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新闻价值观更多地强调内容和信息的传达，而不是个人的风格，摄影记者因此很难发展自己鲜明的个性。大多数的摄影记者遵循传统的手法而彼此之间相互仿效，所以他们都愿意按照编辑的旨意提供表达上直接、内容上明确的照片。摄影记者在确立自己的风格时，很少偏离传统的正统新闻摄影，所以大多数报界的从业人员是可以互换的，因为他们信奉相同的摄影和新闻美学。
在传统的新闻评制标准下，其实也可以产生杰出的作品。刊登在《生活》杂志的尤金·史密斯的作品，比如《乡村医生》、《助产士》都曾启发了许多摄影师。比尔·埃普里奇的《注射地》至今仍被看做是描绘毒品对人类造成严重后果的有开创意义的力作。布赖恩·兰克因曼有感召力地表现了一对孩子出生时的父母而获得普利策奖。而普利策奖的另一得主安东尼·苏奥则拍出了震惊人的埃塞俄比亚饥荒的纪实照片。
图6-19 《越南顺压》 唐·麦卡琳 摄
其实很多观察和拍摄的方法是可行的。英国摄影师比尔·布兰特认为，新闻摄影作为传播的一部分才刚刚起步，一切都应该被尝试，而且要敢于去尝试、去梦想、去冒险、去震惊世界，这是向敢于抛弃传统的摄影记者的挑战。
关于当代战争的纪实照片已经告诉我们，新闻摄影记者是多么缺乏想象力并且手法陈旧。每场战争的地点可能不同，但照片却是一样的。“在战场上”已经不能满足这个充满各种画面，视觉上无比复杂的世界了，也许摄影师们可以比只拍战场上的尸体做得更多。自“越战”以来，观众对于每天电视上出现的大屠杀场面已不再感到震惊（如图6-19）。
对于新闻摄影的不同审美观，这里选择两张主题类似的照片来理解。一张是尤金·史密斯的《助产士》，另一张是罗伯特·弗兰克的《黑人保姆与白人孩子》。这两张照片都是1950年摄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尽管两张照片的主题——黑人妇女与白人孩子之间的关系相同，所反映的社会背景却不相同。史密斯的《助产士》描述了黑人护士莫德·卡伦在南卡罗来纳方圆400英里的乡下护理了一万多名病人的故事，曾在《生活》杂志上刊登。弗兰克的照片描述了查尔斯顿一个黑人保姆和她的白人小主人，收在弗兰克的《美国人》一书里。两张照片最大的不同是其表现手法。弗兰克用浪漫的手法直接描述了种族不平等与种族隔离下一个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故事。这是他在旅行中遇到使他感动的平常小事时拍下的。
尤金·史密斯也在讲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他的照片比弗兰克只有两人的照片传达了更多的信息，意义更明确，因而内容更具有新闻性。史密斯在做新闻报道，在讲一个故事。
两位摄影家的作品不论从美学角度、从所反映的情感上还是从对人性的探索上，都是非常出色的。这并不是说一个比另一个更好，它们是两种不同摄影传统第一流的代表，展示了镜头前广阔的创作空间。
弗兰克缺乏具体细节的画面在背景不同的观众里产生了不同的情感。而史密斯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故事叙述者，他向人们提供了具体的信息，以清晰的画面讲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然后是他对这一时刻的评价。这使他可以控制观众的反应。
对这两幅作品及其摄影师的讨论说明，情感和事实是新闻摄影审美的两种不同途径。弗兰克的作品里除了白人孩子和黑人保姆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其他可以提供给我们地点或背景知识的东西，我们因此只能靠自己去理解画面。史密斯的作品一目了然，然而留给人主观想象的空间却很少。在史密斯的作品中，莫德·卡伦只是她那个时代一个过度工作的劳动者的典型。
许多新闻记者都错误地理解了布列松“决定性瞬间”理论的含义。它是指摄影师在某一特定时刻，将形式、设想、构图、光线及事件等所有因素完美地组合在一起。但很多摄影师却把它等同于生活的剧变，认为这些时刻指的是生命的诞生与死亡，社会冲突与暴力。但即使在这些时刻，对人性的记录也要比对大事的记录更重要。事实上大多数人离这种惊心动魄的生活很远，生活中的人大都是普通的人，做着普通的事，生活在乏味与苦闷的边缘（如图6-20）。对于新闻摄影记者来说，也许这是个重新考虑关于如何拍、拍些什么的哲学基础的时候了（如图6-21）。
图6-20 《哄抢鸡蛋》 周民 摄
图6-21 《英雄周波》 周民 摄
相比之下，在每周的头条新闻里找到的世界地震频发（如图6-22）、政治武力冲突（如图6-23），天灾人祸等有视觉冲击力的照片是比较容易的。拍摄这些照片的记者值得敬重，但那些平凡的事对他们应是更大的挑战。非决定性的瞬间也可拍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照片，尤金·史密斯的《西班牙村庄》便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史密斯有深度、有智慧、有内容、有意义地记述了平凡的生活。
图6-22 《儿子，擦净身体好上路》周民 摄
图6-23 《逃避美军汽油弹的孩子》厄特·尼克 摄
人们的日常生活充满了美的东西，摄影师应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建立自己与众不同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