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有其自身的优势，其效果、社会影响也相应的与其他传媒类型有所区别。电视的社会影响是双重的：积极、消极并存。对电视的社会学研究主要关注电视的社会影响。
一、电视的传播特性
电视指用电子技术传输图像及声音的现代化传播媒介。它通过光电转换系统将图像、声音和色彩及时重现在远距离的接收机屏幕上。电视传播途径分为利用空气发射与接收电视信号方式和利用电缆进行电信号传输与接收的方式。前者称为无线电视；后者称为有线电视。电视的逻辑是口头的、视觉的——电视是视听合一的媒介，通过视觉和听觉两个渠道进行信息传播；具有极强的形象感、现场感和过程感，非常直观；时效性强，内容广泛；单向传播，反馈困难。
1996年，美国《哈泼斯杂志》发表了一篇对话《她要她的电视！他要他的书！》。这是两位美国学者关于印刷媒介与电子媒介的对话，体现了钟情于不同传媒类型的人之间的思想交锋。“从本质上来说，阅读提供知识上和情感上的连续性和可预测性，教授人们如何推理。电视以其随机的不连续的图像与线性传统作对，打破了逻辑和思维的习惯。”[8]书籍、报刊给人以理性的启迪，电视则给人带来感性、理性兼备的视觉收获。
二、电视的积极社会影响
电视的出现和普及，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学习、娱乐、获取信息的方式；引领、制造时尚，推动大众文化前行，引导着现代性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促进、推动着社会整合的实现。“从全球化角度看，电视的高效传播带来了不同宗教、民族、国家间的及时沟通、交流，相应的带来了理解与认同，带来了借鉴、互动和信息资源的协作共享。”[9]
在引导正确的价值观方面，江西卫视《传奇故事》是一个成功的范例。《传奇故事》是江西卫视自办的最有特色的一档民生新闻节目，每晚为观众讲述一个涉及真善美、德义理的社会故事，严格选材，深度挖掘，受到全国观众的喜爱。观众看完节目后，既被故事所震撼、感动，又对人性有了更深的认识，并加强了社会责任感。《传奇故事》有着良好的舆论导向，它不仅善于讲正面故事，而且还善于让负面故事产生正面效果，使观众与节目产生强烈的共鸣，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例如，有一个大学生抢劫的事件，《传奇故事》没有停留在叙述这件事的耸人听闻上，而是将着眼点放在这位大学生的心理历程上，深度挖掘一个人的人性转变的条件，从而呼唤人们对它的重视，同时又深度报道人们对这起事件的积极反应，用社会的良知挽救人性的异变。
在社会整合功能的发挥方面，香港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段播放国歌加强国民意识是一个很好的电视正功能的例子。从2004年10月1日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安排香港多家电视台——香港亚视本港台、无线翡翠台、有线新闻一台、有线新闻二台播放名为《心系家国》的宣传短片，以加强香港市民的国民意识及国民身份认同感。《心系家国》由香港“国民教育专责小组”推出，是香港首次贯穿以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宣传短片。短片全长45秒钟，从学生合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开始，以五星红旗徐徐升起结束。在国歌声中，有中国奥运金牌精英访港、中国首名宇航员杨利伟访港、维多利亚港的夜景和万里长城等镜头。播放时间段集中在傍晚六、七点以及晚九、十点的黄金时段，主要考虑到这两个时段是香港大部分家庭一起观看电视的时间，有助于推广国民教育。
美国人类学家约翰逊20世纪90年代曾深入印度的两个村庄进行为期两年的田野调查，用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法，让村民讲述他们与电视的不断演变的关系，进而分析了电视在农村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社会影响，写成了《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一书。通过上述调查研究方法，作者得出的研究结论是：电视影响了印度农村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比如消费主义给村民带来了观念和行为上的变化，“一名一周收看31小时娱乐节目的儿童被动接受了3.5小时的商业广告。从玩具到冰淇淋，从饮料到牛仔裤，广告中的产品现在被理解为一种必需品。”[10]电视还使家庭成员共同分担某些家务责任，改变了过去完全由女人做家务的习惯。电视增强了城市的吸引力，为了寻找工作和更好的生活，大量18-30岁的男人去了孟买等大城市，村里的年轻人很少。约翰逊所做的上述研究是对电视促进现代化的观念与行为功能的经验研究。
三、电视的消极社会影响
电视是“时间的窃贼”，它被纳入了家庭秩序，也改变了家庭秩序：看电视占用了人们大量的业余时间，减少了家人之间的沟通、闲谈时间，削弱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人际交往，也削弱了个人与社会的联系纽带。“一定程度的社会联系与公民参与对一个健康的社会是必要的，公共活动中的成员关系和他们在活动中的参与行为应该得到重视。”[11]电视对社会互动频次、深度的冲击无疑不利于健康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的发展。
电视引导的时尚风潮对传统的人生准则构成了巨大的冲击。电视真人秀节目带动的一夜成名观念吸引了众多梦想走捷径成功的年轻人，使他们无心学业，热衷于靠唱歌、拍戏而突然成名的各种选秀活动。为了支持电视真人秀节目中的选手，有些青少年不惜花费大量的信息费参与投票。曾有这样一则消息：一名少女为了支持某名选手，用母亲的手机投票，花费了相当于家里两个月生活费的手机通信费。还有的青少年“粉丝”去演出场地给选手助威，开销更大。这些现象无疑挑战着传统的踏实进取、勤俭节约的观念。
“电视及其相应的电视社会生活的出现，既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学习、娱乐、获取信息的方式，同时也导致了一系列非秩序化的、病态的行动和社会现象。这类行动和社会现象即电视社会问题。”[12]电视社会问题包括以下几种：电视沉溺、电视孤独、未成年人的“电视病症”（表现为正确判断能力、道德意识、思考阅读能力的弱化，注意力的缩短等）。例如，有的暴力电影、纪实片对犯罪过程细致入微地进行展示，导致某些判断力弱的青少年如法炮制，制造类似案件。大量宫廷戏渲染皇帝三宫六院的奢靡生活，有的孩子就非常羡慕。此外，电视中播放的一些由明星做的虚假广告误导消费者，有的甚至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也是值得重视的、普遍性的电视社会问题。这些电视社会问题的出现给传媒社会学提出了重要的研究课题，如何避免电视社会问题的发生，是需要电视传播者和传媒社会学家共同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