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个复杂的问题，人们对于政治的理解多种多样。狭义的政治指国家的活动，表现为以国家权力为依托的各种权力主体（包括党派、政府、机构、团体、个体）之间的统治、管理、参与、领导、竞争、斗争等相互关系。广义的政治指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公共权力活动。无论是在狭义上，还是在广义上，传媒与政治都有紧密的互动关系。
一、政治对传媒的定向功能
政治不能决定传媒的全部，但能决定传媒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模式，就有什么样的传媒体制，传媒不能超越于它所处的政治环境。
历史地看，传媒是在包括政治环境在内的社会环境的需要中应运而生的，政治的需要呼唤传媒的产生。政治不仅为传媒提供信息源，还通过硬辖制（法律约束，机构辖制）和软控制（利益集团影响）规范着传媒。政治观念、政治理论决定政治制度、政治环境，考查不同的政治观念、政治理论是理解政治对传媒决定作用的前提。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自由主义与社会责任理论是两种比较有影响的关于政治与传媒关系的理论。英国学者麦奎尔和瑞典学者温德尔认为，自由主义模式的特征在于私人商业机构对传媒内容有极大的控制权，它们为传媒制作提供资金，购买广告的时间和空间，并从其他商业活动中获得收入。传媒的制作和发行组织也主要是必须在成批生产体系中图利的私人公司。传媒的这一特征决定了其主要目的在于获得商业利润，受众的需要不是其节目制作的根本标准。在自由主义模式中，政府对传媒内容没有绝对的控制权，只能通过制定相关的公共法规和政策对传媒实施一定的控制。传媒可以对政府行为提出批评，甚至进行猛烈攻击。与自由主义模式相比，社会责任模式的特征在于它有一个更大和更有力的公众部分，它要求传媒负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单纯出于商业目的的做法会受到更多的限制。提供教育和文化，准确有效的政治信息，以对公众负责。社会责任模式不把政府看成是自由的敌对物，强调政府对传媒不尽如人意之处负有责任，主张政府不能只是允许自由，还必须积极保护和促进自由。[6]
与上述资本主义模式不同，社会主义模式的特点在于强调政府对传媒的有效控制，它认为执政党和政府是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传媒是执政党和政府宣传、舆论监督的工具。与此对应，这个模式中存在着一个较弱的商业部分，大部分传媒不是商业性组织，其所需资金绝大部分由政府提供。早期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受众在政治信息的需求上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作为信息的接受者。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模式正在逐渐发生变革，受众作用的比重日益增大。
上述三种模式的特征各不相同，自由主义模式强调传媒的私人性和商业性，强调传媒与政府的对立；社会责任模式强调传媒的公众性和社会责任，强调政府和传媒在维护自由时的合作；社会主义模式强调执政党和政府对传媒的有效控制，传媒成为执政党和政府的喉舌。
这三种传媒模式在现实社会中不是以纯粹的形式存在的，现实传播中包含了这三种因素的混合。有的传媒体制既有利于赢利，尊崇自由公平的市场机制，又是政府的喉舌，为政治体制服务。在一个赋予政府更多权力的政治体制中，传媒不可能脱离政府的监察、引导。它受政府的许可和检查，服从政府的管理，促进政府的目标。在这种体制下，由于政府要承担社会发展的责任，所以传媒也要具备社会责任意识。记者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可以决定什么该报道，什么不该报道，报道版面有多大、用什么样的报道语气，等等。在一个社会事务更倾向于由公民自己决定，充分肯定民主、自由价值的国家，传媒被赋予了更大的自由——自由发表言论、自由出版。在这种体制下，传媒只需让人们了解更多的真相，并提供一个公民自由表达的空间，使其独立自主地判断是非。当然，自由政治体制下的传媒也不是完全没有限制，它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到法律、政府、公众、自身职业规范等各方面的制约。
此外，政府是政治新闻最主要消息的来源，传媒自身的利益也需要政府的关照，这也是政治对传媒的基本作用。
二、当代社会，传媒在政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当代社会，传媒与政治有着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在政治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传媒通过发布政治信息、追踪政府动态，可以将政治生活公开化，使政治生活直接化；传媒通过解释政府的施政纲领和决策，提高了政治生活的质量，使政治生活成为广泛的公众生活，从而强化了政治的影响力，利于政府的施政纲领、决策的顺利实施、推行；传媒可以反映各方面的意见，供决策者参考；某些中立传媒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相对于现实政治的独立性，发挥监督政治的功能；传媒还可以塑造政界人物形象，提高其知名度。因此，“在现代政治活动中，控制和利用电视传播已经成为最常见的政治行为之一，缺失了这种行为或者在这种行为的处理上失当，甚至可能导致政治活动和政治行为在实现既定方针中彻底失败。”[7]在西方，尤其是美国，传媒广泛地介入到政治中。善于运用传媒的政府、政治家虽然不一定是成功的政府、政治家，但不会利用传媒的政府、政治家绝对不会成功。美国的竞选活动是典型的例子。在某种程度上，美国的竞选以传媒为主要阵地，竞选经费的大半用于电视广告和辩论。传媒之所以对美国总统竞选有这样大的影响，是因为在传媒的作用下，公众逐渐缺失了自己的独立判断，不知不觉地被传媒内容所导引。大众传媒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有人将其称为立法、行政、司法部门之外的“第四政府部门”。正如美国政治学家蒙戴维·巴伯所言：“总统政治正在发生一场革命，民主党和共和党已经不再控制其旗手的选举，代之而起的是一批新的国王制造者——新闻人士。[8]
战争是政治另一种形式的继续。传媒也会对战争的走势和结果产生影响。20世纪70年代越南与美国之间所发生的越南战争的末期，人们通过看电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感到了“战争真实的恐怖”，从而对战争的继续极为反感。电视节目所持的反战态度，导致了美国战争政策和民众向反战态度的转变。所以，“越战”的“胜负不是决定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而是决定在舒适的电视观众的客厅里。传媒科技将战争带进了客厅。当时在美国，“越战”成为大学演讲的专题，教会布道的题目，议会辩论的要目，政治选举中争论的焦点。以军事观点而言，美军在越南打了许多漂亮的仗，但美国电视记者丑化了每一个战役，使军事上的胜利变成了政治上的败仗。”[9]
在我国，传媒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作用也越来越显著。1978年以来，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各领域的改革都是以传媒为先声的。政治体制改革以舆论传播为先导，通过大众传媒及时地把政治体制改革理念和相关信息传递给公众。通过对具体政治事件的评论，阐述和比较对相同事件的不同观点，大众传媒或明或隐地表达出某种立场和倾向，引导了舆论和受众的态度、行为和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率。例如，1978年5月11日，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后，当日即由新华社向全国发出，继而全国各大报纸纷纷转载。这篇文章被视为当时中国一个重要的“政治宣言”，在全党引起了强烈反响，同时也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和指责，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大讨论，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这次由传媒引导、传播的大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为中国社会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打下了良好的思想舆论基础。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传媒逐渐走向市场，传媒对政治的作用也发生了一些改变：逐渐由传达政令、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转变为表达多种利益主体的意见；由自上而下的信息传播转变为上下结合的信息传播；开始更多地关注社会和公众，了解公众的爱好，了解公众需要知道什么，以此作为报道的原则和基础，进一步发挥了公众的作用，促进了我国政治民主化的建设。例如，2003年“非典”期间，传媒对“非典”疫情处理的信息发布透明、及时。2003年5月1日开播的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推出的第一个大型直播节目就是《抗击“非典”直播特别报道》，播出时间为5月1日至4日每天的14：00-17：00，5月5日至11日每天的15：00-17：00，累计播出26小时。在这套特别节目中，央视在卫生部搭建了一套直播系统，以现场直播的方式和最快的速度，让全国观众实时直观地了解每天下午16：00卫生部新闻发布会的具体内容，了解当天的疫情状况，该节目还直播报道了卫生部专家作出的最新疫情分析以及卫生部正在召开的工作会议信息。从通过传媒大量公开的信息中，公众由于了解到政府对“非典”的重视而信心大增，这对打好遏制“非典”的战役并树立政府的良好形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当然，传媒对政治的作用并非天然地是正面的，不能盲目认为当代传媒对我国以政治民主化为走向的政治体制改革一定有促进作用。传媒的内在属性决定了它可能与既有的社会利益集团结盟，形成新的社会力量。如果传媒被一些别有用心的政治势力所利用，就可能偏离民主化方向，沦为附属于政治的单纯的宣传工具。或者传媒可能根据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发展的需要对信息有所选择、侧重，甚至发布歪曲信息，信息的碎片化、片面化、歪曲化会导致公众判断失误。这无疑是在误导民众，破坏民主进程。
在认识政治与传媒之间关系时，“必须澄清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观点是忽略大众传媒的能动性，把大众传媒视为单纯的政治附庸，忽视它在教育、娱乐方面的功能，把它当成‘大造舆论’、维护专制统治的驯服工具；并以坚持传媒的政治性和阶级性为由，阻挠和拖延正常的新闻改革和新传播秩序的建立。这种倾向在社会主义国家主要表现为极‘左’：对新闻媒介的政治性和阶级性过分突出和强调，甚至‘以阶级斗争为纲’，用政治标准衡量一切。另一种观点是夸大大众传媒对政治的影响和作用，认为大众传媒可以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10]前一种观点偏“左”，后一种观点偏“右”，无论“左”和“右”，都是片面的。宁“左”勿“右”，以“右”赢得民心，都是错误的传媒立场。传媒应在“左”、“右”中间取适度的立场，这样才能处理好传媒与政治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