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县，在华北地区的现代社会史上，是一个不平凡的地名。红色小说《红旗谱》《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地道战》《野火春风斗古城》等里面的许多群众原型，出自定县。加上20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20年代张学良的部队驻扎定县、抗战前晏阳初在定县发动中华平民教育运动，直至1947年定县解放，这里曾是无数英雄豪杰驰骋的热土。
在这种环境中，定县的秧歌戏，穿着清朝的服装，扮演唐宗宋祖，念着宝卷的唱词，生存和发展到今天，实在是一个传奇故事。
它的社会文化内涵，主要是通过秧歌艺人和观众的生活史资料体现出来的。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的末代皇帝，定县的许多神庙也被拆除，或改建为学校、机关。这是兴盛的秧歌戏，大演女性戏，如最受欢迎的是刘洛福的《老少换》和《怕老婆顶灯》，表现了农民戏不一定轻视女性的特征。
晏阳初来定县后，农民评价他是清官。平民教育会请洋博士熊佛西执笔，改编了秧歌戏《醉鬼》等，从此秧歌艺人不再唱醉酒闹事的戏。
农民回忆说，日本兵不是东西，端着刺刀看戏，其实一句话也听不懂。抗日初期，定县秧歌只演杨家将，不唱妇女家庭的戏，表示老百姓不服从统治。后来，秧歌艺人大贵子投奔了抗日游击队，任洛栓参加了共产党。
他们批评国民党来了收唱秧歌的税，拿不起税就不让唱戏，还说“唱秧歌，坏村子”。那时农民不敢唱私情戏。
他们说，毛主席是青天，他领导中国，穷人都当官。但共产党禁止迷信，秧歌戏里的目连戏自20世纪50年代初停演。
60年代，宋文川被打成全县唯一的不识字的右派。70年代，他借秧歌戏的公堂告状型故事，喝酒壮胆，拦了县委书记的车，唱戏喊冤。唱词出自《龙宝寺降香》：“常言说，好酒能遮人的面，我叫他吃几杯水酒遮面容”。这位书记后来主持了为宋文川平反的工作。这是东路秧歌的情况。
西路秧歌很幸运。1947年，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开进西柏坡，大兴延安文艺新传统，还放映苏联电影，把这一带变成了“晋察冀的小乌克兰”。几位村干部还受到毛主席的邀请，到他的住处看苏联电影，由毛岸英做翻译。
1993年，我们到西柏坡时，他们的子女为我们表演了陕北延安的新秧歌《拥军花鼓》和《南泥湾》。
但当地农民很会用政治术语表达传统的秧歌文化。西柏坡的阎二板大爷不识字，但小戏和民歌都唱得好。演唱之前，他先发表一通开场白：“西柏坡是中国的第二个延安，毛主席在西柏坡指挥了三大战役，建立了新中国……”全打官腔，郑重其事，表情自豪。接着唱起了《王二姐思夫》，唱完了，又谈了几句计划生育。
在政治压力大的时候，民间艺人只要与地方干部的私人关系好，还被允许表演传统口头文艺，干部说，只要干活快，唱“荤的、素的”都行。等农民开会时，也给干部面子，讲《幸福路上迈大步》的故事。
但是，从秧歌戏的口头文艺形式本身来说，它的戏曲话语的形式是比较固定的。老百姓借助唱戏和看戏的途径，表达对中国现代社会史的评价，所使用的戏曲唱词，也是传统的，如“神”“祖”“灾”“龙”和“清官”等。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叙述对现代社会变迁的感受。在这方面，可以通过分析他们所喜爱的小戏的内在含义，来分析他们的史评史观。
（一）女性与祖先
由上述一、二节的分析可见，女性话题，总是表达年青一代观念的话题。与女性相关的“花”“树”等唱词，都被用来描述美好的事物。如柳树是有利于水利灌溉的比喻，能带来雨水的神灵，也往往是女性，她们手中握着的柳枝，被称作“美人柳”。共同的祖先，是表达亚文化群的边界的词汇。在定县，民间在崇拜韩祖和无生老母的同时，还崇拜帝王和文豪身后升成的神祇，如唐明皇和宋东坡，反映了农民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注。因为这类神既然曾经是人，就了解人的困难，既然身后成神，就能解决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二）灾害
在定县秧歌中，“灾害”是一个重要的叙述词，它能记忆各种人生、社会和自然界事物的起源和重大变迁，能在亚文化群的约定俗成的群体契约中，灵活应变地调整对人口增加与生产、生活矛盾的解释，能交代“机会”“福气”等幸运词的由来。
（三）龙的权威与虚拟国家
在民间小戏中，“龙”是表达民众的历史观认同上层史观的关键词，它常被用来预测伟人的奇异出现，如说某某身上有龙，将贵为帝王。但小戏也讲“帝王还家”的主题，表达了一种朦胧的民主思想。在定县，祭龙的仪式和祭韩租、祭戏神的仪式，还被唱秧歌戏混在一起，虚拟成国家形态，如在韩祖庙的供奉牌上，写了“皇帝万岁”的联语，制造了亚文化群的民俗政治权威。而老百姓对这种被官方权威保护起来的民间神祇，更加信奉，他们安善守法，不贪不占，名声很好。
以上说明，定县秧歌戏的表演和流传，不但能传达华北民众的现代社会史观，而且能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组织文化空间，帮助民众表达他们的各种理想和意愿。
[1] 李景汉、张世文编：《定县秧歌选》，北京：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3。
[2]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北京：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3，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1986。
[3] R.David Arkush，Love and Marriage in North Chinses Peasant Operas，In Perry Link，R.Medsen，and P.Pickowicz，eds.Unofficial China：Popular Culture and Though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Boulder：Westview，1989.The Moral World of Hebei Village Opera，In Ideas Across Cultures：Essays on Chinese Thought in Honor of Benjamin I.Schwartz.eds.Paul A Cohen and Merle Goldman，Combridge.Mass：Harvard Press.
[4] Arthur H.Smith，Village Life in China，New York：F.H.Revell，1899.
[5] Willian Hinton，Fanshen：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New York：Vintage，1968.
[6] 《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东京：岩波书店，1953～1958。
[7] Sidney D.Gamble，Ting Hsien：A North China Rural Communi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4.
[8] Philip Huang，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9] Prasenjit Duara，Culture，Power，and the State：Rural North China，1900-1949，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10] [日]直江广治：《中国民俗文化》，写于1941年，后扩充为论文和调查报告集，由岩崎美术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中译本，王建朗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1] Myron Cohen，Lineage Organization in North China，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90.Vol.49.pp.509-534.
[12]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北京：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3，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