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园合作开始受到重视，家园共育策略具体化、多样化
经过10余年的恢复和发展，国家政策的教育导向性逐渐增强，幼儿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有了一定的累积，家园合作开始受到重视。
这一时期关于家园合作方面的教育政策明显增多，有的更是以单独章节呈现，且更为具体化、多样化。1989年国家教委印发的《幼儿园工作规程（试行）》充分反映了上述特点。该文件在服务对象上更加明确、有针对性，且关注不同类型的家庭。幼儿园不仅兼顾一般家庭，“为幼儿家长安心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便利条件”，还重点关注特殊家庭，对“烈士子女、家中无人照顾的残疾人子女和单亲子女入园”予以照顾。在家园联系内容上更加具体、全面，包括幼儿教育、生活方面等事宜。在教育方面，幼儿园应主动与幼儿家庭配合，帮助家长创设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向家长宣传科学保育、教育幼儿的知识，共同担负教育幼儿的任务；在生活方面，临时性收费应征得家长同意，幼儿膳食费需每月向家长公布账目。在家园联系方式上也更加多样化，幼儿园应建立幼儿园与家长联系的制度，如定期召开家长会议，接待家长的来访和咨询，认真分析、吸收家长对幼儿园教育与管理工作的意见与建议，实行家长开放日制度；此外，幼儿园可成立家长委员会，园务委员会可由家长代表组成。在负责分工上不仅责任到人，而且分工具体，幼儿园园长的重要职责之一是组织和指导家长工作；教师需要与家长保持密切联系，了解幼儿家庭的教育环境，商讨符合幼儿身心发展特点的教育措施，共同配合完成教育任务；医务人员要向全园工作人员和家长宣传幼儿卫生保健等常识。
《幼儿园工作规程（试行）》是幼儿园教育法制化建设的重要标志，其中对家园关系的详细要求很大程度地推动了家园共育的落实。在这一阶段，教育政策的教育性增强，更多从幼儿发展的角度出发，将家园合作内容具体化、详细化，建立了形式多样、可操作性强的合作方式，明确了园长、教师、医务人员在家园合作中的职责，家园合作得到有效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家长可对幼儿园的工作发表建议和意见，有机会参与幼儿园管理，这既是深层次家园合作的体现，也代表着在幼儿园教育中家长主体地位凸显。
可见，家园共育的意识开始萌芽，家园合作的重要性受到关注，在政策的引导下，幼儿园与家庭的关系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家园共育成为政策制定者、理论研究者、实践探索者的共识。这一时期家园合作的途径更为具体、明确，对实践探索有着较强的指导作用。
（二）幼儿园、家庭、社区协同共育意识萌芽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由计划经济全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社会资源分配走向多元化、分散化，导致家庭必须承担起原来由单位承担的职责，社区建设成为国家新的发展战略。[3]随着社会关系和国家发展策略的转变，社区、幼儿园、家庭的联系更为紧密。
1989年《幼儿园管理条例》指出，鼓励并支持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举办幼儿园或捐资幼儿园，这意味着以单位为基础举办幼儿园的形式开始松动，以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为基础举办的幼儿园开始增多。幼儿园举办主体从单位转向社区，这一转变意味着“幼儿园—家庭—单位”的联结模式向“幼儿园—家庭—社区”模式转变，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幼儿园、家庭、社区三方紧密联系在一起。1992年2月《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就“社区、家庭保障”提出了六条策略，指出“发展社区教育，建立起学校（托幼园所）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相结合的育人机制，创造有利于儿童身心健康、和谐发展的社会和家庭环境”，这一要求明确将幼儿园、家庭、社区三方联系在一起，初步体现了幼儿园、家庭、社区三位一体、协同共育的思想意识。在具体实施上，针对不同地区，《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指出：“城市规划要考虑儿童活动场所与设施的配套建设……在城市以社区为依托，举办新婚夫妇学校、孕妇学校和婴幼儿、小学生、中学生的家长学校……在农村，通过广播父母学校与县、乡、村的家长学校、家庭教育辅导站、辅导员相结合的方式，推广正确的保育、教育方法。”家长学校、家庭教育辅导站等相关配套机构的建立，从管理上和组织上有效保证了家庭教育指导的进行，是幼儿园指导家庭教育的扩展，也充分发挥了社区指导家庭教育的优势。
在政策的引导下，“幼儿园—家庭—社区”的联结模式初步产生，社区的资源优势得到关注。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政策增强了幼儿园、家庭、社区三方的关系，三方协同共育的意识逐渐萌芽。在理论研究中，1994年也首次出现幼儿园、家庭、社区三方协同发展的提法，明确指出要以幼儿园为中心，幼儿园要树立榜样作用，并向家庭和社区辐射，吸取家庭和社区在幼儿教育方面的有益经验，这表明三方协同共育的意识已经萌芽。有研究者认为，需要建立社区幼儿教育体系，以社区为依托，以幼儿园和家庭为中心，以社区幼教指导中心为主要机构，发动社区力量共同参与幼儿教育，实现三方融合，产生合力，共同促进幼儿的发展。[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