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传者的角色实践建立在角色领悟和角色期待的基础之上，其中，角色领悟是主导的支配因素。以下分别阐述主流媒体和非主流媒体传者的角色实践。
一、主流媒体传者的角色实践
在中国，一般而言，主流媒体的传者视政治导向高于一切，在与中央的高度一致方面有出色的表现。青海电视台和军报记者是两个典型。
（一）青海电视台：导向作用明显，坚持“给政府帮忙不添乱”
青海电视台植根于多个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边远省份，有着独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各级政府对青海电视台的舆论导向高度关注，始终没有放松“稳定第一”的导向要求。电视台的工作者更是把舆论导向看做神圣的职责加以捍卫。用青海电视台干部的话说就是：“虽然我们身居高原，但我们的想法却一刻也没有偏离中心；无论何时何地，我们的导向意识始终是清醒的”。[9]
青海电视台坚持“以安全播出为第一要务”，始终强调宣传纪律，在节目制作中牢牢把握舆论导向（不是一味地迎合观众），以谨慎求实的心态制作节目，及时传达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报道省内外的重大事件、反映百姓关注的热点事件，赢得了较好的荧屏整体形象。举例来说，就牧民牛羊横穿铁路、公路的问题，青海电视台巧妙地选择了正面宣传、引导为主的节目策略，弱化了关于法律强制和处罚方面的报道，有效地引起了广大牧民的重视、又避免了过多宣传负面事件可能给牧民带来的心理压力和反抗，真正做到了“给政府帮忙不添乱”。
青海省的少数民族众多，藏族是其中一个比较主要的民族，为了能让藏族群众听懂、看好电视节目，青海电视台1984年就开始设立了藏语译制部，制作播出藏语节目。藏语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语种，可以分为拉萨、康巴和安多三个语系。我国500万藏族人口中目前有260多万人使用安多方言，主要分布在青海省大部分地区，以及甘肃、天祝、四川的阿坝及甘孜部分地区。青海电视台制作播出的藏语节目使用的就是安多语。藏语安多语电视节目的播出，解决了长期以来青海省和周边地区众多使用安多语的藏族群众听不懂、看不好电视节目的问题，提高了向藏族群众传递党和国家政策的效果、开阔了藏族群众的眼界、丰富了藏族群众的文化生活，促进了民族团结。特别是2006年2月，青海电视台借着“西新工程”[10]的氛围着力筹办的藏语卫视综合频道正式上星播出，覆盖了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所有国家，其意义更加深远：目前在国外居住的藏族人口，有相当一部分是使用安多语的，来自祖国的母语节目会激发他们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在青海电视台收集的观众来信中，很多是表达收看安多语节目的激动心情的。有一封来自尼泊尔的信件[11]说：“有一次，一位1959年出来后一直没有回过故乡的老年人，在我家看到你们在春节文艺晚会中向居住在境外的所有藏族同胞表示新年的祝贺时，激动得热泪盈眶。”青海电视台利用藏语卫视频道的上星，向居住在国外的藏民展现了祖国的变化、传递了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突出了电视在对外宣传上的战略意义，对于抵御敌对势力的渗透和分化图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助于巩固民族团结和政治稳定。
（二）军报记者：“用生命在第一线记录历史”，应该是每个记者的天职
2008年6月2日晚上19：30-21：30，两位《解放军报》的记者，大校郑蜀炎、范炬炜在中国军网的国防社区接受了一期嘉宾访谈，谈了他们在汶川地震灾区采访的感受，这同时也是他们的传者角色实践总结之一——“用生命在第一线记录历史”，这应该是每个记者的天职。以下是经过整理的访谈内容。
[范炬炜]我所在的映秀镇是汶川地震的震中地区。成都军区某集团军的救援分队是在5月13日中午12时许到达的。我本人于14日下午徒步到达映秀，是沿着他们攀爬的那条没有路的路，从余震中冒着山上的飞石进去的。这不是说记者有多辛苦，而是想让大家了解，解放军的救援速度和勇敢精神确实不应受到指责。（2008.06.02 21：33）
[范炬炜]“用生命在第一线记录历史”，应该是每个记者的天职，我只是和同行们一样在努力地实践，不能说是已经做到了。我在20多年记者生涯中，一直工作在基层一线，这是很好的人生体验。我认为，记者用他获取的信息来记录历史，满足受众的需求，最重要的品质应该是客观、公正、全面地记录你所看到的历史。（2008.06.02 21：19）
[郑蜀炎]从职业来说到灾区当然是作好采访，但是如果碰到救援需要的话也应该毫不犹豫地投入。救援的过程确实让人揪心，但当时在现场根本顾不上流泪，当时想的就两条，第一是营救过程能够尽快完成，二是自己应该怎么更好地把它报道出去。（2008.06.02 21：18）
[郑蜀炎]（困难）主要是道路不通，通讯不畅，每天大量的时间都在废墟之间奔波采访，所以写稿、发稿剩下的时间就很紧张。（2008.06.02 21：02）
[郑蜀炎]和救灾部队相比，记者付出的确实不如他们多，但是不深入险地就采访不到稿件，也就没有资格当一个军事记者。（2008.06.02 20：50）
[郑蜀炎]也有不少女记者在前线，我刚开始就和解放军报的女记者江宛柳同行，她们碰到的困难肯定比我们要多，比如说方便。在北川江宛柳找了一处废墟方便，我在外面给她放哨，后来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假如此时余震，她牺牲了，怎么介绍她最后事迹。（2008.06.02 20：47）
[范炬炜]我当记者已经20多年了，和其他记者一样，职业要求遇到重大事件就要冲在前面，所以没有太多考虑面临的困难。这一次采访，要说困难，最大的就是灾区无电、无水、无通信。我们携带的笔记本电脑，电池只够用三小时左右，以至于不敢用电脑写稿，都是用笔在稿纸上写好后，再快速录入。通信方面，在映秀地区的五个记者只能合用一部海事卫星电话，电池也只能用几小时。在最初两天我们就靠这点电池维持，大家都自觉地不用电话与家人联系。后来，柴油发电机陆续运进去，工作条件才有所改善。（2008.06.02 20：52）
上述典型说明了主流媒体传者的政治素养、责任感及实践能力是相当突出的。当然，主流媒体传者的角色实践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层面，在信息告知、文化传承、娱乐等方面，主流媒体传者的角色实践也是丰富多彩的。限于篇幅，这里不作展开论述。
二、非主流媒体传者的角色实践
一般而言，非主流媒体传者以市场需要、受众心理为根本的价值目标。体现为：这些传媒以明星的私生活曝光、越轨行为报道等负面新闻为吸引观众眼球的卖点，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正面信息的关注度明显弱化或忽视。
“当前的媒体，无论报纸、电视还是互联网，都存在着小报化现象。小报化不是指报纸开张的大小，而是指类似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便士报的煽情新闻理念。当时，美国大众报纸深陷黄色新闻泥潭。为迎合受众，如今中国一些媒体也在奋力追求耸人听闻的信息，‘劣币驱逐良币’，煽情新闻泛滥，严肃新闻失宠。”[12]这种情况在非主流媒体中比较普遍。
一项关于《楚天都市报》老年人形象的研究[13]发现：媒体对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形象塑造存在明显的偏差和歧视，媒体的再现方式存在消极、负面的刻板印象。从新闻报道所叙述的事件角度考察，按性质分为正面、负面和中性三个类别。在抽出的246个样本中，属负面的有142个，占全样本的57.7%，正面报道有98个，占39.8%，中性报道及非事件性报道6篇，占4%。这些负面信息包括：《60岁肾病患者跪地求子女捐肾救命》《老太婆逼停火车》《老大爷遭“撞猴子”强行搜身》等。相比之下，正面性质的报道只占据了不到40%的份额，而且这些正面报道中，也缺乏对老年人积极、乐观、健康形象的整体塑造。研究者又以形象分析为切入点，对老年人的形象进行了三种粗略的划分：积极形象、消极形象和中性形象。在246个样本中，老年人以正面积极形象出现的占30.6%，负面消极形象占64%，无明显倾向的中性形象占9.4%。由此可以得出初步结论，老年人媒体形象以消极负面形象为主。这些消极形象包括：年老体弱、疾病缠身、笨手笨脚；智力下降、观念保守、顽固迷信；社会隔离、孤苦伶仃、晚年凄凉；家庭负担、社会负累等。[14]
当然，以上论证并非说明非主流媒体唯利是图，一无是处。在弘扬主旋律这个大前提方面，主流媒体、非主流媒体是一致的。只是，从媒介的目标定位上看，前者是从上到下，后者是自下而上。于是，就有了传者角色实践的产物——传媒内容安排方面的明显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