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上近几十年出现了“为所有人提供职业教育”的呼声，把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分割设置本身就是落后的模式。然而在我国，长期存在着鄙视职业教育的现象，社会观念普遍认为学习成绩差的学生才去读职业学校。家长和学生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以考上普通高中为荣，这无形中给进入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贴上了“差生”的标签。北京市第一六五中学在改革中发现，教师、家长和学生对普通高中很认同，对学校开展职业教育存在误解。一方面家长认为普通高中要以学术性课程为主，不要对职业教育花费太多精力；但是，另一方面，学校不能对学生的大学目标没有实现，就业技能又一片空白的现象无动于衷。因此本着对学生负责的指导思想，学校开展学生生涯指导和职业教育势在必行。
基于此，教师队伍建设显得至关重要。普通高中教师的专业知识结构对职业教育来说是很陌生的。很多教师的职业理想都不是在高中建立的，往往自身的职业发展规划都是到了用人单位之后，被迫之下草草应对。教师们不能体验到自我认知、职场探索等活动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要影响，也无法设身处地地理解学生，这样使得职业理想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针对这个问题，北京市第一六五中学认为“普职融通”需要开发更多方面的合作伙伴，尤其是来自大学就业指导部门的合作，这可以让普职融通项目被更多人所接受，同时促进教师在学生生涯指导方面发挥作用。
国内那一部分开设了生涯教育课程或通过各种途径开展了生涯教育的学校，有三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被动应急，当学生在升学和专业选择遇到问题时，才举行一次讲座或组织一次活动，往往收效甚微；二是水土不服，将大学或职高的课程稍加修改就搬到高中，重讲述偏理论，不符合高中生的实际情况，课程效果不佳；三是缺乏个性，学生没有选择的余地，所提供的教育与学生的需要存在偏差。这些问题是需要改革的问题。
事实上，要在社会需求和个人发展方面取得平衡，关键是开发合适的课程体系，让学生如其所是的步入未成年阶段到成年阶段的桥梁，跨越基础性普通教育模式和职业教育模式的鸿沟。美国著名教育家，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古德莱得教授指出，“大多数职业教育倡导者认为，职业教育在课程中占有一席之地，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家劳动大军中85%的人们的职业需要。他们说无论对于个人来讲，还是对于国家来讲，这都是一笔明智的商业投资，其地位一旦与数学、科学、社会学习和英语一道被确认，职业教育就可以成为通才教育的一部分。学生不但学会工作技能，还学到关于工作的经济和社会观点。”[10]这是一种理想化的设计。然而在实践中的情况并没有那么乐观。古德莱得通过调查发现，有两种情况要引起注意，第一种情况是把中学，特别是高中，明确地划分为以学术教育为重点的和以职业教育为重点的中学。第二种情况是进一步将这样的课程和与其相应的教学法分别组合成不同的课，名义上是开办通才教育，但是它们根本不能构成给所有学生的共同核心课程。[11]
在北京，某些综合高中和特色高中早在2002年就获得了“会考替代”政策，即可以用综合高中的3门专业课程考试替代高中教育阶段会考的物理、化学、生物3科。会考替代政策并非面向全体学生，也不强制执行，仅针对部分学校认可的“在某些方面确实表现突出”的人才，由学生自行提出申请，在不超过学校会考人数10%的范围内，予以实行。允许学生替代的科目为：文科生“生物课”由北国职“园林专业”相关课程替代；理科生“地理课”由北国职“旅游专业”相关课程替代。会考替代科目考试该校享有自主命题权，由普职学校联手共同命题。学生资格审核、阅卷、评分等工作均在双方共同监督下完成。成绩张榜公布，不合格者须参加替代科目补考。
而北京市第一六五中学不属于综合高中也就没有得到这项政策。学校向政府提出了申请，但是没有获得批复。在南京，高淳湖滨高级中学就得到了政府的这项政策，使得该校普职融通实验减少了很大阻力。
“学籍转换”政策的申请也是多年来北京市第一六五中学的一项重要诉求。学籍转换制度由职教和普高共同制定“学力互认”协议，确定学生转学后的年级和免修科目。2012年9月前，北京市第一六五中学完成了“学力互认”协议的签订，估计每届大约有5%的学生会有明确的职业理想，并且掌握一技之长，但是，时至今天学历互认还是没有实现。
在北京市第一六五中学，学校职业技能体验课虽然借助了北国职的教师资源，但在保证需要的专业课教师及提供稳定课程方面仍存在一定困难。学校教师队伍能够胜任生涯规划指导课，但是承担专业性较强的职业体验课困难较大。所以如何得到专业性足够强且能够持续稳定开课的教师队伍，将普职融通课程形成长久稳定的特色工作，仍是学校需要探索的道路。
南京高淳湖滨高级中学也在教师队伍建设时遇到职业教育教师不能公开招聘，职业教育教师在普通高中学校系统内无法评职称等自缚手脚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