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性别为基础的研究途径也引发了一项思考：媒介的选择与诠释是否能够为女性提供某些手段、要素来改变或抵抗这个性别结构仍然还不平等的社会？为何女性似乎会被具有明显父权讯息的媒介内容（例如言情小说）所吸引？利用对立的解读和抵抗的潜意识来解释，有助于重新评价这种吸引的意义。还有人解释说，无论差异的原因和形式如何，不同的性别媒介文化会引起不同的反应，而且性别差异会导致从媒介中获取意义的不同模式。在媒介使用的选择上也有所差异，而这种差异又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含义。
可以说女性主义运动不仅是一个政治计划，也是文化技术，而在关于政治影响力或者非通俗文化的文化媒介研究中，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争论。其中部分原因是因为大量研究的关注焦点集中在通俗文本类型上，比如肥皂剧或脱口秀等以女性观众为导向的节目。很明显，早期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尤其是通俗的媒介内容（如爱情故事、儿童故事、女性杂志），都带有显著的父权与保守主义的刻板意识形态，或是迎合于男性的“性趣”。而现在媒介内容已经发生改变，出现更多由女性制作，或为了女性而制作的内容，而且并未压抑女性的性欲。
而在运动的政治目标上，女性主义理论与研究仍然维持一种紧张关系。并非所有的研究都能对媒介中变迁的关联性以及新通俗文化理论产生说服力。范祖南就强调有必要区分女性主义在新闻和娱乐中的定位。她认为，“对于新闻媒介中的女性主义政治和政治人物，期待一种适当的、道德的以及多少具有准确地再现，这完全是正当的”，而通俗文化是属于“集体梦想、幻想与集体恐惧”的领域。赫梅丝则较为积极地来看待通俗文化的潜在角色，她提出“文化公民权”的概念，认为“通俗文化的研究（由后现代主义即女性主义理论所主导）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同样重要”，主张“重新对公民权进行思考，并接受那些居住在大众民主社会中，运用不同逻辑来塑造生活的人们”。
（胡正荣）
16.简述社会控制与意识构成
关于媒介对社会控制欲意识构成理论的定位是连续性的。一个普遍得到认同的观点是，媒介会通过个人或机构的选择、外在的压力以及庞大受众的希望与需求等因素的混合影响，而在无意之中支持一个社群或国家中的主流价值。一种立场带有较为强烈的批判性的观点，基本上将媒介视为保守的，这是由市场力量、运作要求以及既存工作事务构成的结果。另一种观点认为，媒介是压抑意见、转移焦点或限制政治社会脱离常规的手段，会积极地投入代表统治阶级（通常也包括媒介拥有者）或是中产阶级的行列，将媒介视为资本主义合法化的工具。
尽管这些理论在精确性，对于控制机制运行方式的详细阐述以及媒介“有意的目的”和权利的属性等方面各有差异，但它们所引用的证据却大同小异，其中大部分都和内容的系统性倾向有关，而甚少与效果相关。赫曼和乔姆斯基则以一种“宣传模式”发展出有关长期系统性效果的“混血批判理论”。这个理论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必然经过若干“过滤器”的“过滤”，尤其是媒介会与其他经济形式、广告、新闻宣传、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相结合，并依赖于官方的信息来源。
从以内容为基础的长期社会控制效果的客观证据中已经发现，大多数受众所接受的媒介内容广泛地支持主流的社会规范和社会惯例（社会化以及涵化的层面之一），而国家或国家既有制度的根本性变迁则很难在大众媒介中得到反映。大众媒介的这种“倾向强化现状”的论点包括褒扬奉行现有习俗规范者或爱国行为、赋予具有精英和现存政治观点高度的注意力和优先的接近使用权，并且经常以负面或不平等的手法来处理非体制内的或偏差的行为。大众媒介还会反复地支持国家或社区的共识，而且会表现出在既定的社会“法则”之内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倾向。涵化研究之一就是发现了“依赖电视”和“采纳共识或中间路线的政治观点”之间具有相关性的证据。
为了突出现有社会的价值观，媒介会采取选择性的强调或忽略，可能漏掉某些内容材料。早些时候，就有学者曾探索过媒介的这种选择性忽略的问题，提出用“反向内容分析”的方法比较新闻媒体的内容和开展社会的社区研究。该研究指出，美国的报纸一贯忽略和宗教、家庭、社区、企业及爱国心相抵触的新闻，而“权力”和“阶级”则受到媒介呈现内容的庇护。在若干国家间进行比较性的媒介内容分析发现，媒介会将注意力集中在特定议题即特定地区上，这也为系统性的选择性忽略提供了佐证。
媒介保守意识形态形成理论的另一要素，是媒介将特定类型的现象定义为偏离社会常规或者危害社会的。排除明显的犯罪行为不谈，这些现象包括诸如青少年帮派、吸毒者、暴力球迷以及某些偏离常规的性行为等。已经有人指出，媒介常常会明显地夸大这类团体及其活动的真实危险和严重性，并且创造出“道德恐慌”，效果在于提供社会的“代罪羔羊”和“出气筒”，以促成团结，支持法律和秩序结构，并将注意力从真实的罪恶上转移开来。也有人提出，媒介倾向于通过将数种威胁社会的不同行为连接在一起，以扩大反对范围。在恐怖主义、暴动或政治暴力的报道模式中，媒介以符号为桥梁，联结了违法乱纪者与体制外政治行为表现者（如示威者、罢工者）。
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媒介在社会控制和意识构成中产生了影响，但我们几乎不可能对这种理论与研究体系所引发的实际效果进行任何有用的评估。首先，内容的证据是不完全的，这些内容只和某特定时空的某特定媒介有关。其次，即使在选择、遗漏和朝向整合观点运作的力量方面具有某些一致性的显著要素，但也无法实际地证明“任何西方国家的媒介都提供一种一贯性的意识形态”。最后，许多过程，尤其是人们用来抵制或忽略宣传的选择性使用和选择性认知，也在发挥作用。
鉴于以上要素，我们不能够将媒介视为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或是否定大部分通俗内容的工具。就媒介捕捉注意力、占据时间、散布有关真实及潜在的其他选择的影像方面的作用而言。媒介主要是由企业（通常是大企业）以及国家（可能是非直接的）所拥有和控制的，因此亦受到拥有大部分政治经济权力者的控制。媒介的集中化和国际化的趋势一直在加剧，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即使是运用间接的方式，包括通过其掌握的媒介来保持世界市场体系的稳定性，媒介的拥有者还是会以追求长期的利益为目标的。有人就提出相应的佐证指出，美国两大主要的精英报纸，也是和资本主义体系结合最为紧密者，倾向于采纳“公司自由主义”的观点，也就是一种“责任资本主义”。而这种控制社会的力量，比任何新闻编辑部层次中的选择性偏差的倾向都要强大得多。
当然，在任何情况下，大部分媒介在大多数时间并不会以“促进根本性的社会体系变迁”为己任，但是媒介在既定的环境中运作，而这种环境通常具有渐进地进行社会改革的共同目标。有人就指出：“新闻的改革性，胜于新闻的保守性或开放性。”媒介受到自我定义的责任和意识形态所驱使而成为特定讯息（如丑闻和社会病态）的载体，而这些讯息都能刺激变革。在仍有变革可能性的系统限制之内，媒介也许确实会刺激许多干扰现有秩序的活动、风潮和忧虑，这就牵涉到社会变革的程度以及其中社会权利的分配，这些问题将超越媒介中心论的范畴，需要更广泛领域的探讨。
（胡正荣）
17.简述“有限效果论”
1960年，克拉帕在《大众传播效果》一书中对《人民的选择》和《个人影响》以来的“传播流”研究进行了系统总结，并提出了关于大众传播效果的“五项一般定理”。
（1）大众传播通常不是效果产生的必要和充分的原因，它只不过是众多的中介因素之一，而且只有在各种中介环节的连锁关系中并且通过这种关系才能发挥作用。
（2）大众传播最明显的倾向不是引起受众态度的改变，而是对他们既有态度的强化，即便是在这种强化过程中，大众传播也并不作为唯一的因素单独起作用。
（3）大众传播对人们的态度改变产生效果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其他中介因素不再起作用；二是其他中介因素本身也在促进人们态度的改变。
（4）传播效果的产生，受到某些心理、生理因素的制约。
（5）传播效果的产生，还受到媒介自身条件（信源的性质和内容的组织）以及舆论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克拉帕的这些观点极力强调了大众传播影响的无力性和效果的有限性，因而被称为有限效果论。
“传播流”研究揭示了大众传播效果产生的种种制约环节和因素，这对于我们理解效果问题的全部复杂性是有益的。但是，这种研究本身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因此，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传播流”研究尤其是它的“有限效果论”观点开始受到人们的批评。批评的矛头并不是指向过去的实证研究得出的具体结论，而是它的效果观和理论框架整体的缺陷。这些缺陷一是在认知、态度和行动这三个效果层面上，“有限效果论”充其量只探讨了后两者而忽略了更早的认知阶段——大众传播在人们的环境认知过程中的作用。二是它只考察了具体传播活动的微观、短期的效果，而忽略了政府传播事业日常的、综合的信息活动所产生的宏观的、长期的和潜移默化的效果。还有一些学者指出，过分强调大众传播效果的“有限性”会给传播实践带来某些消极影响，如降低传播人员的社会责任感，为低俗有害的传播内容的泛滥提供“口实”等。
（郭庆光）
18.简述《个人影响》和《创新与普及》
《个人影响》是《人民的选择》的后续研究，其目的是为了验证《人民的选择》提出的各种假设在政治选举以外的其他领域是否适用。美籍以色列传播学家卡兹和拉扎斯菲尔德对购物、流行、时事等领域进行了多次调查，结果发现，既有倾向的作用、选择性接触机制、意见领袖以及两级传播现象，在这些领域也是广泛存在的。1955年出版的《个人影响》一书，汇总了这些调查结论。
《个人影响》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提出了“中介因素”的概念。卡兹和拉扎斯菲尔德认为，制约和影响大众传播效果的“中介因素”主要有四种：（1）选择性接触机制——包括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选择性记忆三个层次。这个机制的存在说明受众对某些媒介或内容具有回避性倾向，而被回避的媒介和内容是很难产生效果的。（2）媒介本身的特性——讯息的媒介渠道不同，其效果也就不同。（3）讯息内容——包括语言和表达等，其方法和技巧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心理反应。（4）受众本身的性质——受众的既有立场和倾向，他们的社会关系尤其是意见领袖的态度，会对大众传播效果发挥重要的制约作用。
1962年，美国农村社会学家罗杰斯在对农村中新事物的采纳和普及过程进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发表了他的研究报告《创新与普及》。这项研究对《人民的选择》和《个人影响》中的许多观点，特别是两级传播的概念做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正。根据新事物普及过程调查的结果，罗杰斯把大众传播过程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信息传递过程的“信息流”；二是作为效果或影响的产生和波及过程的“影响流”。前者是“一级”的，即信息可以由传媒直接“流”向一般受众。而后者则是多级的，要经过人际传播中许多环节过滤。罗杰斯就把“两级传播”模式发展成为“N级传播”模式，如图8-2：
图8-2 新事物普及过程中的“信息流”和“影响流”
《人民的选择》、《个人影响》和《创新与普及》，可以说是“传播流”研究的三部曲。这些研究揭示出大众传播效果的产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过程，其间存在着众多的中介环节和制约因素，单一的大众传播并不能左右人们的态度。这些结论，从正面否定了强调简单的“刺激—反应”关系的“子弹论”观点。但另一方面，正因为“传播流”研究的角度集中于揭示效果产生的制约因素，其结论强调了大众传播效果和影响的无力性，人们把它称为“无力的大众传播观”。
（郭庆光）
19.简述“说服性传播”的效果研究
在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传播效果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说服性传播”效果研究。“说服性传播”的效果，也称为传播的说服效果，指的是受传者的态度沿传播者说服意图的方向发生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纯效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霍夫兰等人接受美国陆军部的委托，在军队里进行了一系列心理实验，这是关于“说服与态度改变”的最早的实证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美国军队广泛利用电影来教育士兵和激励士气，并为此制作了一部6集系列纪录片，题为《我们为何而战》。为了评价电影的宣传教育效果，霍夫兰以士兵为对象对其中4集进行了心理实验。后霍夫兰等人转而考察说服效果的形成“条件”，从战争期间直到1961年霍夫兰去世，他进行了数十项研究。这些研究揭示了效果的形成并不简单地取决于传播者的主观愿望，而是受到传播主题、信息内容、说服方法、受众属性等各种条件的制约。这些研究同样是否定“魔弹论”效果观的有力证据。
霍夫兰等人的“说服性传播”效果研究主要采用实验心理学方法，包括前后比较法和控制对照法等，在许多研究中，这些方法是综合并用的。此后，霍夫兰的心理实验法与拉扎斯菲尔德的抽样调查法一起，成为传播效果研究的主要方法。
（郭庆光）
20.“议程设置功能”假说的意义
“议程设置功能”假说由美国学者麦库姆斯和肖提出。假说后来发展为“认知模式”、“显著性模式”和“优先顺序模式”。
该假说的意义包括如个方面。
第一，揭示了大众传播在人们的社会认知过程中的有力影响，对效果研究摆脱“有限论”的束缚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该假说认为传媒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关，为考察大众传播过程背后的控制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假说的不足点是只强调了媒介“形成”社会议题的一面，而忽略了“反映”社会议题的一面。
（郭庆光）
21.与其他传播效果研究相比，“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有何特点？
第一，传播效果分为认知、态度和行动三个方面，这些层面同时也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效果形成过程的不同阶段，“议程设置功能”假说的着眼点是这个过程的最初阶段，即认知层面上的效果。认知层面上的效果与态度层面上的效果不同，一般来说，前者指的是对“思考对象”的影响，也就是以告诉人们“想什么”的方式来把他们的关心和注意力引导到特定的问题上。后者指的是对“思考方式”的影响，即以告诉人们应该“怎样想”的方式来加强或改变人们对事物的看法或观点。由于传播效果是一个循序发生和深化的过程，认知阶段的效果并不排除对态度和行动产生联动作用的可能性。
第二，“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所考察的，不是某家媒介的某次报道活动产生的短期效果，而是作为整体的大众传播具有较长时间跨度的一系列报道活动所产生的中长期的、综合的、宏观的社会效果。这里着眼的是传播媒介的日常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活动产生的影响。
第三，“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暗示了这样一种媒介观，即传播媒介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也就是说，传播媒介对外部世界的报道不是“镜子”式的反映，而是一种有目的的取舍选择活动。传播媒介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报道方针，从现实环境中“选择”出它们认为重要的部分或方面进行加工整理，赋予一定的结构秩序，然后以“报道事实”的方式提供给受众。在现代社会里，由于大众传播是人们获得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不管这种“再构成”作业是对现实环境的客观反映还是歪曲的反映，都会影响到人们对周围环境的认识和判断。
（郭庆光）
22.“议程设置功能”理论与“框架”理论有何异同？
目前的“议程设置功能”研究，是在传统的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的相互影响之外进一步探索媒介议程对事件属性和受众归因的影响。这一类型的效果研究，被称为“框架”理论。“框架”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如今已成为传播效果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理论。
在新闻报道中，所谓“框架”某一事件，就是传者把认为需要的部分挑选出来，在报道中加以特别处理，以体现问题界定、归因推论、道德评估以及处理方式的建议等。新闻“框架”的形成，则被认为是新闻工作人员、消息来源、受众、社会情境等多种因素之间互动的结果。
新闻“框架”的观点进一步认为，新闻不是自然产物，而是一种客观现实的建构过程，并且是媒介组织与社会文化妥协的产品，具有转换或传达社会事件的公共功能。因此，新闻活动是一种“框架”部分事实、“选择”部分事实以及主观地“重组”这些社会事实的过程。在新闻媒介建构社会事件的过程中，媒介和受众都启动了主观地诠释“基模”，通过选择机制以强调（或省略）事件中的某一部分。也就是说，“框架”至少存在于新闻消息来源、新闻文本、新闻工作者、受众以及社会文化等诸要素中。
根据斯契夫勒的观点，完整的效果意义上的“框架”理论，至少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框架”建构（研究媒介框架的影响因素）。二是“框架”设定（研究媒介框架对受众框架的影响）。三是个人层面的“框架”效果（研究受众框架对受众归因、态度、行为等的影响）。四是“作为受众的新闻记者”（研究受众框架对媒介框架的反作用）。
需要指出，“框架”效果主要涉及媒介“框架”对受众“框架”及受众认知、态度、行为等的影响。新闻媒介（当然也包括其他传播文本）中的“框架”可通过选择并突出现实中的某些特征，忽略另外一些特征来影响受众，具体表现为界定问题（事件属性，即“这是什么样的事件”）、提示原因（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责任判断）、建议行动等。
同时，“框架”效果理论并不绝对地认为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之间的关系是完全对应的。如麦奎尔指出，它属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社会建构学派”主张的“协商性”媒介效果。这一学派有两个主要观点：第一，认为大众媒介在（通过“框架”）建构社会现实方面有强大效果。第二，认为媒介效果在大众媒介与受众的互动（即“协商”）中受到了限制。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不少研究通过比较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发现在大众媒介的报道与受众解释某个事件的“框架”之间存在联系。但是，由于媒介与受众在此过程中都启动了自己的“框架”，受众也有可能以其过去经验为基础，经过选择，组合出各种不同的主观现实。即受众“框架”与媒介“框架”之间的关系，并不一定一致，也可能是某种程度上的协商，乃至对立。
“框架”理论与“议程设置功能”研究一样，主要关注新闻信息中的公共政策问题、投票者的思想与行为等。因此，这两者的关系一直被学界讨论。麦考姆斯等人认为，议程设置功能理论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媒介强调的议题与公众对此议题重要性的认知显著相关（即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二是媒介强调的议题的属性（或思考角度）影响受众的选择（即框架理论）。因此，“议程设置是一个过程，它既能影响人们思考什么问题，也能影响人们怎样思考”，“框架”理论是“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扩展的“新理论领域”。他们还对“议程设置理论”和“框架”理论进行了整合。
然而，其他一些学者并不同意这种合流的观点。他们认为，这两种理论有不同的理论假设和前提，吸收不同的知识背景，采用不完全相同的研究设计，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延展”关系。如斯契夫勒认为，“议程设置功能”理论和“框架”理论在理论前提上就不一样。前者的理论前提是态度接近性与基于记忆的信息处理模式，即媒介之所以能够影响受众对特定议题显著性的判断，是由于这些议题与受众记忆的联系最为紧密。而后者的理论前提是期望理论，即媒介对事件的叙述方式（遣词造句）的微妙差异，能影响受众对事件的解释。不过，“框架”理论和“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某些方面可以互为补充、互相启发，则是没有疑问的。作为重要的传播效果理论，它们都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和理解客观现实、媒介现实和受众现实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张国良）
23.“沉默的螺旋”理论的三个基本命题
“沉默的螺旋”假说是从大众传播、社会心理和舆论三者的关系出发强调大众传播的强大影响的理论，由德国学者诺依曼提出。该假说包括下述三个命题：
第一，个人意见的表明是一个社会心理过程。人作为一种社会动物，总是力图从周围环境中寻求支持，避免陷入孤立状态，这是人的“社会天性”。为了防止因孤立而受到社会惩罚，个人在表明自己的观点之际首先对周围的意见环境进行观察，当发现自己属于“多数”或“优势”意见时，他们便倾向于积极大胆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当发现自己属于“少数”或“劣势”意见时，一般人就会屈于环境压力而转向“沉默”或附和。
第二，意见的表明和沉默的扩散是一个螺旋式的社会传播过程。也就是说，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使优势意见显得更加强大，这种强大反过来又迫使更多的持不同意见者转向“沉默”。如此循环，便形成了一个“一方越来越大声疾呼，而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式过程”。
第三，大众传播通过营造“意见环境”来影响和制约舆论。舆论的形成是“意见气候”作用于人们惧怕社会孤立的心理，强制人们对“优势意见”采取趋同行动的结果，而大众传播则是“意见气候”的主要营造者。现代大众传播的“共鸣效果”、“累积效果”和“遍在效果”决定了大众传播在舆论形成过程中具有特殊优势。
（郭庆光）
24.“沉默的螺旋”假说的意义
第一，它把对舆论形成过程的考察从现象论的描述引向了社会心理分析的领域，强调了社会心理机制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这正是传统舆论学所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它强调了大众传播对舆论的强大影响，并正确地指出了这种影响来自于大众传播营造“意见环境”的巨大能力。假说中对传播媒介的“赋予地位”功能、大众传播的公开性和普遍性、报道内容的类似性和累积性以及由此带来的“选择性接触”的困难性所做的分析，对重新评价大众传播的影响和效果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郭庆光）
25.“沉默的螺旋”的四个不足
（1）假说中所强调的“对社会孤立的恐惧”（趋同行为的动机）不应是一个绝对的常量，而应是一个受条件制约的变量。
（2）“多数意见”的压力以及对它的抵制力，依问题的类型和性质应有程度上的不同。
（3）“多数意见”社会压力的强弱受到社会传统、文化以及社会发展阶段的制约。
（4）由于假说在说明舆论的形成过程之际极力强调“多数”或“优势”意见的压力，以至于忽略了舆论的变化过程和“少数派”的作用。
（郭庆光）
26.如何理解“舆论是我们的社会皮肤”？
“舆论是我们的社会皮肤”是诺依曼的一个著名观点。这种观点把舆论看做社会控制的机制，认为舆论未必是事实上的“多数”意见，但至少是表面上的或人们感觉中的“多数”或“优势”意见，它通过人们的从众心理来制约个人的行为，因而起着社会控制作用。在“沉默的螺旋”理论中，舆论与其说是“公共意见”或“公众意见”，还不如说是“公开的意见”。换句话说，诺依曼认为，只有那些“被认为是多数人共有的、能够在公共场合公开表明”的意见才能成为舆论。一种意见一旦具备了这种性质就会产生一种力——公开与之唱反调就会陷入孤立状态，就有遭受社会制裁的危险。为了免予这种制裁，人们只有在公开的言行中避免与其发生冲突。由此不难看出，“沉默的螺旋”理论强调的是舆论的社会控制功能。在诺依曼看来，舆论在双重意义上是“我们的社会皮肤”。它们是个人感知社会“意见气候”的变化、调整自己的环境适应行为的“皮肤”。它又在维护社会整合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就像作为“容器”的皮肤一样，防止由于意见过度分裂而引起社会解体。
（郭庆光）
27.简述“培养”理论的基本内容
“培养”理论也称为“培养分析”或“教化分析”、“涵化分析”。这种研究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其代表学者是乔治·伯格纳。最初研究的焦点是电视节目的暴力内容与社会犯罪之间的联系。后转向考察媒介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的现实观的影响。“培养”理论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大众传播对人们认识现实世界发挥着重大影响。由于传播媒介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倾向性，人们的现实观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正在发生着很大的偏离，它更接近于媒介描述的“象征性现实”而非客观现实。传播媒介对人们现实观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的过程。
（郭庆光）
28.大众传播在形成“社会共识”方面起着什么样的作用？电视媒介在形成“共识”方面具有什么样的独特优势？
“培养分析”是以一定的社会观和传播观为出发点的。它的基本观点是，社会要作为统一的整体存在和发展下去，就需要社会成员对该社会有一种“共识”，也就是对客观存在的事物、重要的事物以及社会的各种事物、各个部分及其相互联系要有大体一致或接近的认识。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人们的认识、判断和行为才会有共通的基准，社会生活才能实现协调。
提供这种“共识”是社会传播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传统社会，这一功能是由教育和宗教来承担的，而在现代，媒介社会则成了大众传播的一项主要任务。大众传播通过象征性事物的选择、加工、记录和传达活动，向人们提供关于外部世界及其变化的信息，用以作为社会成员认识、判断和行动的基础。教育和宗教的传播是在有限的规模和范围内进行的，而大众传播则把同一内容的信息传达到社会的任何阶层和任何角落。伯格纳认为，大众传播不仅是现代社会的“故事讲解员”，而且是缓和社会各异质部分的矛盾与冲突的“熔炉”，在这个意义上它还是维护现存制度的“文化武器”。因此，大众传播在形成现代社会的“共识”方面，已远远超过了传统社会中教育和宗教的作用。
这样，“培养分析”一方面肯定“共识”是社会作为统一整体存在的前提，强调大众传播在形成“共识”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又指出大众传媒所提供的“象征性现象”与客观现实之间的距离以及传媒的一些倾向（如暴力内容、对社会弱者的描述等）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培养分析”的重要目的是揭示大众传播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意识形态服务的本质，其观点包含着对资本主义大众传播现状的鲜明的批判态度和改革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