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欧达伟根据定县秧歌的文本，研究了华北民间的婚姻观和伦理观。
来到定县后，我们多次访问了当地的秧歌老艺人和小戏班社，搜集他们的回忆资料，听他们自己“说戏”，然后再来研究《定县秧歌选》，我们发现，根据文本记录和民间解释，它们可以分为14个类型。
第一类，失落定亲宝型。传达民间婚恋爱观。主要讲男女主人公由父母做主，自幼定亲。男方家持有定亲宝为凭。以后，男方家道中落，女方家长嫌贫爱富，悔约赖婚（理由是失落定亲宝）。但男女青年自己冲破阻力结合了。
代表剧目：《杨二舍化缘》《杨富禄投亲》等，共7种。
第二类，索取信物型。表演年青一代不是靠家长的定亲宝，而是靠彼此互赠的信物，信守爱情誓言。
代表剧目：《兰桥会》《罗裙记》《丁郎寻父》等，共5种。
第三类，媒人说亲型。以女性为主，否定媒人的角色，认为婚姻应该是没有外人干涉的自由行动。办喜事也都是女子动手操办。
代表剧目：《刘玉兰上庙》《打鸟》《顶灯》等，共6种。
第四类，缘情假死型。讲述婚变争娶的故事。婚变的原因在家长，但遭到了男女青年的反抗，他们把其中的一方装在棺材（或描金柜）中，装死，然后私奔了。
代表剧目：《双锁柜》《描金柜》。
第五类，老少换妻型。主要反映民间少女的婚姻史观。在乡村爱情戏中，有一个不可缺少的情节，是男女自报年龄。据定县地方志记载，1949年以前青年的婚令，女的十六七岁，男的20岁左右。秧歌戏中的男女自报年龄，大致符合这个情况。但如一方是少女，另一方是年老的丈夫，岁数相差悬殊（如20岁以上），女孩就会有强烈的反应，或逃走，或私奔，或打官司。这和西方的现代婚姻观不同，也与今天中国现代青年人的婚姻观不同。戏曲中的女孩，不管对方是高官，还是财主，说不愿意，就不愿意。她最后总能打赢官司。
代表剧目：《老少换妻》《耳环记》等，共6种。
第六类，家有仙妻型。表演女子比男子更聪明能干，或能教男人读书识字。这些不平凡的女性，被解释为天仙、玉皇大帝的女儿或出身豪门的小姐。这些戏曲表达了女子可以被尊重的观念，和能够赢得男子的爱慕与敬佩。
代表剧目：《白蛇传》《崔光瑞打柴》等10种。
第七类，丈夫休妻型。大多是婆婆导演的离婚戏。丈夫又不愿意离。据李景汉对1929年对定县515个家庭的调查，离婚的只有2例。可见，这类小戏主要以离婚为话题，谈民间女性的生活史。
代表剧目：《蒋士幢休妻》《王明月休妻》等5种。
第八类，小姑劝善型。讲婆婆制造离婚的口实，小姑以女儿的身份劝母亲回心转意。这类戏，其实谈的是如何正确地使用家庭主妇权。通常使用主妇权的是婆婆，协助使用主妇权的配角是小姑。
代表剧目：《小姑贤》等6种。
——欧达伟研究的民众婚姻观和伦理观，属于这8个类型之内，戏曲的内容特点，都是在家庭内部发生的种种冲突。但在民间生活史的叙述中，它们是被这样表述的，定县的土话还称它们是“拴老婆桩戏”“针线筐戏”“家庭戏”；用学者的话说，就是女性戏。
第九类，家门内外型。从民间小戏唱词的分类看，家门内外，是不同的民俗环境。
凡是表演非正统的情节，都在家门以外展开的。
代表剧目：《赵美蓉吊孝》等6种。
第十类，跳神扮仙型。表现民间的家神观。
代表剧目：《小花园》等6种。
第十一类，僧道度劫型。这类戏曲的表演，从叙事情节到唱词用语，都与当地的佛道宝卷极为相似。能形象地传达民间的宗教观。
代表剧目：《杨二舍化缘》《杨文讨饭》等13种。
第十二类，民间结社型。在定县秧歌的唱词叙述中，出现了许多民间会社的名称，大致有9种，其中有的是性别组，有的是拟亲属关系，也有的是江湖结义组织。
代表剧目：《金牛寺》《倒听门》等13种。
第十三类，禳灾减丁型。反映中国民间的人口观。
代表剧目：《郭巨埋儿》《耳环记》等3种。
第十四类，公堂告状型。表现民间法律观。击鼓告状是口头文化，被告、原告和证人基本都是家族内部成员，如父亲告女儿、妻子告丈夫、女婿告岳父、娘家告婆家等，县官判案的结局，是以官方权威否定家长权威，肯定家庭民主和村落民主，代表家长势力和村落恶势力的一方一律败诉，表现了民间的法律观。
代表剧目：《借当》等8种。
以上分类，与文本史料的分类不同的是：一是大体上按照文本剧目分类，但在叙事类型上，往往互有重复。把上述14个类型所涉及的剧目加起来，共96个，比《定县秧歌选》中的45个戏，多了41个，多出的部分，都是故事类型上重复的部分。二是定县秧歌艺人自己的分类，也比《定县秧歌选》上记录的要多，因为他们在实际表演中，是把45个剧目中的连台本戏拆成小的折子戏来表演的。但折子戏再小，也不小于上述情节单元，这就说明上述的分类，是民间戏曲叙事中的基本分类。这样，定县艺人所说的秧歌戏的数量，也比45个要多，他们总是说，“有80多个”或“100来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