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本章起，介绍在田野作业中分析所搜集资料的理论与方法。
现代田野作业者都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共识：即田野作业不仅仅是搜集资料，而且是一种初期理论建设工作。田野作业的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田野工作者每天朝夕晤对他的田野关系，会产生层出不穷的联想；他们每天搜集到程度不等的地方资料，会有种种成功的估计或失败的焦虑；他们每天反省自我形象，力求减少主观臆测对衡量他者文化行为的干扰；他们每天根据所得到的新感觉和新理解调整自己的视角，对一个一个的文化点做尽量深入细致的微观观察，他们还要每天与田野调查地之外的世界建立各种理论联系，以求对微观个案的科学意义和学术史价值做出宏观的比较和论证。所以，田野作业的时间表不只是搜集资料的一览表，它也是资料分析的日程表和广泛理论活动的进度表。在田野调查现场，对资料的搜集工作和理论分析是紧密结合的，至少在田野作业者意识上，它们是不可分割的，田野关系的魅力和田野资料的活力都呈现于此。
田野工作者对田野调查资料的分析内容称田野叙述。它是在撰写田野民族志之前的一种非正式表述活动。它以叙事为主，论析为辅。在分析工作中，要求把社会历史背景、搜集资料、信息提供者、田野关系、田野作业者形象、观察视角和相关的书面文献记录等都纳入其内，进行综合思考。它要在反复连续地归纳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反映调查点独特文化内涵的资料系统，提出田野作业者的初步理论意见。
开展田野叙述工作的形式，依条件而定，没有固定不变的程式。早期田野工作者是很少在田野调查地集体讨论资料的。他们在原住民中孤军奋战，缺少学术对手，徒有大量鲜活的感受而无可语人者，只能把内心的独白写进日记里和笔记中，返回学术营垒后再做从容的整理和叙述，马林诺夫斯基和他的第一代学生都是这样。他们甚至赤手空拳地面对陌生的世界，为了降低外界阐释的压力而尽量将自我局内化，直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费孝通的前妻王同惠就在大瑶山的田野作业中书写了青山埋忠骨的故事[1]。
20世纪60年代前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前面讲过的吉尔兹和后面要提到的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斯蒂芬·泰勒（Stephen Tyler）、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和鲍曼等，总结了老一代田野工作者的学术经历，从不同的角度，书写和阐发了田野叙述的理论意义[2]。吉尔兹还直接把田野叙述放到田野作业伊始去讨论，较早地创造了叙述这种田野作业者意识的模式。近几十年来，田野作业者组队联合调查的例子逐渐增多，在调查现场开始田野叙述工作的机会随之增加，它的实际功用也就表现得更加明显。归纳起来，现代田野叙述的长处如下：
第一，利用田野作业者聚合的“智囊团”优势，共同分析调查资料，提出许多田野作业者单独调查所不能察觉的学术问题，产生多角度观察和交叉视角讨论后的新发现，从而扩大对资料的解释能力，补充使用资料的新方法。
第二，减少往返调查的盲目性，提高搜集资料工作的质量。经过田野叙述，找到观察和访谈的盲点，当场解决，能不留尾巴的尽量不留尾巴，力争建立相对完整的专题资料系统。它还能提高田野作业的单元工作效率，相对缩短在田野调查点的停留时间，这也符合现代社会节奏快，田野作业者和他者文化成员都忙，需要省时高效工作的特点，同时也可节省经费，多少避开这个让田野作业者头疼的麻烦事。
第三，也是相当重要的是，田野叙述在现场进行，追求与田野关系的密切挂钩、互动互利的学术目标，这种工作是在书斋里根本无法完成的。在田野关系中做田野叙述，可以使田野工作者的分析质量得到对方的验证，使他们的理论活动获取对方的当场文化反应，从而及时地加以修正。这样，田野工作者心中有了底，才能大胆地进行理论假设，从此有理有据地安排撰写田野民族志的工作。
本章分六节，分别是：现场叙述、比较叙述、反观叙述、假设叙述、阐释叙述和文学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