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作业者进入田野调查点的第一件事就是安心住下来，与当地人建立田野关系。良好的田野关系是学者进入他者文化的标志。
一、居住的定义
居住，指田野作业者确定具体时间和地点的居住地调查。它对田野作业全程具有理论意义和方法的意义，不是简单地只是一住了之。
早期田野作业者把在调查点长期居住视为田野作业的要义。马林诺夫斯基曾介绍他是如何在当地居住的。他说：
（我开始住了下来）我了解了村社的每日生活程序，就如同本地人一样。……当我清晨散步穿过村庄时，各家各户的生活细节均在我的眼前展开，漱洗、烹饪、早餐。我可以看见人们如何安排当天的工作，如何执行这种安排，一群群男女如何协作进行某项建设。日常的琐碎事件：争吵、戏谑、家庭趣事，有时是不引人注意的，有时是戏剧性的，但无一例外均是有意义的。这一切就在我周围形成一种生活气氛，一种与当地人一模一样的气氛。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有过失礼行为，但已经与我建立了感情的当地人们都毫无迟疑地向我指出[1]。
这段话，曾被各种田野作业著作反复引用，成为教科书式的范本。但通过研究早期田野作业者的著作可以发现，在他们的那个时代，居住还是介入被调查者生活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理论活动。他们选择与被调查者亲密往来和共同起居的日常化方式，建立一种彼此可以接受的关系，以利推动下一步田野工作。
马林诺夫斯基的中国弟子费孝通后来评价说，他的“马老师”的田野作业方法是和他的功能学派理论结合在一起的。这批早期田野作业者的居住与平时探亲访友的居住有什么区别呢？费孝通认为，区别就在于早期田野作业者“要解决的是‘研究的适当单位’”，而不是沉浸于被调查者的日常生活中。他举了自己的一个例子说，他就曾通过观察不同家庭成员的日常活动，去了解他们之间的亲子和夫妻等关系。这就是从眼前的“日常现象”走进背后的“文化关系”，从看得见的表层走进看不见的深层，这正是他的“马老师”的“文化表格”所指导的行动方向。
一个从事田野工作的社会人类学者对文化这个“复合的整体”怎样入手进行调查研究，却是个难以处理的具体问题。困难是在既然是囫囵的一整体，从何下手去作全面观察呢？
这种情况可以用我亲身体验的经过来说。令人难忘的是我到达大瑶山六巷村的第一个晚上，先行的向导已经替我们安排好住处，在一家正屋对面的小楼上。我们一进这个小楼，顿时被黑黝黝的一群人围住了，有大人，有小孩，有说有笑，讲着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话。他们借着微弱的烛光靠近我们来看我们的脸，有些妇女还用手抚摸我们的衣服。我们进入了一个友好的但莫名其妙的世界里。我们明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搞清楚这些人是怎样生活的。这样的混沌一团，头绪在哪里呢？
一个田野作业者首先要解决的是“研究的适当单位”。在这纷纭杂呈的众多男女的活动中，要理出个线索。我们住定了，开始和所借住的这家人打交道。这家的男人懂得点汉语，和我们勉强可以直接对话，但是妇女们只懂得本地的瑶语。经过几天相处，我们和房主这一家人熟悉了。话不懂，做手势，慢慢建立起友好关系。这样开始我们的“田野工作”。
首先我们只有依靠在自己社区里待人的经验，来和他们作有礼貌的接触。我们觉得在和房主人来往中，已存在着一定的“会意”，就是互相在一定的限度内可以懂得对方的意思了。我的爱人更以学当地语言为机会，和她们建立比较亲近的关系。实际上，我们已初步踏入了当地的人文世界，充满新奇的感觉。我们进一步设法有意识地去了解他们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我们就这样很自然地把家庭这个团体作为主要的了解对象，摸进了这个不熟悉的人文世界。
……
我们是依赖着人类生活的共性来指导我们的观察。以我们直接的感受来说，我明白人们对远方来的客人，只要相信他不怀敌意，固然不免好奇但是友善的。主客之间存在着区别，主人们相互间也存在着不同的关系，而这些关系是相当固定的，大家相当明白怎样对待对方，而且分明地看得出有亲疏之别。我认为，这是任何社会的常态，最亲密的团体是父母子女之间形成的家庭。我们就抓住这个团体去了解他们在这个团体里的各方面具有规范性的活动，这就进入了他们的人文世界的大门[2]。
费孝通的解释是马林诺夫斯基离开调查地点半个世纪以后的事情，这中间已经过几代人对马林诺夫斯基学说的肯定、批评与反思。马林诺夫斯基学派一向认为，一个陌生人走进被调查者的家庭和社会，去居住，去研究，这里有一个预设的概念，即认为人类各种文化都有根据别人的反应来决定自己行为的共性。他们以这种理念去推导，认为被调查者的文化集团看见外来人有礼貌的举止和友好的交往，便会采取同样的态度去接待外来人，这样双方就容易发生走得很近，建立工作型的社会关系[3]，他们相信学者是可以被他者文化集团所接受的。但是，他们没有提在建立这种关系过程中的文化冲突，好像学者只要持礼貌友好的愿望，就能在被调查者中居住下来，然后按自己的想法去执行一切，这就好比进入一个音乐厅、一家咖啡店，选个位置坐下来，下面就会按部就班地上演节目，或者品尝饮品。按照这个逻辑，学者在他者中间居住是一种“物理式”的搬家运动，用不着在心理上和思想上起“化学变化”。
现在我们知道，这是学者一厢情愿的设计，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双方是有文化差异的。文化差异与人情关系不能画等号。调查者与被调查者解决了人情关系的隔阂，不等于能解决文化差异；没解决文化差异，也不等于要做伦理宣判。人类不同文化各有各的“理”，就连什么是“友好”，什么是“礼貌”的伦理观念，也各有各的一套说法，所以学者被相异于自己的不同文化接纳是有条件的。最起码说，学者的表现也要合于他者文化的“理”，即与他者的文化价值观不冲突，才能换取一张“闯入”的门票。据我们后来从马林诺夫斯基的弟子的书中得知，当年他们也有很多难言之隐，但他们始终未把田野关系当作一个理论问题来讨论，在精神上过于“自我”，这就使他们赠给被调查者的“人类”的概念，对对方来说有点奢侈。
现代田野作业者之所以能通过居住完成田野调查和研究的任务，不仅是因为获得了居住的形式，而且是因为通过居住化解了双方的文化冲突。双方在文化价值观上彼此了解和互相尊重，才使田野作业者能选定田野调查的观察距离和研究视角，直至完成田野民族志的撰写工作。现在出现在世界各地的良好田野关系，已成为人类文化中的一种新现象。
迄今为止，从包括早期田野作业者在内的田野调查著述看，一共提供了四种田野关系，即拟亲属关系、熟人关系、官方关系和文化翻译关系，以下我们分别讨论。在本节的最后，我们也介绍21世纪田野关系的变化。
二、拟亲属关系
在各种田野关系中，拟亲属关系是一种最早创立的社会关系，它的始创者是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它比较容易促进田野作业的成功。
拟亲属关系，指田野作业者被当地人接受为自己的内部成员，得到当地人赠给的一个亲属称谓，然后在当地顺利地居住下来，开展研究工作。20世纪20年代中期，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得意弟子哈特到澳大利亚的蒂维人（the Tiwi）中间调查，就采取了建立拟亲属关系的做法。他充任了一个蒂维营寨里老妇的“儿子”，消除了当地人对他的戒心。他说，在一个茫然四顾的世界里，有了亲属的称号，就像人有了年龄一样，能让人找到自己的位置。
（有了亲属称谓以后）我就被包括在他们的亲属体系里面，这样，每个人都知道怎么样对待我，我也知道该怎么样对待别人，大家的生活将会舒适、顺利一些。
……
我一直不甚清楚他们对我加入他们的亲属体系看得有多重。可是在我快离岛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使我惊讶不已，因为这件事表明他们一些人把我加入他们的亲属体系看得比我想象的重要得多。八九个熟识的年纪比我大的男人围着我，他们都是Jabijabui氏族年纪较大的成员，我称他们都得叫哥哥或舅舅。他们来找我是商量一件需要慎重处理的事情。……这只有在她的儿子和兄弟都同意之后，才能这么干。因为他们不愿因此而引起兄弟间或氏族成员之间的纠纷，导致长期不和[4]。
哈特同意办理“一件需要慎重处理的事请”，就是由氏族成员出面，按照当地的风俗，采用“活埋”的方法，帮助他的“妈妈”安乐死。那时他的拟亲属“妈妈”已经瞎了，神志不清，无法自理，“经常被木棍绊倒，或掉到火塘里”，活着已经十分受罪，到了生不如死的地步，于是按照蒂维人的风俗，便要采取传统的、人人都能接受的办法，帮助她尽早离开这个世界，解除她的痛苦。在蒂维人看来，以这种方式结束一个丧失生存能力的老者的生命，等于“是自然而然地死的。她的亲属最后看她的时候，她还活着”[5]。哈特明白，他别无选择，必须遵从当地风俗。作为田野作业者，他的收获是，他听说过这种风俗，但没有亲眼见过，自从他和蒂维人有了拟亲属关系，他才能目睹这一风俗的实际内容和全部过程。
从文化价值观上说，拟亲属关系是双方磨合的润滑剂，可以在各类陌生的人际关系中做“减震”处理，使之平稳地滚动起来，让双方成为一个协作体。由于拟亲属关系使用起来亲切灵活、简便实用，叫一声“干爹”“干妈”，就能少说许多废话，因此只要有条件，在现代田野作业中，许多田野作业者仍使用这种办法。法国女人类学者艾茉莉（Fiorella Allio）20世纪90年代以后进入台湾的台南地区调查做社火调查，就在那里当了一户农民的“干女儿”，她把快乐和痛苦都对干爹干妈说，这家人也信任她，从此她依靠这一亲密关系进行了近十年的田野调查。
中国民俗学者在本乡本土做田野调查，可以利用拟亲属关系工作，也可以直接利用亲属关系工作，这是差别。如果民俗学者回家乡调查，在亲属中居住，开始时还能免去许多猜疑，比较快地进入角色。一个山东籍的民俗学专业研究生的老家在菏泽县，她的“三大爷”就住在她家的隔壁，寒假期间，她凭借自己这种得天独厚的“关系”，顺利地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田野作业。
我请邻居三大爷讲故事，因为他已经很了解我了，所以我就跑到他家说想听他“拉呱”，而且用录音机录下来。一来觉得这些从小就听的故事很有意思，二来是完成“民间文学”课的作业。当时他的兴致很高，就爽快地答应了，给我一口气讲了不少故事。1999年寒假，我到姥姥村上找姥爷的堂嫂就是我的大姥姥采录经歌，寒暄之后，我说：“听说您会唱很多经歌，俺奶奶也想学学，我记下来回去叫她学，行吧？”她很乐意把经歌传授给别人，就唱了十来首[6]。
但是，民俗学者利用亲属关系也不是无限制的。如果离乡久了，个人的身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社会地位已比乡亲们高，再回乡做田野时，也会与乡亲之间产生很大的隔阂。这时需要倍加小心。重续旧情，尽量回到昔日亲人相处的无间状态，然后做调查。另一位山东籍研究生说：
2000年春节前，我回到阔别已久的故里山东省鱼台县罗屯乡陈楼村，调查当地的信仰民俗。因为我面对的是我的乡亲，我隐去了我的博士生身份，我觉得这样与大家交往更随意。我去拜访少年时的同学、曾经比邻而居的街坊、本家族的长辈和晚辈。我和大家一起回忆过去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在轻松的谈话中让他们觉得我仍是他们中的一员。然后，我逐渐接近主题，向他们询问与信仰习俗有关的一些问题。当他们对我问这些感到奇怪时，我解释说，多年不在家，对家里的一些事已经不清楚了，想知道一些。并对他们说，我的老师说这些也是学问。他们听了，都乐意尽其所知地告诉我[7]。
在民俗学田野调查中，所面对的亲人不一定都是信息提供者，但他们在本乡居住日久、地面熟悉，掌握了不少一传十、十传百的“小道消息”，所以他们都知道附近谁是更好的被调查者。另一名山西籍研究生就遇到这种情况，她要调查临县胡村的扭秧歌习俗，她母亲就把她介绍给她的一位远房表哥，还让她拎着两瓶酒去找他。等她见到这位表哥，才知道事有凑巧，表哥的姐夫的哥哥正好是胡村的原村长，于是她表哥又买了两盒点心，带她去见这位村长[8]。
像这样的田野调查，由一个亲人关系，发展出一个亲属网；再由这个亲属网，发展出一个拟亲属网，效果就是双倍的：它既能显示民俗文化信息的传承路线，又能指民俗承担者中的“能人”或“知情者”。
三、熟人关系
熟人关系，指通过田野作业者的亲人、朋友，或者亲人的亲人、朋友的朋友的介绍，与他者文化成员结成的工作关系。它也能使田野作业者较快地进入他者的居住地，从事田野研究。美国女人类学家布里格斯（Jean Briggs）就利用这种关系，进入了爱斯基摩人的群体，度过了与异文化成员发生摩擦的危机。
我于1963年 8月底到达查来。加拿大政府每年派一次飞机到那里，我就是坐那架飞机去的。我带着约阿港（Gjoa）的英吉利安（Anglican）的牧师和他夫人给我的介绍信……这封信说，我喜欢和Utkutihiksalingmint人一起生活一年左右，学习爱斯基摩人的语言和技术：怎样刮兽皮，怎样缝兽皮，怎样抓鱼，怎样把鱼保存起来并把油炸出来，用于寒冬在小屋照明或取暖。他们告诉当地的人们，我是个好人，叫他们不要害羞或害怕，“她自己就有点害羞”，并向他们保证，叫他们不必觉得——他们对白人经常有这种感觉——他们一定要顺从我的意愿[9]。
这位美国姑娘与爱斯基摩人建立田野关系，凭借了一封熟人的“介绍信”。但她有她的脾气，有她的是非曲直。有一次，她自以为帮助了对方，却得罪了对方，正在她心里感到十分别扭的时候，她的“熟人”——牧师夫妇，在当地人面前表了一个态，等于又给她开了一封口头介绍信，才替她解了围。她多亏有这位熟人几度牵线，才回复到初始的应对状态。她说，当她听到他者成员中的“爸爸”重新叫她“女儿”时，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回忆：“从八月开始，他就没这样叫过”[10]。这时她喜出望外，感念牧师。她庆幸自己是熟人关系的受惠者。
中国学者在本民族进行田野作业，利用熟人关系进入调查点居住方便快捷。中国社会本来就是一个熟人社会，比起亲属关系和拟亲属关系，熟人关系毕竟是一个社会大网络，能承受更大的外来压力，还能把这种压力分散到周围的更小的一个个熟人圈子里去，举重若轻地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正所谓“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这种熟人关系运行的结果，能把熟人网拉大到超乎田野作业者想象的程度，覆盖到他者文化生态分布的各个点。费孝通的成名作《江村经济》，就是依靠他姐姐的帮忙，建立了熟人关系，才能开始调查的。后来，他在江苏省吴江市庙港镇开弦弓村居住，做了为期1个月的农村经济变迁考察，才写成这本书。45年后，他第三次来到这个村庄，发现当年的熟人再见面，几如亲人。
今年10月我有机会偕同我在上述书中提到的那位姊姊，现在已经78岁，一起去开弦弓村走了一趟，当然说不上什么实地调查，事实上只可以说是回乡探亲。乡亲们的热情是难以形容的。我完全沉浸在友谊的海洋里[11]。
多年后，他还对姐姐的好人缘钦敬不已，他说：
我常想，我姐姐怎样会成为现在吴江农民心底里敬爱的“费先生”的呢？还不是因为她在70年前学会了改革养蚕制丝的科学知识。她把当时的新科学技术带到了吴江，在江村改良了养蚕和制丝的生产技术，又把集体工业带下了乡，才使我们吴江的乡亲们在昨天带头搞出了“乡镇企业”[12]。
费孝通是能从熟人关系中提取学术效益的学者。自江村调查后，他又到云南禄丰县做调查，还是靠了“姨母杨季威女士及同学王武科的介绍”，建立熟人关系，完成了计划。在这次调查中，他再次贯彻了在江村所创设的中国“社区研究方法”，考察了“现代工商业发达过程中农村社区所发生的变迁”[13]。
熟人关系是一种普遍的人际关系，人类学者利用这种关系做调查，与民俗学是很相近的。在中国，民俗学者还能更多地利用熟人关系，因为中国人深谙“远亲不如近邻”的人情道理。但熟人关系也有另外的奥妙，民俗学者要根据临场的变化，审时度势，把握好熟人关系，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把这条人情通道变成学术渠道。以下分析几份个案的描述，说明建立民俗学者建立熟人关系有顺境也有逆境的情况。
（一）顺境描述
1.通过朋友关系，先找熟人，通过熟人找研究对象，再从研究对象中发展新熟人[14]。
南江县在四川省的东北部，我们从成都出发，需要搭乘15个小时的长途卧铺汽车。车厢内卧具肮脏、空气污浊。一觉醒来，窗外已由沃野百里的川西平原变成青山绿水景象。
从来没去过南江，从好友处要到一个呼机号，我们就贸然到了这里。我们的车晚点了，一下车就给机主小G打了电话。小G是好友的好友，她已经十分着急了。她将我们迎到岳父X伯伯家。X伯伯是小学教师，小G说他最喜欢读书人。我们向他们说明到南江是为了调查背架子，小G说没见过，而X伯伯一听，则马上得意地说：“我还背过呢。”
X伯伯第二天便带我们去了一个小村子，让我们实地观察背架子。那里的村小学校长是他的一个得意门生。经他们引见，我们到了两户农民家里。小金在院子里测绘背架子，我则坐在屋里与户主和来看热闹的村民们谈话。太阳天，院子里挺晒的，X伯伯本来在外面陪小金，也因为受不了进了屋里。他听我问的事，都是头天他告诉过我的，有些不高兴。这一天下来，X伯伯的偏爱明显给了小金，我落了个闲逛闲聊的不好印象。
一天的调查下来，对于年过六旬的X伯伯而言是很辛苦的，我们不好意思再麻烦他，也担心他的在场使我们的调查受制约，因此第二天便自己按着地图，去了更偏远的一个村子。司机则还是头天X伯伯介绍的那位，他有亲戚在那个村子。本打算就去找他亲戚，但途中遇到个搭车人，后来便去了他家。得他帮助，还在村里找到两位当年靠背运为生的“背二哥”。
由此，我们还希望进一步了解一下现在的“背二哥”，那些在县城里靠背兜卖苦力运输的人。于是设计了问卷。我们直接走上街头，开始是以相当于基本背运价的钱，请“背兜”们来回答问卷。有的人乐得一份钱，有的人很想知道我们到底要干什么。我们与他们一起坐在了街头，围上来的人越来越多。有一个县城干部模样的人前来质问，我们没有害怕的表现，只是简单地说明是学生来实习，需要这些“背兜”的回答，便接着做问卷，没再理会他。这一下好像颇得“背兜”的好感，他们中的一些人认定我们是可以为其讲话的人，满怀义愤地把自己迫于生计才来县城卖苦力的遭遇讲给我们听。不管我们怎么解释，他们只图讲个痛快。
在我填写问卷的同时，小金在旁边和一些背兜聊天。其中一位年过五十的老背兜，已经有三十年的背运经历，孩子小时为养家，孩子大了为供其念书，他农忙务农，一到农闲便出门当背兜，起早贪黑。经其同意，我们还跟他去了背兜的住处。那里阴暗狭窄，墙壁熏得漆黑。而据他讲，能住上房子还算好的，有的背兜连这样的住处也住不起，只能头缩在背兜里，露宿街头。
忙着做问卷，一直顾不上吃午饭。X伯伯派小G来叫了多次，我们都推托未去，到下午才告一段落。小G也一直陪着我们挨饿。不过这以后，X伯伯对我的印象也有了改观，态度又亲切起来。那天下午下起小雨，我们还要去看望编县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一位文化馆老干部，而那人正是X伯伯的老朋友，于是他又陪我们去了。
四天后，我们在一个下雨的清晨离开了南江。离开时亲眼看到了露宿街头的背兜，其中有几位还是接受过问卷调查的。我们上前去向他们告别，他们露出诧异的神情。后来小G说，她赶来送我们时，车已经走了，是那些背兜告诉她，我们走了。
2.通过师生关系，找熟人，再借助方言优势，发展自己与熟人的地方关系[15]。
清明节期间，我随导师到陕西蒲城做调查，这是我的第一次田野经历。前几天我们几个研究生都是在导师与当地政府、民众建立良好关系的基础上进行专访，第六天我们自己分头做了入户调查。由于方言的原因，我开始与当地农民真正接触。
一开始，有一位本村的村民带我们去，他向人们介绍我们是老师和学生来看看水窖，因为大家都认识他，工作很顺利。后来他有事回家了，我们就自己介绍自己说是老师和学生，没有见过水窖，想看看水窖是什么样，有多深。有人也要问我们为什么要记下他们的姓名和年龄等，以为我们是查户口的。一般人家就不多问了，但露出神奇的眼神，奇怪我们竟然不知道他们天天用的水窖为何物。另外，在调查中，从我们一进村子，就已经有很多人注意到我们，并相互传话说有几个人正在做调查，有的人知道我们调查的内容后非常爽快，乐意回答。有的人则锁上门，站在门外说家里没人。这样的情况我们也不勉强。也有很多人在调查中向我们诉说农民生活的苦情，着急天旱不下雨，我们都认真地听和记。
3.通过田野关系中的熟人，找其他向导，再与向导发展熟人关系[16]。
2000年10月1日到10月7日，我到山西省霍州洪洞交界的四社五村做田野调查。当时第一个需要建立关系的人是我的地方向导乔娟，她是以前已经建立过良好田野关系的义旺村村长乔新民的女儿。乔娟很热情，而且对本村村民比较熟悉，每进一家门都帮我作介绍，这对于拉近我和村民的关系很有帮助。可以说，在她的帮助下，我的胆子也大了起来，敢于开口做自我介绍，并比较顺利地进行调查。
我的另一个向导是仇池社桥西村的村民董慧慧，那年她19岁，由于桥西村比较大，她对村民的情况并不是特别熟悉，进入每一家都需要我自己独立进行自我介绍。她陪了我一天半，第二天，还需要她做我的向导，我觉得很不好意思，而且很担心怕农忙的时节她家有什么事，半路把我扔下，所以我一路上天南地北的跟她聊天，把带着的糖给她吃，中午又到她家吃饭，她也反映出喜欢我的样子，还给我看了她自己做的鞋垫，临走的时候我们还依依惜别。我从和董慧慧的交往中找到了建立良好田野关系的乐趣。
4.通过别的田野调查者，找到被调查者，再把别人的熟人变成自己的熟人[17]。
清明节那天，我和李亚妮一起去蒲城罕井镇调查。我负责调查神棚。神棚周围挤满了人，各项民俗活动一一展开，我有点目不暇接，顾此失彼。后来一位师姐带我去见她的老熟人、卜师尉宝谋，一位当地的小学老师。望着他的并不年轻的脸，我一时居然不知道该叫他“尉大爷”还是“尉老师”。后来我想，他在当地老百姓眼里，是有学问的人，所以老百姓才能选他当卜师，我如果叫他“尉老师”，显然是尊称，符合他的身份和他在当地的文化地位，也能表示我对他的尊重；如果我叫他“尉大爷”，对他这样的农村知识分子心理来说，可能有点“俗”，他不一定愿意听，虽然也能套近乎，但终究在他看来，不一定像我说的话；于是我立刻决定叫他“尉老师”，话一出口，果然得到了好效果。他对我的态度非常友好，还把我听不明白的字写在纸上。后来我想我是沾了一点选择称谓的光。
5.通过出示对方的著作，赢得对方的好感，再与对方建立熟人关系[18]。
春节期间，我去辽宁故事家李占春老人家调查。开始他对我一点也不客气，一直目光炯炯，表情严肃。我为了证实自己的研究生身份，就把临行前借的一本已出版的《李占春故事选》给他看，表示我是向他学习来的。没想到此举马上给我的处境带来了转机，话题立刻转到这本书上，屋里的其他人纷纷插话，带着惋惜和愤慨的情绪说，自己家这本书已经没有了，最后一本也让电视台的记者给拿走了。李占春却平和下来，说自己留着也没用。随后，老人很随和地微笑着对我说：“这本书你全看了吗？”我违心地说，都看过。老人显得十分高兴，说，“那我就给你讲一个书上没有的，叫《刨金砖》”。讲了一个，又讲下一个。这种气氛正是我所期待的。说实话，此刻我才意识到这本书的特殊价值，它是我和老人建立交情的宝贵的见面礼。
（二）逆境描述
1.初步建立熟人关系，又由于被调查者发生某种变故，中止关系[19]。
（19）89年5月23日，我到海拉尔鄂温克旗调查猎民习俗。经旗长杜古介绍，结识了一位牧民。他邀我先喝白酒。我自信有酒量，对他的敬酒未加迟疑，但按当地猎人的规矩，喝了第一杯就要奉陪到底。结果我后来喝到了胃出血。这时猎人才发现我的酒量跟他没法比，但人很诚实，能舍命陪君子，于是，他答应带我进山打猎。出猎那天运气不佳，猎人一无所获，他因此变得暴躁起来，让我点火做饭，当我点不着火时，竟然大骂我一顿。他也没有履行诺言，一个故事也没给我讲，这次调查因此失败了。当然，事后我们成了好朋友，可是，我后来因为东奔西走，再也没有机会去海拉尔调查猎民习俗了。
2.已建立熟人关系，但由于对被调查者的活动规律不了解，工作失败[20]。
正月十五那天，我去了官陡镇，找到我的朋友，我们一起去看庙会的耍龙表演。表演间歇时，在他的介绍下，我和他的大舅、一位舞龙队员攀谈起来。由于事先不了解舞龙仪式的内容，不知道什么应该先问，什么应该后问，便想到哪儿问到哪儿。当我刚刚问完一个问题，准备要问第二个问题时，那边就高喊表演开始了，朋友的大舅赶快跑过去，不再跟我闲聊。以后再也没有时间跟他说话，我的这次调查就这样失败了。
3.可以成为熟人，但没有让对方了解自己的调查意图，难以开展调查[21]。
在几次打电话没有结果的情况下，我就单枪匹马去了调查点。在村里很快找到了拟议中的重点调查人老申。在以后几天的调查中，我们混得很熟。可是，在跟他的接触中，我感到很难让他明白我的调查意图，怎么说他都不大理解，更不要说接受。这样一来，我就必须反过来按照他的意志和安排去做，这便给调查陡增了难题，工作很难开展下去。
4.因不符合当地的风俗习惯，难以与被调查人建立熟人关系[22]。
第一次做田野作业的时候，我和男友同行，由于我们还没有正式结婚，所以一进调查点，就被访谈对象盯上了，他们一家人都似乎在审查我们俩的身份，这使我手足无措，惴惴不安。当对方确信我们不是图谋不轨的坏蛋后，女主人才流露出待客的热情，把我们让到北方农村的大炕上休息一会儿。这次我吸取了教训，以后出行，一定要符合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否则还没等张口，就已被对方拒之门外了。
四、官方关系
官方关系，指借助政府有关部门的帮助，进入调查点，开展田野作业。在外来学者很难进入他者社会的情况下，有些田野作业者征得地方政府的支持，在地方政府管辖的地点做调查，或者扮成政府工作人员到他者社会居住。他们半替政府工作，半从事田野工作，逐步通过自己的良好表现，消除他者的疑虑，最后成为他者能够接受的外来成员。美国人类学家凯泽（R.Lincoln Keiser）就通过官方关系，开始了他在本国芝加哥黑人区的留居和调查。
要和黑人建立关系是很困难的，没有人，尤其是白人，能进入黑人社团的居住区。着手调查工作，必须花很多时间做非常仔细的准备工作。在开始正式的调查之前，有必要与群体内有影响的成员建立联系，取得他们的信任。我是在工作过程中接触到这个问题的。我被聘到社会服务部即后来的芝加哥法院任职，作为办案员被派到北方儿童法院，它的管辖范围包括芝加哥西边黑人居住区的草原地区……作为办案员和人类学家，这两种角色以各种形式发生冲突。作为办案员，我的首要任务就是帮助向我请教的人对城区世界作一种调理以避免他们卷入与统治者的冲突，与统治他们的白人的代理人的冲突，与芝加哥中层阶级的冲突。然而，作为人类学家，最重要的是要不以自己的价值观去衡量别人的行为，尽可能客观地描述、研究。既然我的首要任务是担任办案员的角色，可以为我的人类学调查提供情况的人就被严格地限制了。尽管碰到了这些困难，我还是能够搜集到一些基本资料[23]。
这是在美国，我国的国情不同。现在我国民俗学的田野作业大都是征得当地政府的同意的。田野作业者经过政府有关业务部门的介绍，在他们与基层联系人疏通后，才能下乡。下去后，他们才施展自己的本领，寻找研究对象，与研究对象相处，结成熟人，再开展学术工作。以下分析两个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