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渠道改造的技术活动
前面提到，四社五村水渠自古至民国时期都是土渠。正是这条土渠让农民拥有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没有私人产权概念的共同历史。1949年至1984年改革开放初，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水土资源国有制和县村集体所有制时期，四社五村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集体收入增加了，便对水渠进行了三次技术改造。
1952年以后，四社五村社首对水渠进行了第一次技术改造，他们采用红泥黏土做材料，重新修修筑水渠的渠底和水槽，将土沟渠改造成为毛渠，减少了沿途渗漏的问题。水渠改造后，仍按历史传统，向洪洞、赵城和霍县的三个地段，分三沟分水和供水。
1972年，四社五村社首第二次进行了水渠改造。他们使用水泥管道铺渠，将毛渠改成了水泥管道渠道，并将使用了几百年的明渠改成了暗渠，这样更有效地解决了水渠渗漏的问题。在水渠提高供水能力后，他们仍按历史传统，修三条水泥管支渠，向三个方向，按水日供水。
1984年，四社五村社首第三次改造水渠，这次他们采用了塑料管道，将水渠的水泥管道改成了塑料管管道。他们还在上游沙窝峪村重修龙王庙，表示了集体恪守历史规约的决心。
四社五村对水渠进行改造结果，从技术层面说，都带有实质性的进步；但从社会管理层面说，仍带有公有性。社首所提出的所有技术改造路线和支出经费都不涉及积累个人财产问题，因而对当地固有的人伦关系和稳定的社会管理都没有产生任何冲突和纠葛。
（二）四社五村的社首管理与政府管理
四社五村社首是将对水渠的技术改造尽量控制在技术层面内的，并不改变晚清以来水渠管理保障生活用水的历史传统。但是，从政府管理的方面讲，他们的经验又是不能简单地扩大到主流农业社会管理模式中去的。其实当地政府注意到四社五村的节水事迹，曾多次下文表扬过他们。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还将这条水渠的管理纳入政府水利部门的资助管理范围，并要求四社五村社首对水渠恢复生产供水。但此举在很短时间内便造成四社五村供水的严重不足，后来停止了。从我们的调查看，四社五村对政府这种大锅饭管理是不无警惕的。他们对内不私占，对外不馈赠。他们与政府不做利益交换，甚至很少向政府要资助，实行了封闭式的节水管理。在计划经济年代，他们不敢正面抵抗，但总在找机会维护历史传统，回到按需水量控制供水量的水渠利用中去运作。他们因此更强调历史传统，而不大结交新的社会关系。我们仔细观察了以上三次修渠的社首工程图，能发现他们留下的观念痕迹。
1952年第一次改造水渠时，四社五村社首并没有惊动官方。他们自己设计技术方案，按自己的文化逻辑运行水渠改造结构，要点有三：第一，在沙窝峪村龙王庙的地势制高点，修建水渠的蓄水池，增加水渠搜集霍山植被水的能力，巩固这里的供水渠首的位置；第二，按传统水日分配和自下而上的顺序，按需水量供水，并根据这个原则修三条分渠；第三，每年春季在龙王庙举行清明会仪式后分水，行使社首权，因此社首仍把这次工程仍称作“历史工程”。1958年“大跃进”时期，上级政府按统一计划，曾给四社五村拨款，在上游孔涧村修了一座小水库，用以扩大上游村的供水量，增加生产供水的可能性，但四社五村始终未启用这个水库。我们来到这座水库时，只见水库里长满了杂草，根本没有水。1972年四社五村改造水渠时，正值“**”期间，政府实行“山河归公”的政策，把这条水渠正式纳入政府水源，强行扩大流经范围，增加了三个用水村。政府还要求四社五村提供灌溉用水，终让四社五村水渠大伤元气，从此水量明显地减少，再也没有复原过。“**”后，这条“革命”水渠被泥石流彻底冲毁，四社五村社首认为，这是因为“革命”水渠的流经路线违反了地理地势，被冲垮了，这是“报应”。1984年四社五村修渠，赶上了解放思想的好时代。这时政府鼓励恢复有利于水资源保护的历史传统，四社五村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修渠。他们做到了三点：①将四社五村水渠管理的历史建筑和民间文献进行系统整理和妥善保存，包括重抄水册；②恢复三渠分水的传统技术路线和水日管理；③在水渠水量锐减的情况下，将上游村的分水亭下移至靠近中游村的义旺村地段，这样既对上游村的用水加强了限制，也能进一步保障中下游村用水。经义旺村的社首的努力，这次修渠还得到了临汾地区水利局的部分资助，于是社首在修渠工程的材料和工程规格上都超过了以往两次。我们在调查中看到，四社五村社首这次虽然利用了社会关系，但他们办事很有分寸，总是要做到对整个缺水山区都有利，要保持农民与水渠的亲密关系。
（三）抵制土地承包和市场经济对水渠管理传统的冲击
20世纪80年代以后，四社五村顺应政府改革的方向，实行了家庭土地承包责任制，但土地承包又引起了生产用水的老问题，对此四社五村社首的态度相当冷静，坚决不开此口。当地农民也已适应几百年不灌溉农业的习惯，服从社首的管理。社首们在因地制宜的条件下，带领农民走脱贫致富之路，做出了两个选择，一是利用山区条件发展果树种植业；二是提倡基本不增加用水的个体运输业，这两条措施都在“清明会”上获得了通过，各村很快响应。
但是，引进市场机制，就引进了商品利润的冲击和金钱的刺激，四社五村稳固的水渠管理规矩又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冲击。有人大胆利用四社五村社首对井水权放开管理的机会钻空子，扩大了钱水交易，这对社首们来说，无异于拉响了警报器。此外，果树经济增加了农药用水，畜力运输增加了牲畜饮水，省道高速公路通过四社五村招来了旅游团用水，这三者都成了水渠的大包袱，社首们几乎要被卡住水脖子。而这次四社五村身陷困境的更大难题，还不是来自于社首们维护历史传统的能力，也不是来自于上层政府的政治压力，而是整个国家进入市场经济导向下的农民个体财富合理化时代变迁，这就使水渠的集体消费用水和公平福利用水制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拷问。这里潜存着一个“蝴蝶效应”，即农民接受市场经济规则和个人财富观念，可能构成对四社五村水渠管理传统的最大威胁，可能会瓦解农民的公平观念和对低水平集体福利的依赖。那么，这个农民自治水利组织还能存在多久？这条封闭管理的水渠还能支配当地农业社会吗？这些都是我们关心的问题。
然而，四社五村就是四社五村，在几年的调查中，我们看到了社首维护的历史传统和实行创新管理的强大力量。我们所到之处，由于农民形成了与旱灾共存的社会认同，由于形成了循环利用生活用水的群体节水习惯，由于社会公平公正带给了农民长期的安全感和归属意识，总之由于这些观念的牢固扎根，所以四社五村的农民和社首能够一起共度风浪。
表9 四社五村在人畜饮水以外是否发生生产用水现象调查表[7]
改革开放后，四社五村利用果树经济和脚力运输获利打井，缓解了水渠的负担。但井水主要用于经济作物和牲畜饮水，不用于人口饮水。四社五村农民已习惯于饮用渠水，不喝井水。在基本解决人畜饮水问题的水权村，以井水为生产用水，用来浇灌果树和自留地。下游仇池村，井水较为充足，已不再使用水渠。他们使用自己开发的泉水水源和井水水源，种植了灌溉农作物，但数量不多。“老大”社首住在桥西村，他威望高，号召力大，坚持保留参与四社五村水渠管理的权力，要求本村和其他四社五村都要树立防灾意识，不论用与不用水渠的水，都要爱护水渠，以防旱灾袭击。在他的带领下，仇池村和其他村社有了井水也很少灌溉土地。他们跟老社首一条心，留着渠水防灾自救。下面的表10显示，桥东村的井水浇地量超过桥西的60%，村长正是老社首的儿子。老社首批评他和班子管理不善。我们很快发现，四社五村一度紧张的井水权，悄然之间，又被收归水渠管理权之下。
在表9中，水权村义旺村的所谓浇地，主要是用井水给果树打药。义旺村种植果树的面积占全村土地面积一半以上，发生了果树与生活饮水争水的弊病，社首发现了这个问题，采取了减种果树、坚决节水的新措施。
洪洞县的北川草洼是仇池村的附属村，冒出了5%的浇地户，这几户农民要通过种菜挣钱，种菜就要多用水。仇池村不久将井水定为高价水，这对用井水种菜的农户是致命的限制。
表9中的南沙窝村农民自拥渠首丰沛的水源却很少浇地，这是因为他们是四社五村节水大家庭的儿女。在他们的头脑中，节水与否已成为衡量人伦关系的杠杆，不容破坏。
表10 四社五村已发生生产用水的项目和农民的解释调查表
我们对四社五村近年发生的生产用水的调查，证实了社首的致富改革遇到了局部范围内的挑战。他们对经济作物用水缺乏经验，因而没有做出预测。北川草洼村几户农民的选择也说明，对水权开放的渴望与村庄用水的地位成正比，越是没有水权的附属村就越想冒险，但是多用水的倾向露头后，又会被四社五村的强大节水舆论所掐灭，再来看表11。
表11 四社五村未发生生产用水的农民解释调查表
从对表11的调查看，四社五村水渠全线至今禁止生产用水，其观念传承的渠道有三：一是已形成无灌溉社区空间，农民已不把灌溉农业看成是生产逻辑和生活背景，他们在精神上与水渠签订了神圣的契约，凡是在这个文化圈里长大的人，便不再打破它；二是节水教育日常化；三是有旱作区防灾意识。
表12 四社五村减种经济作物调查表
四社五村社首在引进经济作物发生争水问题后所采取的态度有两层，一层是响应政府市场经济改革号召，搞活农村经济；另一层是任何改革都不能与当地饮水争水。他们是扛着传统走进现实的一个坚强的群体。
桥西村是一个例外，据地质勘测，村下有小泉水群，村民打井抽上来的是泉水。桥西村根据老社首的要求厉行节水，迄今并未发现水位下降的迹象。所以改村目前尚能使用井水浇灌经济作物。