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相比，中国的调查采访报道出现较晚。而根植于电视媒介的调查采访报道在20世纪80年代才略显端倪。
1980年中央电视台开播《观察与思考》节目，这是中国电视新闻中较早进行深度报道的栏目，其中播出过不少调查性的报道。例如节目第2期采用偷拍的办法报道了“公车私用”现象。
我国电视媒介大规模调查采访报道的出现起始于1993年中央电视台新闻栏目的改版。
1993年5月1日，早间新闻节目《东方时空》创办，其中的小栏目《焦点时刻》是一个社会焦点类栏目，开始一些调查性报道的尝试。
1994年4月，中央电视台又推出了新闻评论性栏目《焦点访谈》。《焦点访谈》栏目中不少有影响的报道就属于调查性报道。如《惜哉，文化！》《仓储粮是怎样发霉的》《小车难载高收费》等。
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化和民主政治的推进，我国新闻事业的话语空间进一步拓展，一批有责任感、使命感富于探索和创新精神的电视记者经过《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几年来的成功实践，开始了更深层次思考的调查性报道的探索。
正是在我国大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媒体和受众双重需要的情况下，《新闻调查》应运而生。1996年5月17日晚9点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新闻调查》播出第一期节目《宏志班》。
由此为发端，调查性报道开始在中国的电视媒体上展示独特的报道模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
开播一年后，《新闻调查》打出“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 的广告语，昭示世人《新闻调查》告诉你的是背后的新闻，的确令人振奋，这种追求和奉献是在锻造栏目的品质从而形成观众的期待感。“新闻背后的新闻”还给《新闻调查》寻到了一个合理的依据：我公布的是背后的东西，所以我要“调查”。
“以‘调查’二字来说，新闻调查的定位只有一个，就是它的揭露性。通过记者的调查揭示时间的真相，真正的调查节目是以怀疑为前提的。当然，记者的行为动机必须是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前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调查的使命就是揭穿骗局和假相。”[2]
1.注重调查过程
作为一档时间长度达40分钟的调查性电视新闻栏目，《新闻调查》的报道不单单是新闻事件的5个“W”。
《新闻调查》着力展示的核心，是如何进入事实的内核，发现事实各个方面和层面的逻辑关系，在此基础上一步步获取事实的真相。
对《新闻调查》而言，过程就意味着真相。没有对调查过程的展示，观众就无法从历史、全观的角度来认识新闻事件是如何发生和发展的，也无法知晓究竟有哪些背景因素对事件的发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而没有了调查取证的过程，也就失去了电视调查性报道作为一种报道体裁独立存在的价值。
《新闻调查》栏目组曾经提出过 “主题事件化，事件故事化，故事人物化”。一直以来，《新闻调查》将故事化作为调查性报道的理念，并成为一种特定的创作方法。
对此，我们可以从《公交能否优先》的采访报道中，得到验证。
1997年1月17日，《新闻调查》播出《公交能否优先》。编导和记者对调查过程的重视和精心把握不但为该片也为《新闻调查》赢得了巨大的荣誉，时至今日还经常被人提及并作为“以调查过程流畅清晰取胜”的典范。
调查背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车辆的增多，堵车日渐成为各地普遍面临的城市难题。20世纪70年代初期，法国也面临过这样的问题。当时他们提出了“公交优先”的口号，实践证明效果不错。我国的城市交通是否也可以实行“公交优先”呢？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策划理念：因为调查的主题是“公交能否优先”，于是记者选取了北京103路无轨电车作为切入点展开调查。以103路为调查的切入点有这么几个好处：首先，它是北京公交运营了多年并且容易引出话题的一个交通线路。围绕这个线路展开调查，顺理成章地体现了以民为本，公交才能优先的主题；其次，以一条具体的线路作为切入点，使得调查远离了空洞的概念而变得具体形象；最重要的一点，103线路为调查提供了一个调查路径，调查可以以它为起点，进行多方面、多层次的延伸，调查的过程感必然鲜明。
下面具体分析调查过程——
记者早晨5点半就登上了由北京动物园开往北京站的103路无轨电车。对于103路来说，这已是由动物园开往北京站的第十趟早班车。记者此行的目的是想测试一下，在早上城里几乎不堵车的情况下，103路跑完全程12.8公里需要多长时间。
在103路电车上，记者展开了调查采访：“您平常上班的时候，一般怕什么？”被采访对象的措辞虽不尽相同，但中心意思却是一致的：“堵车”。
谈到目前严重的堵车状况，103路电车的司机回答得更绝：“徐徐寸进，步步为营。”
在完成对103路电车乘客、司机、售票人员、车队领导及北京公交公司总经理的调查采访后，记者的调查转向了政府官员和道路交通专家。从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到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副局长段里仁，从建设部城建司公共交通处处长张奎福到北京市公共交通研究所所长李建国，官员和专家不仅形象地讲明了堵车现象的根本原因、潜在的危害，同时也提出了最有效的解决办法——优先发展公共交通。
相对于重在现象和问题展示的调查采访，这一问题的调查有事例有数据，有历史有现状，进入更理性的层面，调查的过程非常清晰。
在完成对地面公共交通的调查以后，记者调查的路径一转，进入了更深的层面：地下公共交通对缓解交通堵塞压力存在什么样的可能性？调查的结果是“要真正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必须靠地铁。但修建地铁造价太贵，每公里5个亿。因此需要时间”。
完成了以上的调查，记者又开始了更深层面的调查——对公交优先社会意义和相关社会经济问题的思考。
可以说，对调查过程的重视和明晰地把握是《公交能否优先》成功的关键。
2.展示记者调查行为
我们知道，调查性报道起源于报纸媒介。而且从报道属性上来讲，报纸调查性报道和电视调查性报道并无本质不同。但是，报纸毕竟是文字的传播媒介，一切的事实和形象全都有赖于文字的描述和再现，因而记者的调查采访和报道其实是两个过程，最终见诸读者的是对调查采访素材的整理加工。
电视声画同步的媒介特性决定了记者的调查过程和报道是结合在一起的。被调查者虽然难免因为摄像机的存在而有所保留，但记者的调查行为和调查现场的展现是同步的。调查本身和记者报道无法分解地交融在一起，一次完成。
电视调查文体中，记者的调查行为成为报道的重要部分。这一点，从《新闻调查》开播的第一期节目《宏志班》中，就清晰地凸显出来。
在《新闻调查》以后的节目中，虽然在选材上经过了一个漫长曲折的探索过程，但其作为节目外在特征的电视调查文体却始终变化不大。记者始终是作为调查行为的实施者出现和存在的，他同时也成了节目的结构元素。
记者的调查行为包括记者对调查过程的分析。
展示记者调查行为还有另一层含义，就是展示记者对新闻事件的分析。因为面对任何新闻事件，记者必然有自己的视角。
这种归纳分析一般由记者在调查现场面对观众串场完成，在形式上类似于常规新闻报道中的现场报道。
把调查记者的现场分析纳入记者的调查行为，是因为这种分析对记者的调查起着条理清晰化的作用。
在《新闻调查》大容量的节目当中，不能全部是冗长的调查取证，这样既无益于真相的揭示，也使节目在叙事上失去了节奏感，甚至给观众一种流水账的感觉。
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新闻调查》从创办的一开始就确立了由记者出镜向观众展示调查进程并进行现场分析的报道模式。
在展示记者对事件分析的时候，有一个界限必须划清。那就是记者的分析归纳并不等同于记者的评价和议论。
记者分析的目的是条理调查的逻辑层次和叙事的推进，而不是主观的定性和议论。因为在此时调查的过程尚未结束，调查还在进行中，事实的真相还没有完全浮出水面，观众还处于对真相的期待和判断中，议论和评价只会导致反感。
在《透视运城渗灌工程》的采访报道中，记者的调查行为在屏幕上得到充分展示。
1998年10月16日，《新闻调查》播出《透视运城渗灌工程》，记者在现场的调查表现十分出色。
调查背景：1995年年内，运城地委和行署共同提出，在半年内，投资2.8个亿，完成100万亩的渗灌面积，并迅速采取了行动。然而，工程动工之初就有专家对大面积推广此项技术表示担心。结果如何呢？
记者调查行为：临猗县和芮城县是渗灌工程的两个重点县，记者先到临猗县进行调查。
记者随意在路边停下车：“这些田间地头的渗灌地，有哪些用过？”
农民：“没有用过，劳民伤财。”
记者：“为什么呢？”
农民：“没有水，用啥？”
记者又来到了芮城县节水渗灌典型乡学张乡，全乡共有34个渗灌池。乡长任干军说，全乡渗灌90%配套。
记者的观察很敏锐：“为什么很多渗灌池要建在路旁边呢？”
任干军（愣了一下，然后脸上堆笑）：“你这给我问住了，我也不知道该咋说。”
为了查实全乡到底有多少渗灌池用过，记者请任乡长一起来到了学张乡建有渗灌池的公路边。先看了4个渗灌池，乡长说这4个有3个都用过。最后来到了离乡政府最近的一个渗水池边。乡长说这个池子也用过。
记者：“下水管在哪儿呢？”
任干军：“那不是？”
记者：“哪儿？”
任干军：“那不是。”
“这地里有没有埋管子？”记者问身边的一个农妇。
“没有埋管子。”农妇的回答很明确。
“那个池子用过没有？”记者又问。
“没有。”农妇说。
“从来没用过？”记者又一次核实。
“没有用过。”农妇说。
任干军：“她一个老太婆，整天不在地里，她怎么能知道？”
农妇：“我老在地里。”
记者：“那个池子有没有放过水？”
农妇：“没有放过水。”
镜头马上甩到远处的任干军（咆哮）：“谁胡说了，我马上就收拾他。你哪能这样搞？咱们实事求是，你如果再这样说，我不管你，你随便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
……
在平王村，记者拔起一个渗灌池上做样子的水管问农民：“这样的还有吗？”
一位妇女回答：“不知道。”
旁边一位男人挥了一下手：“那边乡镇干部都在……”欲说又止。
综观《透视运城渗灌工程》，除了那些官僚气甚至匪气十足的官员外，留给观众印象最深的恐怕就是记者在渗灌工程现场所作的大量的实地调查。这种调查是行为式的，而非简单的一对一的采访。我们看到，记者在现场有发现，有演示，拔掉那个管子，让人一目了然。并在现场根据当时发生的情况立即进行现场指认，把记者充当一种调查媒介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新闻调查》的节目档案里，《沙起额济纳》也是一个成功的调查报道。记者迎着八级大风、面对滚滚而来的沙尘做现场报道；为了调查暴风雪过后牧民受灾情况，摄制组在过年时节深入茫茫雪海，顶着严寒冒着暴风雪寻访灾民；为探寻七里沟死人真相，记者戴着面具走向剧毒气体硫化氢……
3.调查路径围绕悬念展开
对于电视调查报道来说，如何展开调查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
分析《新闻调查》播出的片目，可以发现，几乎每一次成功调查都是围绕悬念的提出、悬念的求证、悬念的解决来完成的。
悬念成了潜藏于电视调查文体当中并时时发挥着不可或缺作用的重要元素。
在对悬念的处理和把握上，《新闻调查》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固定的模式。每一期的《新闻调查》在片头过后，都会出现记者演播室一段串场，而串场词的内容也往往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件或现象提出相应的悬念。
之后，全片便会围绕演播室提出的悬念，开始求证和探寻。栏目同时根据调查求证的脉络，将节目分为4个隔断，每一个隔断又在前一段落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小的悬念点，环环相扣，推动整个调查向纵深发展。
例如，《新闻调查》2000年3月24日播出的《左肾未探及》的演播室开场是这样的——
“1998年8月，7岁的小男孩杨易在医院作检查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的左肾没有了。这成了杨易一家人的心病。从此，他们不停地奔波在医院、卫生厅和法院之间。7个多月过去了，他们一家始终没有得到明确的结果，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是杨家还是医院，是医疗主管部门，还是我们现行的医疗事故鉴定体系呢？”
在这段串场中，开篇就提出了悬念，由对杨易左肾的去向延伸到对制度的呼唤上。于是悬念也从对新闻事件的猎奇升华为对制度的思考。
2002年2月23日，《新闻调查》播出了《毒枭谭晓林》，全片充满了悬念。
节目一开始，先概括介绍谭晓林的犯罪事实：四川乐之县人。1993年移居缅甸。先后向我国境内贩运大宗毒品55次，毒品海洛因3吨以上。
于是悬念出现了：谭晓林是怎么走上贩毒道路的呢？为什么被称为新一代的毒枭呢？
围绕这些悬念，片子开始了调查。
原来谭晓林的发迹是从他结识缅甸大毒枭杨国栋开始的。
于是悬念又来了，谭晓林是通过何种方式向我国实施贩毒行为的呢？公安机关又是如何对其侦查缉拿的呢？对于谭晓林这样一个狡猾的毒枭，缉拿的困难有哪些呢？
一个又一个悬念提出，然后一次又一次破解的过程中，调查一层层展开，故事一步步推进，真相一点点显露。
综上所述，《新闻调查》采访报道的特点在于围绕新闻悬念展开调查，注重展示记者调查行为、强调调查过程并最终揭示事实真相。
4.质疑精神
《新闻调查》栏目组曾经对记者采访提出过四项要求：
第一，质疑的精神。《新闻调查》的记者必须要有怀疑一切的介入态度和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工作作风。
第二，平衡的意识。《新闻调查》的记者应该让事件中的冲突双方和不同的利益集团有同等的发言机会。
第三，平等的视角。在《新闻调查》记者面前，只有被调查者这一相同的身份，没有尊卑贵贱之别。
第四，平静的心态。《新闻调查》记者要多一份理性，少一份冲动，这会有助于对事物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下面我们就结合《新闻调查》创办以来播出的具体节目，对这四项要求进行分析。
质疑，即对假象的不信任，其目的是对事实真相的揭露。
那么，什么是我们理解的真相呢？
所谓真相，《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事情的真实情况（区别于表面的或假造的情况）所谓真相就是正在或一直被遮蔽的事实；有的真相被权力遮蔽、有的被利益遮蔽、有的被道德观念和偏见遮蔽、有的被我们狭窄的生活圈子和集体无意识遮蔽。
如果进行归类，这些真相呈现两种状态：一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内幕和黑幕，即被权力和利益遮蔽的真相；另一种是复杂事物的混沌状态，即被道德观念和认识水平所遮蔽的真相。
探寻事实真相，不但包括内幕调查，同时也包括对复杂问题的深层探究。而记者的质疑精神，是获得真相的首要条件。
2001年4月7日播出的《绛县的经验》，记者是通过质疑精神一步步接近事实真相。
采访背景：1999年1月，山西省绛县被中国农业科学院确定为第三个全国农业科技示范县。仅仅过了一年，人们便从媒体上获悉，绛县已建成142个科技示范区，2 687个科技示范点。
有报道说，绛县在成为农业科技示范县以来的一年时间里，已经迅速地引进了新品种、新技术以及新成果380多项，有的成果推广当年就取得了成功，而无籽西瓜正是被着力宣传的这样一个项目。记者对这个成功的项目进行了调查。
下面是记者对绛县主管农业的副县长、农业科技示范工作负责人的一段采访。
记者：您告诉我一个确切的数字，全绛县种了多少亩无籽西瓜？
副县长：5 300亩，比较成功的是3 700亩。
记者：比较成功的标准是什么？
副县长：成功的标准就是老百姓的收入。
记者：收入怎么衡量呢？
副县长：去年好的卖两千五六，单亩收入2 500块钱。
记者：普遍都能达到这个水平吗？
副县长：普遍是1 500元左右，成功的是2 500元左右。
因为实际了解的农民收入和县里的统计差别极大，记者再次就农民收入问题对副县长进行采访。
记者：关于农民收入的数字是怎么统计出来的？
副县长：这个数字我们下去以后一家一户走，你卖了多少钱？他卖了多少钱？有的笑得跟花一样，有的很满意：还不错！差不多！明年继续干。
记者：这样的户多吗？
副县长：10个人种西瓜8个人挣了钱了，一般不向外张扬。
记者：为什么不张扬？
副县长：一个是收入一两千块钱有啥张扬的？如果收入十万八万老百姓还有点儿小思想，真正有两户不好他就吵得特欢：政府让我咋了咋了，这个不对，那个不对。
记者：您能不能具体地告诉我这个统计是怎么做出来的？
副县长：因为总共我们是8个乡镇就是几十个村子，而且面积就3 000多亩，我们有包乡镇的干部，有包项目的领导，没有准确到像测量小麦产量那样，因为也没有必要把它弄那么准确；农业动态，只要把整个动态了解清楚，以利于我们今后更好地指导农业工作。
记者：不经过精确的统计，怎么能够知道种得好的有多少，种得不好的有多少？
副县长：因为我们熟悉农村工作的，基本上统计情况都能弄出来。像你吧，你肯定弄不出来，你就要靠一家一户统计，算算、走访户调查。
记者：您觉得通过这几种统计方法统计出来的数字可信、可靠吗？
副县长：比较可靠。
……
记者：绛县在去年一年建成了142个科技示范区、2 687个科技示范点，我想知道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建设这么多的示范点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
副县长：这个示范园说多也不多，说少也不少。因为搞这么一个活动就是把方方面面的力量都调动起来，有力量的、有条件的都在参与这个示范。
记者：那么多的科技示范园、科技示范点，真正能够起到示范作用的您估算一下到底有多少？
副县长：真正起到示范作用的还是多一半。
记者：外界曾经说过：绛县搞的农业科技示范县很多做法是在搞“科技大跃进”，您怎么看待这种评论？
副县长：因为1958年我才3岁，我也没有参加过“大跃进”，我不知道“大跃进”是个啥概念。
《绛县的经验》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凭借记者锲而不舍的质疑精神，一次次深入农户家里，实地采访，实地调查，绛县官僚形式主义最终得以被揭露。
记者董倩在采访的过程中始终不温不火，正是记者的质疑精神使《绛县的经验》获得成功。
5.平衡意识
2000年3月24日，《新闻调查》播出《左肾未探及》在观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
《左肾未探及》节目内容——
河北省石家庄市郊区东简良小学一年级学生杨易在4岁时患了“神经母细胞瘤”，这是一种常发于儿童的恶性肿瘤，多生长在腹部紧靠肾脏的部位，死亡率很高。1996年11月26日，杨易接受了腹部肿瘤切除手术，身体恢复良好。不料三年以后，也就是1999年8月，杨易的身体再次出现了异常反应。
此后，杨易的父亲杨选国把孩子送到了当初施行手术的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但在做腹部B超检查时，有关人员竟惊讶地发现小杨易的左肾看不到了。杨选国立刻怀疑，是不是三年前那次腹部手术中孩子的肾脏被切除了，因为上次手术就是从肾脏上剥离肿瘤，而术前检查显示双肾大小、结构都很正常。但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称手术施行正确无误，杨易的肾脏可能是术后萎缩。之后，杨易的父母开始请求医院和卫生厅进行医疗事故鉴定。由于杨选国和医院之间分歧太大，再加之进一步的检查尚未进行，省卫生厅无法做出结论。杨易的父母把省卫生厅诉诸法院。
那么，杨易的左肾到底去哪儿了呢？问题到底出在哪儿？究竟谁该对杨易负责？是杨家还是医院？是医疗主管部门还是现行的医疗事故鉴定体制？
据本片编导的《调查手记》介绍，在前期采访中，只有杨易的父母一方愿意接受采访，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又多了一份替自己讨回公道的力量。而第二医院和卫生厅拒绝采访的原因是他们认为此前的传媒“炒作”有失公允，并已经给公众造成一种印象：杨易的左肾已经被医院切除了。医院在推卸责任，卫生厅在偏袒医院。后经编导的一再劝说，并基于收看《新闻调查》以往节目所获得的“客观中立”的印象，第二医院和卫生厅才表示愿意接受采访：说出真相，以正视听。
在最后的播出片中，我们也确实看到，记者和编导没有不负责任地“煽情”或“谴责”，而是始终冷静客观地给予当事各方以同等平衡的表述机会，让他们倾诉各自面临的尴尬和委屈，进而引发对医疗事故鉴定体制的思考。
我们来看两段记者的采访——
记者：杨易的爸爸把这个病历给我们，上面的8月20日是您签的字。
省二院B超科大夫秦玉玲：是的，是秦玉玲。
记者：您能不能回忆起来那天的一些情况，关于孩子做B超的一些情况？
秦玉玲：回忆不起来了。
记者：一点也回忆不起来了？
秦玉玲：一点也回忆不起来。
记者：当时秦医生的反应，你还记得住吗？
杨选国：记得，（她）一句话不说，当时就叫记录的大夫，报告简单一点，就把后边都去掉了。还有肾脏、脾脏，这些都没报告，不报告了，不说了。
……
杨选国：我小孩肾脏没有了，我感到意外，我感到吃惊，我受不了。我辛辛苦苦三年，呕心沥血到现在，没想到小孩的病情恢复了，受到这么大折磨，我花了十几万进去，去北京，哪个地方都去了，该治的都治了，花了那么多钱，现在小孩肾脏没有了，我能接受吗？我当时找二院去了。
当年的手术医生张道荣：我们手术都写手术记录，没有切。我们送标本到病理科没有记录发现肾脏，我们的麻醉师记录没有切除肾脏。
……
张道荣：我费了那么大劲，反正我看到的我都拿到了。从我良心上我不受谴责，我觉得我是对得起他，我是做到仁至义尽了，我尽了我最大努力了。费了我百分之百的力气了，我心里无愧。
……
记者：你认为孩子的肾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杨选国：没有了，而且肯定是没有了。萎缩到一点都没有，找不着，是不成立的。
记者：您能不能很自信地面对我们的摄像机，您可以保证，在手术的过程中，您没有切除孩子的左肾？
张道荣：这一点我敢千真万确地告诉你们，而且我敢用我的人格，用我的党籍来保证，到任何时候，你就是逼着我，把我的头砍掉，我也敢说，没切就是没切。
6.平等视角
1998年4月17日，《新闻调查》播出第79期节目《从市长到囚犯》。
1997年3月，河南省鹤壁市市长朱振江因受贿罪被捕并被判刑12年。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勤苦攻读的学生，他是如何走向犯罪道路的？《新闻调查》的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下面是记者对朱振江的一段采访——
记者：在你推荐的干部里面，或者你为之说话的干部里面，有没有出现最后走上违法道路的人？
朱振江：就是胡安林。
记者：你跟胡安林这样一个人是什么时候开始结交的？
朱振江：我当副市长以后，因为他是一个企业的厂长，在工作过程当中逐渐和他接触多了，就认识了。
记者：当你跟他个人的关系发展到比较亲密以后，你自己什么时候感觉到可以向他提一点要求？
朱振江：就是出国的时候，有一次到美国去。当时，资金比较紧张，我跟他提过。后来他给了我1 000美元。
记者：这是你第一次向别人提出来要钱，跟过去别人送上门来是有很大的不同吧？
朱振江：因为我知道他那儿有，先从他那儿拿来用。回来以后，他再没有追问过，我也没有再还他。
记者：实际上你内心深处有没有想“还”？
朱振江：没有。
记者：回到安阳之后不久，胡安林的企业得了奖，而你向这个企业又伸了手。
朱振江：那很简单！就是从他的奖金里分了10 000元给我。
记者：你当时收他的钱是一件非常容易、很自然的事情，是这样吗？
朱振江：跟他比较熟悉了，所以也就比较随便了。
记者：一个“要”，一个“收”，作为你来讲，不同在哪里呢？
朱振江：不同就是，你收了，是人家给你送上来的；你要就是说自己占了主动了。
记者：你有没有某种跨过了界限的感觉？
朱振江：现在看起来，这个事情确实是跨过了界限。
……
记者：在你担任市长和副市长6年的过程中，当年上大学时，那42块钱的事情和父亲的嘱托是不是曾经被你想起过？
朱振江：曾经想起，但是慢慢地又给淡忘了。
记者：当你想起的时候，内心有矛盾和冲突吗？
朱振江：……
记者：你认为自己从当年跨进市长的办公室到现在跨进这座监狱，是什么东西给你带来了这么大的命运的变化？
朱振江：金钱。
记者：你缺钱吗？
朱振江：我不缺钱。
记者：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动机需要这样做？
朱振江：就是挡不住。
记者：这个挡不住的东西是一种**吗？
朱振江：是一种**。所以对这个问题，我确实感到非常懊悔，也确实感到这是个惨痛的教训，说实在话，太沉重了！我至死都不能再忘记它。做官总是要有一定的权力，但是如何去用好这个权，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面对的一个最实际的问题。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千万千万不可伸手，伸手必被捉。
在访谈的过程中，记者在牢牢把握自己的职业角色的同时，也流露出自始至终的平等意识和观众视点。既尊重了被采访对象的人格，又不显得过分亲近；既揭露了采访对象的犯罪事实，又不同于办案人员的审讯。正是记者在采访上很好地把握交流与审视的分寸，不但很好地叙述了事实，让对方表白了自己；并在对方叙述和表白的过程中，不断找出其破绽进行反驳和质疑。
7.客观态度
2002年3月23日，《新闻调查》播出了《与神话较量的人》，引起极大轰动。被采访对象刘姝威后来被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评为“感动中国——2002年度风云人物”。在《与神话较量的人》中，记者王志以其一贯温文尔雅、绵里藏针的提问，与刘姝威进行了一番谈话——
记者：照你这么说，就是没有人来关注这件事。
刘姝威：没有人说出这件事。银行没有及时采取行动的原因，不是因为技术上的原因。
记者：不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
刘姝威：从技术上，现在银行有那么多博士和硕士。他们都受过很好的训练，他们怎么能够看不出来呢？绝对不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而是由于技术以外的原因。
记者：你指的这个因素是什么？
刘姝威：就是什么呢？作为一个上市公司的话，瞿兆玉哪有那么大的本事上天入地：他为什么能那么迅速地拿到《金融内参》呢？如果这个因素你不消除的话，保证我们的信贷安全是很难的。
记者：你指的这个因素是在商业游戏规则之内呢，还是之外？
刘姝威：我想这不是市场经济允许的。要是在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当中，这些因素是不可能存在的。这些因素呢，会威胁到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而我以前的研究，就像瞿兆玉对我的评价一样——你太学术了，我对这些因素原来关注得太少了。
记者：你指的这个因素是权力吗？
刘姝威：你说呢？
记者：我问你。
刘姝威：我问你。你听了我讲述的话，你认为这个因素是什么？
记者：你是当事人。
刘姝威：这个问题我想应该让公众来分析吧。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是权力的话，这就有一个——他为什么会用他掌握的权力干出这种事？怎么才能够制止他运用手中的权力干这种事？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那么对于决策部门来讲，是不了了之呢，还是要一查到底呢？如果这个问题你不一查到底的话，以后他还这么干；如果这个因素你再纵容它存在下去的话，银行没法办，行长无法当，这是很危险的。
记者：你认为会不了了之吗？
刘姝威：我不希望不了了之。
记者：你的预测是什么？
刘姝威：我的预测……我无法预测。
记者：预感呢？
刘姝威：我无法预感。
以上，我们对电视调查记者在采访时应具备的四种精神进行了举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