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宝丰县马街村位于豫西浅山区，距省会郑州143公里，北与金代全真道北七真人之一马丹阳寓居传道处汝州隔河相望，七八十岁的老说书艺人至今还记得这位马“祖师”。
马街村是一个宋代建寨的杂姓大村，以司、刘、孙三姓人口居多。三姓族长在村落事务中轮流坐庄，拍板决策，这个组织叫“三皇社”。据村中碑刻记载，清代咸丰年间，司姓家族的致仕官员司士选任“三皇社”的社首，他曾出面协调书会的活动[6]，又被选为书会的“会首”，从此司姓更负地方声望。书会的名称叫“三皇会”[7]。这是迄今所能见到的马街村自治组织兼管书会的最早记录，据1985年统计，马街村共有1158户，4083人，但每年要接待来自河南省内和河北、陕西、山西、甘肃、湖北、安徽等省的说书艺人和听书者达20万～30万人[8]。马街还有一个传统，就是允许这些远道来客到各家各户随意落脚，从不收费。在村民接待户中，司姓后代的准备最为充分，开销也最为慷慨。主客相敬如宾，热闹的景象久盛不衰。
马街书会的会期是每年农历正月十三至十六，共三天。地点设在村中火神庙外的空地上。书会期间，民间艺人敬神祭祖，认师招徒，吹拉弹唱，结社亮书。书场内外，赛书赶会，万头攒动，群情沸腾。说书艺人中的技艺最高者被评为“书状元”。书状元的“写价”最高。一般艺人也大都能被“写”走。“写”是一种口头合同，由“写书人”和说书人签约，合同里讲定艺人会后要到其他某县、某村说书几天和报酬多少。写书人是被村民自发推举出来的当地懂行的中、老年人，是马街书会传承的重要媒介。从书会开场起，他们就在各个书棚之间转悠听书。被他们选中的说书人，可以代表某乡镇或村落群众的集体认可。签订合同的标志，是写书人拿走说书人的一件道具当作信物，等书会一散，他们就把说书人带回约定的地点继续说唱。从此那里不管是山区、矿区、平原还是市镇，说书人只能前往表演，不准反悔，这是几百年的规矩。当地人又把这一整套过程叫“写灯书”或“写戏”。它把艺人演出的“剧场”从马街书场扩大到千千万万普通的农民家庭，延伸到华北的无数山乡，显示了这种说唱活动在华北民间社会的广泛影响。
马街书会的历史，据马街村火神庙碑刻所记，可追溯至元延祐年间（1314），距今已近700年了。我们经过对地方志和田野资料的分析认为，它的出现，可能与马街村“三皇社”的年首更选、当地正月灯节的（也在农历正月十三至十六）“写灯书”习俗，及纪念全真道祖师的民间集会三者，都有关系。它们大概在历史上合流后，在交通网点上的马街站脚，形成了盛大的书会。但在这三者中，能维系住这个书会的几百年生命力的，主要是以全真道为核心的民间宗教，还有其他佛、道教的混合因素，原因比较复杂。它们的说唱结社民俗组织便是书会“三皇会”——这是书会的深层结构。基层村落组织“三皇社”和“写灯书”的岁时风俗二者，在一般情况下，处于书会结构的表层。根据社会现实的变化，三者也可以调整位置：或者轮番出面，或者一起笼罩书会。它们共同拥有马街，使马街成为“真理化”的社区[9]。
在马街，全真道等民间宗教的稳固地位和现代流传资料，被保存在当地的口头叙事中。首先是马街书会起源的传说。一个传说讲，召集书会，是为了纪念一个叫马德平的祖师，他是马街人，也是全真道龙门派的第二代传人，会唱三弦书，正月十三是他的生日，所以各地的说书艺人每逢此日都要从四面八方赶来为他祝寿。第二个传说讲，老人姓张，名清正，字百泉，人称张公。他与马街火神庙内的豫丰道人结为知音，二人经常弹琴唱和。有一年，他应豫丰道人之约，率各地前来说书的艺人和马街村民战胜了一条黑龙，解除了马街的洪水灾害，功成之后，于正月十三去世，从此人们每年正月十三都要以说书的形式缅怀张公。第三个说法是为了祭祀火神阏伯，传说他帮助大禹治水成功，大禹就把河南这块地方封给了他，让他当火神。当时黄河泛滥，阏伯率众北开龙门、南凿应源（今鲁山一带），镇压了应河（流经马街）里的蛟怪，使人民安居乐业。后来老百姓便在马街的应河边修了阏伯祠敬祀火神，久而久之，这里就被叫成了火神庙[10]。
如果只看文本，这些口头资料能让人兴奋。因为里面出现了一系列民间宗教词汇，如“全真道”“龙门派”“马”祖师、“张公”、豫丰“道人”等。它们都保留了一个共同的信息：即在金元时期大起大落的全真道一息尚存。例如，全真道的创教主王重阳是陕西人，全真道也曾在陕西关中传教，在传说中，便使用了一个陕西地名“龙门”加以暗示，还把王氏创教的名称定为“龙门派”。传说里也讲到了王重阳的大弟子马丹阳，只不过把马的名字给口头文学化了，叫马“德平”。上面说过，他曾滞留在河南宝丰附近的汝州传教行医，现在汝州还有丹阳观的遗址，传说一直称他“马”祖，他的宗教活动已在马街书会的范围内了。至于在“祝寿”日或“死难”日纪念神祇，是宗教聚会的传统时间表；“弹琴”论道，更是道教活动的常见形式。抓住这些传说词语，似乎就能抓住全真道。但从宗教学的角度看，只有口头叙事的资料是不够的。民间叙事的母题和词汇大都是象征性的，这些象征语意是否等同于当地民间宗教传承的行为？当地的唱经人承认自己是全真道吗？如果承认，他们如何辨认全真道？以及他们怎样把这种宗教通过口头叙事的方式从上一代传到下一代？这些都还需要其他实证资料。然而，这些资料，在宗教史上缺乏记录，从我们的调查看，它们在马街书会上是现成的。
（一）流传至今的创教起源说
传唱者活动宝丰、汝州和鲁山县一带。到明清社会以后，那里的全真道活动仍旧比较兴盛[11]。在1998年正月十三的马街书会上，两位中年妇女站在火神庙外，叙述全真道创教“祖师”王重阳的故事。两人说，祖师历尽艰辛，到华北数省传教，但不为统治者所认可，信仰下移民间。在她们的宣唱中，把最高统治者叫作“先皇”或“上皇”，把王重阳祖师又叫作“观音”：
男男女女须谨慎，抬头三尺有神灵。
自从先皇把文论，层层叠叠到于今。
为你凡民遭劫运，观音费了许多心。
……
不听我劝犹小可，反说观音是邪神。
气得观音泪珠滚，枉费救民一片心。
诸神众圣把本奏，上皇倒旨不费轻。
急将劫运来议定，要灭陕甘众苍生。
……
观音游了十三省，惟游陕西放悲声。
上皇把我苦责问，受民香火不化人。
陕西凡民心顽梗，为挽劫运屡淘神。
挽凡不转咽喉哽，气得观音泪淋淋。
……
横顺大路无人走，合我观音石板经。
陕甘二省贼闹尽，十停人死九停人。
凡民活的二道命，几乎人人丧残生。
十磨九难逃出命，饿得人人脱五形。
……
非怪上皇降劫运，这是人人自造成。
凡民急急改性情，凡事各把天良存。
上皇劫运加了等，更比上年重十分。
因为劫运不松劲，看你凡民怎活人[12]。
从这段唱词中，可见当地老百姓一直在传诵全真道的历史。他们辨认全真道有三个要点：一个被叫作“陕西”的宗教发源地，一个被称作“观音”的祖师和一个被统治者说成是“邪神”的人群实体。
（二）说书班社的字辈谱
在马街说书艺人中流传着一种字辈谱，是专供男信徒使用的内部资料。1949年以前，马街书会的说书艺人清一色都是男的。说书艺人通过这个字辈谱，彼此确认是全真道门里的人。这个字辈谱的内容，与前面两个女信徒的故事相接续，说王重阳费尽口舌，说服了山东富豪马丹阳当他的弟子。马氏掌门后，全真道兴盛起来，到元初邱处机时，已成为合法教派。我们刚才在分析马街传说时提到过，说书艺人把王重阳称为“龙门”派，把马丹阳称为龙门派的二世祖。在这个字辈谱里，他们把邱处机称为“龙门”派下面的“高门”派。他们一共把全真道排了100辈：
道德通玄静，南常守太清。
一阳来富本，何教永远明。
至礼忠信诚，崇高嗣发兴。
世景唯荣懋，希徽衍自宁。
未修正仁义，超升云会登。
大妙中黄贵，圣体全用功。
虚空乾坤秀，金木情根逢。
山海龙虎交，连开献宝新。
行端舟书诏，月盈祥光生。
万古续仙号，三界都是亲[13]。
据艺人们说，马街书会吸引众信徒的重要原因，是曾在当地传业的马祖师辈分高。马祖门下的全真道说书弟子又分乾道和坤道，追随者众，内部也很抱团，如字辈谱所说：“虚空乾坤秀”。但也有的艺人自称是邱祖的“高门”派[14]。现在知道，在高门派下，还有一个分支称引喜派，传说引喜原是邱祖的茶童，后来得到邱祖的允许，收徒说书。这一派艺人集中在安徽阜阳一带，至今仍每年到马街书会认祖归宗。
说书艺人还传说，全真道弟子在马街书会以外也广为分布，如山东的刘祖朗言开创了隋山派，河南的谭祖生长真人开创了南无派，山东的郝祖太古真人开创了华山派，山东的王祖玉阳真人开创了昆山派，山东的孙祖清净真人开创了清净派等。各派皆有字辈谱，师徒论辈，归行学艺。
不管怎样，研究者应该很清楚，全真道在后世的传衍达不到百代的程度，字辈谱的功能也肯定不在这个地方。从调查看，说书艺人主要是要依靠字辈谱获取说书业内部的认同，成为全真道的嫡传弟子，然后才能撂地说书。艺人自己把所得到的“字辈”称作“法号”，100代的字辈谱加起来就是一个“法号”系统。它的功能是建构一个准血缘家谱，把流散各地的说书艺人联结成一个道仙世家。连他们的子孙也必须投师学艺，在血缘家族之外，再续一个仙界的准血缘家谱，以争取两界人的资格。有了仙号的艺人谓之“腿长”，在说书业内吃得开。没有仙号的谓之“腿短”，低人一等，如被发现擅自听师傅说书或在外说书，会被同业人带到邱祖庙接受神判，或被当场砸毁弦子永不准从艺说书，招致严厉地惩罚。
现在看，说书业通过严格的字辈谱管理，维持了全真道传承的连续性；全真道依托说书业，也成了一种生存方式。而字辈谱的管理基础是民俗的，对老百姓来说，它好像家常便饭，很容易被接受。入了这个字辈谱，还会被认为列入仙班，在精神上高人一头，说书人对此很看重。所以，在民俗调查中，问起全真道，他们并不讳言。
经调查，对全真道字辈谱的记忆，以马街的“书状元”、当过“三皇会”会首的王树德最为完整。王树德20世纪30年代初，经人指点，到开封拜师说书，师傅郭元福也是开封人。郭收他为徒后，向他传授了字辈谱，并告诉他字辈谱的源头在开封[15]。开封这个地名很重要，它是历史上全真道的第二个发祥地；另外，说书业高人荟萃。应该说，马街书会后来的发展形态早在开封时期已略具大端。王重阳生前就在开封与他的七个高足辞别，魂归道山。七个高足如马丹阳、谭长真等的姓名、字辈，与现在说书艺人的口传几乎一样。在华北，七高足又通常与王重阳、东华帝君、刘海蟾和八仙中的汉钟离、吕洞宾等五位教主合称五祖七真，列“中八仙”，与佛教禅宗的五家七宗相对；后者列“下八仙”。再加上“上八仙”，合为三界仙。这些也都在马街书会的字辈谱中留有印记，字辈谱的末尾就说“万古续仙号，三界都是亲”。
字辈谱在男性艺人中一脉相传，不意味着在宗教活动中排斥女性。与上述两位唱经女农民的经历相似，在马街书会的内外，还活跃着大批的乡村妇女。由她们牵头，男性农民加入，还组成了一些历史悠久的民间组织，如“龙花会”“莲花会”或“玉华会”等。在历史发展中，这些组织已融入了当地的民俗生活中，成了准宗教、真民俗，如大部分信徒不会说书，但是马街书会的虔诚听众，会唱长短不齐的经歌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些组织被统称“古香会”，起会地点在当地的一些宋元寺庙中，如地处宝丰与鲁山县交界的香山寺、马街的广严禅寺和汝州的丹阳观等。火神庙也很多，不止马街一处。当地人崇拜火神，也是特点。围绕着这些寺庙，有“香会”“火神社”一类的小型组织。在马街书会上，说书艺人参加不同层次的寺庙会社群体活动，如他们一到马街，就要先拜广严禅寺和火神庙，会后还有一些人要到香山寺朝拜。这些流传至今的民间组织与早期全真道称作做会的信众团体“金莲会”“玉华会”等相隔漫长的历史岁月而遥相呼应。
但是，直接继承字辈谱的毕竟是男性，在他们中间，从前还有大量的男性盲人，现在也有。他们辗转流徙年复一年地从华北各地赶到马街书会，过去全靠步行，往往要走上一两个月的时间。这些贫苦人一路流浪，一路讲唱，风餐露宿，形同乞丐，历尽千辛万苦，最后结聚为一个庞大的讲唱群体，见面三天后，再流浪远走，可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却不以为苦。这是什么道理呢？据老年艺人解释，这是规矩，还说过去艺人在野外流浪的时间多，带女性不方便。但我认为，这只是一部分答案，因为它没有说出，为什么成千上万的说书人包括盲艺人一定都要流浪到马街来，而且时间固定、地点固定，数百年不变。这除了有组织的群体实践，还能有别的解释吗？而这一男性流浪式的宗教活动方式，正是历史上全真道之所为。王重阳就主张门人四处游走，传道念经；居简陋的茅庵，不慕富贵；先择人为伴，不可先为伴而后择人。在全真道受到官方打击的情况下，盲人云游，隐蔽性更大。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对马街书会有全真道遗传基因的推断，就更有把握，对书会艺人中盲人多的现象，也就不能只归咎于贫疾所致。
（三）书会的祭祖师仪式“望空”
还有一点，能看出马街书会艺人与众不同。他们通常在正月十一、十二日提前赶到马街，在师傅的带领下，举行“望空”仪式。仪式的过程是祭拜祖师，祭奠历代艺人亡灵，同业互拜和认徒规约，然后才能亮书说唱。“望空”的“空”字是道家术语，其他信徒是无法了解“望空”的内幕的。20世纪70年代以后，老师傅相继去世，举行这个仪式的人少了，现已逐渐蜕变为师徒结社的民俗。
上述关于马街书会起源的三种传说，后来衍生出十种异式，说明传说就是传说，可以互文再生，在口头文艺中，能成为精神游戏[16]；但它们所携带的宗教意义却是稳定的，有的还有手抄本和木刻本为证。它们能说明，在宗教活动中，民众过的是另一种严肃的精神生活，不是娱乐。
当然，马街书会的民间宗教“出身”不都是全真道，还有其他的道教成分。例如，在书会传说中提到了一个叫“张公”的祖师，还说他与一个叫“豫丰道人”的人过从过密。从史料记载看，这两人很可能同指一个人——张三丰。张三丰就不是全真道，而是武当派的道教名人。他被扯进马街书会，大概与他曾在香山寺传教有关[17]。反过来说，马街书会的艺人和听众中肯定也有他这一派的信众，否则就不会尊奉张三丰为祖师。不过也可以看出，民间传说是惯用拆分或附会的方法叙事的：传说先把他的名字拆成了“张”和“丰”，再把他与马街书会的马丹阳祖师的名字复合在一起，两人就都成了书会的祖师。
马街书会能兴盛至今，还有佛教的因素，这表现在书会的“写灯书”习俗和火神信仰上。在马街书会的起源传说中，祭祀“阏伯火神”一说，就有佛教成分。在当地，“火”与“灯”又互有联系，凡是信火神的地方大都过隆重的灯节。这种信仰的形式是内佛外道。从表面上看，道教的势力很大，但信众在底下也念佛经。信仰的传播范围，在宝丰马街至周口地区一带，属古陈州和蔡州。据史书记载和近年的田野考察，那里有摩尼教活动的底子[18]。摩尼教崇信的“日”“月”光明，现在在当地历久不衰的灯节活动中依稀可见，因为要燃灯兼诵经，所以嬗变成了“写灯书”的民俗。周口地区的灯节还格外盛大，表示大放光明。灯又分岔灯、岔伞灯、告岁灯和祭坟灯，各路明灯皆有灯经，由“灯心”（唱经的人）率众人在正月庆典或祭祀仪式上演唱，因而不同于普通的“玩灯”[19]。与此相关的是，当地人敬火神，尚红色，手持拴红布条的经棍唱经礼佛，这也是信奉“明王”的旧俗标志。但在当地，这种信仰后来又与灶神信仰混合在一起，由道教徒编成了《灶王经》。《灶王经》开篇唱“灶王爷，本姓陈”，算是对这一带历史上的摩尼教“自报家门”。摩尼教还传布弥勒下世的谶言，在当地已俗化为《弥勒经》，与《灶王经》一道流传[20]。摩尼教的“霄聚夜散”坐庙活动，则在这一带的正月民俗里保留至今，如在马街，说书艺人正月灯节说书，妇女信徒就在广严禅寺或香山寺等处坐庙[21]。如果说，说书艺人的传承以男性为主；那么，这类习俗的民俗承担者主要是女性。
还有一些讲唱经卷反映了明代以后罗教和黄天教的活动痕迹。这类经文在民俗传承中，强调夫妻合作，它们的传播路线在豫北和河北一带。
总的来说，在马街书会的说唱经卷民俗中，道教的活动是主要的，但也不排斥佛教。几百年来，不同派别、不同观点的民间宗教都能在马街共存共生、交叉互渗，有条不紊地开展活动，这个优势，是与当地基层组织的管理分不开的。这个管理组织的构成有三个层次：
第一层是书会组织——“三皇会”。开头提到，它处于书会的中心地位。没有它，华北诸省的说书艺人不会到马街来，马街的宗教朝圣活动不会这样持久，马街村的自治组织也不会一直富有号召力。
第二层是马街村周围的宋元寺庙会社，如火神社、广严寺香会等。它们以书会活动为后盾，吸收宝丰、汝州和鲁山县一带的男女信众参加。平时接受日常性的在家居士诵课活动。书会期间，日夜兼作，迎接各地前来的说书艺人和听众，举行许愿、还愿仪式，自称“做流水席”，是书会香火的长年受益者。
第三层是香山寺及其信众组织。香山寺是华北的一处民俗圣地，被认为是全真道等一些佛、道教派的祖师神灵之所在，朝圣者众。四面八方的人们每年来此过龙花会或玉华会[22]。它是马街书会艺人取得不可动摇的全真道字辈最高地位的历史依据，也培养了马街书会容纳其他民间宗教的开放性格。
在书会活动的实际运作中，这三层组织呈现出套环关系——“三皇会”在最里面，火神社在中间；而香山寺等朝圣组织位于外圈，好像一个巨大的神灵光环，笼罩着马街书会。
马街村民组织“三皇社”主要协调村落内部的家族、农耕、水利、祭祀、纠纷、保安等事物，兼管书会。它与以上三层组织都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彼此构成了交叉关系。
在当地的民俗社会中，管理马街书会，是一种民间的文化权力。按照一般的情况，与政治、经济权力相比，它是弱权力。但在马街不同。由于深厚的宗教基础和数百年的说唱影响，马街书会成了一种民俗权威，管理它的文化权力举足轻重，有时并不亚于政治经济的权力。因此在当地出现了以竞争这种文化权力为荣的现象。马街村的司姓家族出的官员、文人和教师多，文化素质比较高，一直是有力的竞争对手。
在马街书会圈外还有一批说唱经卷的农民。他们居住在陕豫交界的山区地带，因交通不便，不参加马街书会。但他们说唱的经卷与马街艺人如出一源，都以道教为主。不过在民俗称谓上，更明确地自称是唱“八仙戏”；在对道教信徒的身份识别上，更公开地宣称自己是“中八仙”。在他们内部，从来“徒弟管师父不准叫老师，要叫‘八仙’，师父下边的人都是‘八仙弟子’”。在道教观上，他们明白地承认“上八仙”“中八仙”和“下八仙”，有一套“三界说”[23]。他们的演唱地域，也正好处在从陕西王重阳的家乡到王氏传人马丹阳寓居传道的河南汝州之间的必经路线上，这也许不是一种巧合。我们把他们与马街书会的讲唱经卷者归为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