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北京，周歲就要三十。住在家裏，完全沒立起來。而且，就因為沒結婚，哪怕西單的大悅城過去都是我和發小玩過家家的地方，自己也依舊被人視作在這座城市“還漂著”。
爸媽都算是老北京，但從小到大，家裏條件永遠是溫飽有餘，小康不足。印象中，家裏所有的碗和碟子就沒有刷幹淨過，喝水杯子上也都爬滿陳年風化的汙跡，花色土氣的枕巾不到萬不得已絕不更換。回想一番，真是邋裏邋遢的三個人。
但作為這個家庭裏的孩子，我絲毫不介意，今後也不打算介意。父親自五十五歲那年就一直有抑鬱症，情緒是持續地壞，連時好時壞都沒有過。平時他和誰都沒話，經常獨自坐公共汽車去遠郊區，門頭溝也好，平穀也好。但隻要喝上半錢任何酒，就會變得極為健談，“百憂解”一直都沒有斷過。我媽呢，早早便內退了，連我都記不清那是她四十幾歲還是五十幾歲時發生的事，之後便一直把全部鬥誌和熱情傾注於花鳥魚蟲。但養的魚相繼過世。
在我們這個穩定了三十年、也得過且過了三十年的三口之家裏，貓已經常駐了十八年。最近，她常常因為衰老而在昏睡中猛然從沙發靠背上跌下來，把全家、包括它自己嚇一跳。
我上班的地方是個公關公司，美國的，照理，在業內還不差。而且，名稱也在去年被更正成什麽公關谘詢公司，但其實每天幹的還是雞零狗碎的活動後勤。
老板叫艾華謙，是個來自西雅圖的美國中年大叔，有著一半日本血統，但這並不妨礙他保有所有美國大叔都有的“雙手抱頭並蹺二郎腿”強迫症。
搞公關的畢竟是女人紮堆。艾華謙每天被眾多長發離子燙腦袋環繞，裏麵還夾雜幾個韓式梨花頭，他一定覺得自己英俊並能呼風喚雨吧。
說起來，自己在公司也才待了三年，但似乎卻走到了內心的邊緣。在這樣的公關公司，即便是給你一個客戶總監的頭銜，幹的依舊是滿場子遞麥克風、查麥克風和收麥克風的活兒。所以，最近半年，自己的職場戰略明確演變成了：混著，靠著，耗著，熬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