥领先于其他教育学类的刊物。在中国教育学界，很少有一流学者从未在《教育研究》发表过学术论文的，或者反过来说，从未在《教育研究》发表过学术论文的人很难成为一流学者。[7]这也是《教育研究》能够成为教育学最高学术刊物并为国内高校普遍认可的重要原因。此外，从表6来看，有些教育学刊物的名称直接采用教育学一级学科、某二级学科或某一研究领域的名称，譬如，《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比较教育研究》《电化教育研究》《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等。由于主办单位的权威性和国家规定刊名的排他性，这些刊物的命名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表明并有助于它们成为这一学科或领域的权威学术刊物。加上这些刊物大多是国家一级教育学会主办的会刊，对多数高校确定其为高级别刊物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二）高校刊物级别认定与刊物载发数量与质量间的相关性分析
从理论上讲，刊物之所以能够得到高校认可并被认定为不同的级别，依据的应该主要是刊物载发论文的质量和数量。目前衡量和评价刊物质量与水平的指标很多，在此，我们仅选取最有可能影响高校决定刊物级别的几个关键指标，以此检验和分析高校刊物级别认定与刊物质量间是否存在一致性。这里主要考察如下五个变量：来源刊物的载文量（2013年来源刊物刊载的全部论文数）、总被引用频次（某刊物自创刊以来所刊载的全部论文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影响因子（某刊物前两年刊载的论文在评价当年的被引用次数除以该刊物在前两年内刊载的论文总数）、机构分布数（某刊物论文的作者所涉及的机构数）、基金论文比（某刊物中各类基金资助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比例）。
通过对刊物被高校认定数与上述五个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刊物被高校认可数与刊物总被引用频次及影响因子间存在显著相关，这种显著相关性在三个等级中都存在，其关联程度随着等级由低而高依次递增。但刊物被高校认可数与来源刊物载文量、机构分布数、基金论文比间基本没有相关性，甚至在丙级刊物中被高校认可数与基金论文比间存在负相关。（见表7）
表7 高校刊物级别认定与学术期刊评价不同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刊物总被引用频次和影响因子是衡量刊物质量国际通行的重要评价指标[8]，上述结果表明，影响高校决定刊物级别的主要因素是刊物的质量和学术水平，并不是刊载论文的数量，而刊物作者的机构来源和基金论文所占比例与被高校认定数量间的非显著性，说明它们并不是高校决定刊物级别显著性的影响变量。
为进一步考察高校对最高级别刊物的认可情况，本文对选取的六个变量进行彼此间的相关性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刊物的载文量虽与总被引用频次和机构分布数两个绝对统计量间存在显著相关性，但与刊物的影响因子和基金论文比两个相对统计量间基本没有相关性，甚至载文量与基金论文间存在负相关。（见表8）
表8 高校对最高级别刊物认可与学术期刊评价不同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
这说明刊物质量的高低并不依赖刊载论文的数量，相反载文量过多的期刊其质量反而得不到保障。而刊物被高校认可数与影响因子间存在显著相关，说明高校对刊物的认可主要依赖刊物的质量与学术水平，而与总被引用频次存在显著相关性，主要是因为办刊历史较长的刊物累加的引用频次相对来说较多，学术声誉因此而较高，对高校刊物的认可产生一定影响。
（三）高校刊物级别认定与本校优势学科的关系分析
从上述高校对教育学刊物认可和级别认定情况来看，高校认定的教育学刊物总体上呈现比较分散的状态分布，类型不同的高校对学科分支不同的教育学刊物认可亦存在一定差异。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复杂，然而不同高校学科设置的不同尤其是本校优势学科的差异，应是影响高校刊物认可与级别认定的又一重要因素。为检验这一假设，本文重点考察和分析取样高校对教育学最高级别刊物的认可情况。通过比较分析，发现具有教育学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优势学科众多的北京师范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以及部分大学刊物认可与本校优势学科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但也有11所师范类高校和15所非师范类高校刊物认可与本校优势学科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当然下表中不少高校的优势学科在全国不见得具有优势，只是相对本校教育学其他二级学科而言具有优势，或者属于本校相对比较强的学科。（见表9）
表9 不同高校认定的甲级刊物与本校教育学优势学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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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校类型来看，如前所述，除《教育研究》外，师范类高校一般倾向于认可教育综合类、比较教育学类、教育技术学类等侧重基础教育研究的刊物作为最高级别，非师范类高校一般将高等教育学类刊物作为最高级别。从表9可以看出，总体上师范类高校本校优势学科以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教育技术学等基础教育学科为主，非师范类高校优势学科主要以高等教育学为主，师范类和非师范类高校的优势学科与认可刊物间总体上存在相对的一致性。
从个体的高校来看，可以看出在一些影响因子基本相同的刊物中，不同高校选择的甲级刊物，往往与该校较为优势的二级学科相关。如表9所列，这些高校大都将与本校优势学科相应的教育学刊物认定为最高级别。虽然有些学科从表面上看似乎与所定刊物并不一致，但这些学科的具体研究方向确与所定刊物存在高度相关。比如，福州大学和暨南大学设置的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研究方向分别为高等教育管理和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现代大学治理和高等教育经济，据此，不难解释为何这两高校所定的甲级刊物多为高等教育学类。此外，学院办学定位和重点发展方向与刊物关注的研究领域的一致性也是影响高校刊物级别认定的主要因素。比如，河南师范大学将《教师教育研究》认定为甲级刊物，看似与该校优势学科无关，但该校教育学的教学与研究机构名称即为教师与教育发展学院，教师教育是该院的特色所在和重点发展方向。由此言之，本校优势学科和学院重点发展方向是影响高校刊物级别认定的又一关键性因素。
此外，部分学院与刊物的关系远近亲疏也是影响高校刊物级别认定的因素之一。在调查中，我们也了解到，有的高校之所以选择某一教育学刊物作为甲级刊物，一方面是由于该刊物关注的研究领域与该校教育学院领导的研究方向相对一致，长期以来，该院领导与该刊关系较为密切，或者历任院领导与该刊负责人关系较好，院里师生在该刊发表论文的机会相对较多，选择该刊作为甲级类刊物对本学科或本院在全校考核评比中有利。另一方面，有些教育学刊物本身就是某所高校或者某一学院负责主办，将其认定为最高级别刊物，自然对本学科或本院更加有利。由此可见，学术刊物与高校研究机构的熟稔关系以及办刊定位与学院领导研究方向的相对一致性，也是影响高校刊物认可和级别认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结论与讨论
通过以上系统梳理和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高校刊物认可和级别认定存在着某些共性和差异，具体表现为：经过历史的积淀和学科共同体的努力，《教育研究》已经成为中国教育学界公认的最优学术期刊，在教育学科中具有崇高的地位。本文考察的60多高校中，有59所将《教育研究》作为最高级别刊物，其中有29所将其作为唯一的最高级别刊物。除此之外，各教育学刊物在刊物等级内呈现比较分散的状态分布和在等级间存在重叠性，在师范类和非师范类高校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在各刊物等级内部存在一定的集聚现象。
第二，高校刊物认可和级别认定与刊物主办单位的权威性和机构声誉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上述被3所及以上高校认定的最高级别的教育学刊物，其主办单位通常为教育研究或教育出版领域内颇具实力的机构；直接采用教育学一级学科、某二级学科或某研究领域名称的刊物，通常是权威教育研究或出版机构主办的刊物，刊名的排他性一定程度上表明并有助于这些刊物成为该学科或领域的权威刊物，对高校决定刊物级别并获得认可产生了较大影响。
第三，高校刊物认可和级别认定与刊物总被引用频次和影响因子间存在显著相关，并且这种关联程度随刊物的等级由低而高依次递增，但与刊物载文量间基本没有相关性，这表明影响高校决定刊物级别的主要因素是刊物的质量，而非刊载论文的数量。刊物载文量与影响因子和基金论文比间的非显著相关，也表明刊物质量的高低并不依赖刊载论文的数量；高校刊物认可与机构分布数、基金论文比间基本没有相关性，这说明刊物作者机构分布的广度、论文被基金支助与否并未构成高校刊物认可和级别认定显著性的影响因素。
第四，高校学科设置和优势学科的不同对影响高校刊物认可与级别认定有突出的影响，高校一般将与本校较为优势的二级学科和重点发展方向一致的刊物认定为最高级别。总体表现为，师范类高校的优势学科主要为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教育技术学等基础教育学科，一般将教育综合类、比较教育学类、教育技术学类等侧重基础教育研究的刊物认定为最高级别，非师范类高校的学科设置和优势学科主要为高等教育学类，一般将高等教育学类刊物认定为最高级别。
第五，高校一般倾向于认可与其有熟稔关系或办刊定位与学院领导研究方向相对一致性的刊物，主要缘于学院现任或历任领导与某刊物关系较为密切，或者与该刊负责人关系较好，或者有些刊物本身就是某学院负责主办，院里师生在该刊发表论文机会相对较多，因而对高校刊物认定和级别认定产生的影响较大。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不难发现，在最高级别刊物中被高校认可较多的刊物一般是权威机构主办的刊物，这些刊物在高校中获得声誉和同行认可，表面上看似乎来源于主办单位的权威性，但实际上与这些刊物本身的学术影响力高度相关。高校对刊物的主观定性评价与刊物质量的客观数据间存在相对的一致性本身验证了这一点，并且这种一致程度因刊物等级增高而增强，这说明高校对刊物质量的认可具有一定的信度和效度。由于刊物影响力和论文影响力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一面[9]，因此，目前高校采用“以刊评文”的做法并非如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一无是处。这种做法虽存在不少弊端：主要的问题是高水平刊物并不能确保刊载的每篇论文都是高水平，主张实行同行评价。其实即使实行同行评议，且不说要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实际上也不能排除专家意见中的人情因素，同样也难以确保评出的论文均为高水平的文章。[10]但因刊物评价能够做到有据可依且相对客观公正，加上边界清晰，操作简便，管理效率较高，目前得到多数高校科研管理部门的认可和应用有一定的合理性。
高校刊物认可频次与刊物的载文量、论文作者机构分布数、基金论文比间基本没有相关性，这说明这三个变量对高校刊物认可和级别认定并未造成显著性的影响，而载文量与影响因子和基金论文比间的非显著相关，也表明刊物质量的高低并不依赖刊载论文的数量。因此我们建议：高水平学术刊物主办单位在编辑过程中不必力图压缩字数以节省版面刊载过多的论文；在决定论文发表时应以论文的学术水平为圭臬，而不必过多考虑论文作者单位的学术声誉和论文是否得到基金项目的支助。
不可否认，造成高校对刊物评价与取舍差异的因素除刊物质量外，还主要受高校学科设置尤其是本校优势学科、学院重点发展方向，以及人际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从保持和促进本校优势学科和学院特色发展的角度，不同高校将与本校优势学科和重点发展方向相应的刊物类型作为该校最高级别刊物的自利行为，本身无可厚非，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起到保护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不受外界干预和控制的作用，至少在已经过于趋同的中国高校生态中，这种差异还可以保持高校维持一定程度的多样化的合理存在。然而就长远发展而言，高校过度的自利倾向有其潜在的消极作用，比如，部分高校从人际关系的角度出发认定质量和学术水平相对不是很高的刊物作为最高级别刊物，这种行为如果长期持续，将会影响该校学科发展和研究水平的提高，并导致该院学术影响力下降。因此，充分认识并逐渐淡化人际关系因素在高校刊物评价与取舍中的影响，才能真正起到引导与促进本校学科和学术发展的作用。
尽管受各高校教育学的优势学科和具体学院选择尺度不同的因素影响，对教育学刊物的定级会出现见仁见智的评价和选择，这种高校刊物定级的结果并不能完全代表学术共同体的评价，但客观上已成为衡量刊物水平的重要尺度，也可以为考察教育学刊物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提供重要的参考。因为高校同一学科对本学科学术刊物的分级取舍是典型的同行评价，涉及教师晋升职称、考核聘任和研究生评奖、毕业等切身利益，是刚性的制度化评价，比人们平常口头议论学术刊物的水平高低更有可信度，因此对评价教育学刊物的学术声望具有指标性意义。
[1] 本文发表于《教育研究》2015年第1期，与程伟合作。
[2] http：//www.ppsc.gov.cn/tjsj/201309/t20130902_145159.html
[3] 邱均平、燕今伟、刘霞等：《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2013—2014），《RCCSE权威、核心期刊排行榜与指南》，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55页。
[4] 《中国人民大学核心期刊目录（2011修订）》说明：“学校核心期刊不分级，各学院可根据学科特点及学术界公认的原则对本学院所涉相关学科核心期刊进行分级并报学校备案。”
[5] 本研究主要考察教育学一次文献的学术性刊物，所有二次检索类刊物均不列入本研究范畴。
[6] 尹玉吉：《学术期刊级别划分问题探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7] 刘海峰：《倾听教育研究之花开放的声音》，《中国教育报》2012年3月9日。
[8] 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扩展版）》，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年。
[9] 程郁缀、刘曙光：《论文质量、期刊质量与期刊影响力》，《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10] 石新中：《学术评价、学术期刊与诚信制度》，《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