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作业时间：1992—2000）
一些宗教学著作指出，宋元以来的华北民间宗教活动大都是短命的。在华北社会内部动**的时期，国家政权为了控制民众的思想，还经常与民间宗教发生严重的对立和冲突，这是华北民间宗教活动出现流浪性、残疾性的开始。这是一种主要以社会政治为背景的民间宗教活动分析[1]。
但我认为，这种说法有些笼统，并且不一定都是民众的看法。生性活泼的民间宗教，主要不是活在国家政治里，而是活在民众的民俗文化中的。华北社会是一个具有相当长的民俗文化历史的区域群体，在长期的民俗文化传承中，民间宗教应该是由道教、佛教和儒家思想等更多的因素结合而成的。华北民众对各种政治、文化和宗教意识的吸纳能力是很强的。宋元以后，尤其如此：有些原来声势鼎沸的民间道教、佛教派别，表面上看起来消失了，实际上却被民俗给融合了。
在华北民众的群体实践中，它们被捏合，被“全体性”化、被转化成口头讲唱经卷，几百年来一直在流传。可以说，对华北的民间宗教，从社会政治上看，是不稳定的；但从民俗上看，却是稳定的[2]。
形成这类经卷文艺的最大契机是道家对劝善思想的宣传，华北民间称之为“念善书”[3]。它所提倡的“善人”观念，与农业世俗生活中的天、地信仰相结合，引导人们生成“天、地、人”三界推命的想法，强调人们在贫穷、人口多的日常生活中，追求心态平衡的自我造化，而不是妄信鬼魅惩罚之类的神秘说法。它给每个人以幸福的可能性，受到了老百姓的欢迎，上层阶级也不反对。乃至到了现代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兴起的时候，首先从新政权下解放出来的，就是这种民间的讲唱文艺，其中包括道教文艺[4]。
经卷文艺所反映的民间道教、佛教和儒家思想等，有差异但不矛盾，因为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相反，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这种差异是被允许的，而且是被再生产的，这就是民俗。差异可以面对社会差异的现实；差异也可以激励不同宗教派别的发展，但不妨碍它们的彼此融合。如上面提到的道教观称，世上有上八仙、中八仙和下八仙。上八仙是天神，住在超现实的世界里。善修善行的正果为中八仙，普通人也能做到。下八仙才是地方上的其他佛、道神祇，他们的总管是灶王。灶王是民俗家神，传说是由一个学坏了又改好的农民变的，他所率领的下八仙与普通人已经很接近了，所以在华北道教流行的地方，经常可以发现老百姓念灶王经。根据这种道教观，人类的主宰不仅是天神，还有人自己。民众只要遵守日常民俗的规范，并能养善修仙，就可能成为中八仙和下八仙两界中“选民”。优秀的选民还能感动上八仙，使自己的福祸命缘得到彻底转化。这种“三界推命”说在华北有广大的群众基础。许多老百姓都相信，自己与上八仙和下八仙都有一世缘，过好日子的机会就在眼前。这类经卷讲宗教而不神秘，不主张恐怖的地狱惩罚，态度很乐观，替老百姓鼓劲，它的观念是自成系统的。
华北讲唱经卷的流传形式有流浪性，以口头文本为主，要搜集固定的书面文献不大容易。但这不等于说，要了解民众的宗教观是非常困难的。从民俗上看，经卷的讲唱，是与一定的基层社会组织黏合在一起的，此外，还附会了岁时风俗和民间纪念日的活动等。在宋元以来的当地社会历史中，能体现这三者融合的，是河南省宝丰县的马街书会。
河南省俗称“戏窝”“曲窝”；也是一个华北民间宗教活动的“老窝”[5]。在这种民俗环境中形成的马街书会，成了一个说唱经卷的专门场所。本文拟从马街书会入手，分析在华北民俗社会中民间宗教的传承情况，以及在民俗文化生活中，民间宗教是如何被民众所认识和实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