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说的秧歌戏表演，指定县秧歌的流传范围、表演者、观众，及他们在观看耳熟能详的乡村演出时，所表现出的与文人学者不同的“演戏”“戏台”和“演出效果”的观念。
看第九类家门内外型。在这类小戏中，家门以内，唱词称“上房”“经堂”等，用以表演正统情节，如守孝、训子、祭祖等。在这里，儒家正统思想与民间观念是交叉的。家门以外，唱词称“上庙（会）”“兰桥”“井台”“小花园”等，用以表演非正统的情节，在这里，最能充分地表达民众思想。如传统乡村社会中的民间自由恋爱等。此外，那些走亲串友、逛庙会、赶集、看戏等群体民俗活动，也都在家门以外发生。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秧歌艺人在演出这类故事时，最能即兴发挥，老百姓看到这种戏，也最容易叫好。究其原因，固然与他们熟悉戏曲的内容有关，但决不止这些。因为这些戏，他们不是第一次接触，而是接触了一次又一次还有兴趣。当他们反复地、主动地去接触和呼应这类戏曲时，就说明在他们的剧场观中，占中心位置的，正是他们自己。在他们的观念中，秧歌戏的“戏台”，在露天的戏棚里，还在另一个户外世界中。
就定县秧歌的表演类型看，它们在民间的共享范围，有三个圈。
（一）秧歌戏曲圈
据20世纪50年代统计，中国现有民间戏曲317种，华北是这些戏曲分布的高密度区。其中，河北、河南、山东各占二三十种，山西最多，占56种。定县秧歌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它又分为东调秧歌和西调秧歌。东调秧歌流行于定县、唐县、清苑、安国、无极一带。西调秧歌流行于平山县一带，直到山西。两派除了唱腔不同，剧目没有差别，历史上老艺人也互相往来，客串演出。定县秧歌王宋文川还叫得出西调派的四位著名艺人“四红”的名字。我们在平山县见到了“平山红”封广亭的孙子封习龙，还得知秧歌戏曾有民国年间的木刻剧本，50年代失传了。
定县秧歌艺人自称老家在山西洪洞县。宋文川七岁时，20世纪40年代初，随师傅到山西太原登台亮相，一举唱红，人称“七岁红”。30年代晏阳初在定县时，秧歌艺人刘洛福领头的“义合会”名气最大，他的绝活是演《老少换》，此人于1938年病故。大多数的定县秧歌老艺人都有到过山西演出的经历。而在山西的56个剧种中，秧歌戏占一半以上，洪洞的秧歌更是历来出名。近年在山西塑县刘家窑村发现的清雍正九年义合秧歌班演出题壁中，又发现有定县秧歌的《安安送米》等剧目。此外，宋文川师徒的“三庆班”，就足迹遍河北。京郊妙峰山下涧沟村的王门戏，三代相传，所表演的秧歌剧目20余出，与定县秧歌完全相同。由此，可知这个圈的边界，南到山西、北到河北。
从调查看，定县的秧歌走出了定县城门以外，原因有三个：一是出于艺人唱戏谋生的需要；二是在这个圈内，老百姓形成了欣赏同类戏曲的历史传统；三是这个民众群体的单身汉多，渴望看家庭戏。
（二）韩祖信仰圈
刚才提到的20世纪40年代初成名的秧歌艺人宋文川，本身信佛，早晚三炷香。以他为代表，秧歌戏的表演还有第二个中心点，即定县北祝乡北齐村。村内有明代建立的民间道教混元教教主韩飘高庙，又称韩祖庙。周围10个县80%的农民信奉韩祖，400年来，这里一直是民间朝圣的中心。村民还保存着混元教宝卷。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一日，10县的信徒，聚集数十万之众，都要到定县来烧香祭祀。
祭祀的节目之一，就是唱秧歌戏。我们在调查研究中发现，在这个圈内，秧歌戏的表演传统，同样根深蒂固。它还和民间宝卷的唱诵借口换词，本身就能传达民间宗教信仰。
在上述类型的第十跳神扮仙型、第十一类僧道度劫型中，这一点表现得十分明显。
如在第十一类僧道度劫型的代表剧目《杨文讨饭》中，讲一对贫穷夫妻，以乞讨为生，但他们做梦都想过上不愁吃喝的好日子。这段唱词叫《赶太阳》。大家可以对照一下，看它的内容，与混元宝卷中的《太阳经》是十分相像的。
定县混元教崇拜太阳，称太阳为“佛太阳”。它的原型是无生老母，后来才变成了韩飘高。定县秧歌在演出前，要拜戏神，秧歌艺人说，戏神就是无生老母。可见，秧歌戏能说宝卷的话。
反过来，我们发现，在宝卷《十朵莲花》中，也采用类型第十一类《杨二舍化缘》中的“报花名”唱法，从一数到十。在数到第六朵莲花时，唱的就是秧歌戏《郭巨埋儿》的原文：
六朵莲花两边分，
郭巨埋儿有真心。
郭巨埋儿为他母，
刚攫下去有金银。
可见，民间宝卷也说秧歌戏的话。
定县秧歌在韩祖庙唱戏，要解决治病、祈子、求雨、显灵、免灾等一系列人生和社会的问题，这在类型第十二类民间结社型的小戏中，说得很明白。这些秧歌戏的唱词说，当地人成立了许多会，有兄弟会、摇会、老母佛会、烧香会、乞丐会、同年会、说书会等。对他们来说，开会唱戏，有严肃的意义，而不是娱乐。唱词还说，能传道治病的大神，是从山东、河南来的，这就把这个宗教戏曲圈的外延，又向南扩展了。
（三）京都文化圈
自明代以来，定县就与北京有联系。刚才说的北齐村混元教宝卷，据文献记载，就是在明代朝廷内部刻印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定县秧歌名声大震，也曾得到京、津两地上层人士的邀请，北上演出。1931年，刘洛福来北京表演，国家制片社灌制了他的《借当》等几出戏的唱片，这至今是定县人的荣耀。他们把在刘洛福之后成名的宋文川比作“秧歌梅兰芳”，则表现了对秧歌戏的表演水平的自信。民众相信，他们的秧歌戏，北京知道，全国就知道，全国知道，就可以加入其他戏曲艺术的繁荣行列，从而保持自己的地位。这是定县民众的又一种剧场观，对上层文化和正统大戏而言，它表现了一种认同意识。
这三个圈有交叉关系。如定县秧歌的戏祖，传说又是唐明皇，或是苏东坡，民间还有相应的祭祀他们的仪式，这就把韩祖信仰圈，跟山西的戏曲圈和京都的文化圈连上了。这三个圈，覆盖华北四省，成为一个亚文化群。它以民间口头文艺的类型和仪式为基点，在地方的表演环境中，扩展家族、村落文化的边界，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吸收来自上层的非自我文化，并将它们整合为一个相对稳定的亚文化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