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地区田野作业报告：1992—2013年
选例一 河北定县秧歌戏调查
（田野作业时间：1990—1999）
1926年，留美博士晏阳初带领一批知识分子，从北京来到定县，在这里发动了一场中华平民教育运动，持续近10年，被农民称为“洋博士下乡”。他们下去后，要知道不识字的老百姓在想什么，说什么，关心什么，于是发现了当时十分流行的定县秧歌。社会学家李景汉、张世文等负责把这些小戏的唱词搜集、记录下来，还有一位搜集者，就是后来写作了抗日歌曲《松花江上》的作曲家定县人张寒晖。1933年，由李景汉和张世文编辑，出版了《定县秧歌选》，书中共收定县秧歌48出[1]。同年，李景汉还出版了另一本书，叫《定县社会概况调查》[2]，介绍了定县秧歌所在的定县社会的情况，包括当时民间唱戏敬神的原因与经费、供奉的主神、寺庙的数目、庙会的分布等。这两本书，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资料集，遗憾的是，很少有人研究它们。
1987年，欧达伟教授首先在美国开始了对《定县秧歌选》的研究。他把它当成中国现代社会下层民众思想史的资料，进行了历史学的考察。到1990年，他一共发表了两篇长文，一篇是《华北民间小戏中的婚姻恋爱观》；另一篇是《河北乡村戏曲中的伦理道德观》[3]。他运用法国年鉴学派的方法，率先在美国历史学者中，以考察中国特定区域的民间文艺活动史的方法，研究民众思想对中国现代社会变迁史的影响，取代了以往孤立地研究中国上层政治史和上层历史文献的做法。
自1992年起，欧达伟教授和我开始了学术合作。我们一道踏上了定县的土地，重新调查研究《定县秧歌选》。我们把这本书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俗志资料，从民众观念的角度，而不仅是学者的知识系统，对它再研究。这样一来，我们双方的眼界都打开了。那些原来在书面记录中看不出来的大量的民间“潜台词”及其社会文化内涵，在民俗表演的环境中都显示出来了。我们也一步步地被推上了历史学与民俗学者合作的新舞台，并重新认识到60年前搜集和保留的这部秧歌资料集的宝贵价值。这一时期，离开《定县秧歌选》的出版，已经60年了。
历史学者与民俗学者合作，研究民间戏曲，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是这种民俗志资料的传承时限和共享范围的问题；第二是民间剧场观的问题；第三是口头文艺表演被用来描述和阐释社会历史的真实性问题。
几年来，在理论研究上我们借鉴了20世纪以来中西学者研究华北乡村社会所取得的成果，它们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根据个人观察和体验的资料描述华北乡村社会生活的，包括西方传教士的遗作、英美学者客居华北乡村的见闻，如：明恩溥的《中国乡村生活》[4]和希顿的《翻身：一个中国村落的革命文献》[5]，他们主要是以外来人的眼光，看待华北的乡村社会。第二类是以日本学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华北搜集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一书为基础，对华北乡村社会进行历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研究[6]，如甘布尔的《定县：一个华北的乡村社会》[7]、黄崇智的《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8]和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9]。第三类是人类学者和民俗学者经过独立的田野调查撰写的著作，如日本直江广治的《中国民俗文化》[10]、孔迈隆的《华北家族组织》等[11]。
前人的研究为我们的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不同的是，我们的研究，是历史学兼民俗学的，具体说，在如何研究中国民间小戏的社会史含义上，还没有现成的先例。
如对上述第一个难题，以往学者的研究已经说明，民俗资料的传承年代，一般早于被搜集的时间；它们的传承区域，是通过民间传承人的活动范围鉴定的；这个比较容易明白。但早到什么时候和传播的范围和功能能达到什么程度，就似乎无从得知了。这涉及民间历史观的表述方式和类型化的记忆问题。
再如，我们的考察重点，是老百姓唱戏和看戏的生活史，这在以往也缺乏研究，比如，《惯调》收入了当年访问河北、山东村民的原始记录，弥足珍贵，但由于这些资料是由侵略国一方向被侵略国的民众搜集得来的，所以难免失真。比如，《惯调》说，那些年，农民因为太穷，不唱戏了，就不是事实。这可能是当年调查的日本学者不了解民间小戏活动的真实情况所下的结论。解决这个问题，就涉及上述的第二个问题，即民间剧场观。
此外，民间小戏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它携带信息的社会性和现实性。我们的五四前辈周作人等就说过，没有一个唱戏是不拜神的。换句话说，民间唱戏，每次都是现场唱、现场拜，这就有它的现场文化意义。李景汉在《定县社会调查概况》中也说过：
每逢春节等农事节日，或庙会会期来临，农民都不肯错过看秧歌的好机会。平时他们在生产、生活中，也经常哼上几句秧歌。妇女们趁着看秧歌，迈出家门串亲戚，演戏的村庄里往往聚集着应邀而来的四方亲朋好友[12]。
这就指出了唱戏与庙会、经济、节日等跨家族、跨村落的亚文化群的关系。那么，对我们来说，这个亚文化群的空间有多大？以及这个空间的边界内所表演的秧歌戏，是否能够比较准确地传达出所谓的华北民间社会的思想？即上述的第三个问题，这也需要认真探讨。
我们的基本工作方法是，以《定县秧歌选》为文本，开展田野作业，从《定县秧歌选》的表演环境、表演者、观众的反应、民间传记资料等“活”文化的角度，分析可从秧歌戏中获得的现代民众观念。现代，主要指20世纪初至1949年以前的一段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